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
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魏氏刘，知关雎为讽谕，又以河洲非属岐周，正可为关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证，而犹必以文王太姒为说，故仍不得其解，窃尝以意解之，关雎一诗，实为陈古刺今，乐而不淫，属陈古言，韩诗外传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刺今言，班固离骚序，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分，愍王道之将崩，哀即哀历道，愍王道之义，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班氏于哀而不伤中加周道二字，义极明晰，乐而不淫，关雎诗之义也，可见人君远色之正，哀而不伤，作关雎诗之义也，可见大臣讽之深，二义本不相蒙，后人并为一谈，又必专属文王太姒而言，以致处处窒碍，谓君子求淑女，则必以为文王求太姒，夫国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侧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结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忧在进贤，则已有后妃求贤女之意，郑笺遂以为后妃寤寐求贤女，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囗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囗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囗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
范处义逸斋诗补传曰，关雎咏太姒之德，为文王风化之始，而韩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蔚宗并祖其说，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毕公为康王大臣，册命尊为父师，尽规固其职也，而张超蔡邕皆汉儒，多见古书，必有所据，然则关雎虽作于康王之时，乃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故孔子定为一经之首，锡瑞案宋以后说关雎者，惟范氏此说极通，可谓千古特识，盖作诗以陈古刺今者毕公，删诗而定为经首者孔子，在毕公视之为刺诗，在孔子视之为正诗，如此解乃无疑于刺诗之不可为正诗矣，惟范氏于张蔡二说，尚未能定，王应麟困学纪闻，亦以为未详所出，张超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青衣赋见蔡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是以关雎为毕公作，当属张而不属蔡矣，又诗篇曰论曰，司马迁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亦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且鹿鸣文武治内之政，先圣孔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不应以刺诗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说，其殆关雎之类，虽作于文王之后，实则文王之事也，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则非刺明矣，案关雎鹿鸣，同一刺诗，并见史记，皆作于文王之后，而追咏文王之事，故虽是刺诗，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孔子读关雎，何尝不以为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乎，关雎刺诗，可冠经首，鹿鸣刺诗，何独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于关雎而昧于鹿鸣，所见未谛，盖逸斋补传，专宗毛郑，故虽称引古义，而仍不能释然于传笺也，薛士龙答何商霖书曰，来教谓诗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将以为据，鲁诗所道可尽信哉，求诗名于礼经，非后世之作也，又安知关雎作刺之说，非赋其诗者乎，困学纪闻曰，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诗作讽也，原注，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案此皆调停之说也，不欲违背古义，又不能屏除俗说，乃谓周初本有关雎鹿鸣之诗，后人陈古以为讽刺，据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则以关雎为毕公作，谓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汉人所引三家诗义，则实不然，史记两言关雎作，法言云，关雎作乎上，论衡云，周衰而诗作，杨赐云，关雎见几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关雎若本有是诗，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饫闻，毕公虽欲讽，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毕公之关雎也，薛以礼经为疑，不知礼经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经皆孔子所定，则于诸经皆豁然无疑矣，欧阳修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朱子以仪礼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礼经亦孔子所定。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
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