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自然知道这是献忠心的好机会，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联名上书，居然大胆地反驳曹丕的理论根据：“石户、北人，只是匹夫的狂狷，行为不符道理，在历史上也少见，所以司马迁就不以为然，实在不是圣贤所应该仰慕的。况且虞舜不拒绝尧的禅让，夏禹也没有发表过辞位的言论，说明圣人都知道天命不能违背，历数不可推辞。”他们表示将不顾曹丕的反对，“昧死以请”，并照样“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大有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意思。带头的刘若还是汉朝宗室，由他出面劝进更显得大公无私，也证明天命的确不可违背。曹丕的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以往柏成子高为了不接受大禹的任命而避往荒野，颜阖为了退回鲁侯的馈赠而隐居不出，为什么他们俩会将王侯的器重不当一回事呢？是因为有高尚的气节。所以烈士追求荣誉，义夫重视气节，即使只能过贫穷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孔子向王骀学习，子产尊重申徒，就是这一缘故。诸位都是我的肱股心腹，照理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来，看来你们追求的是物质，而我向往的是精神，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赶快起草奏章退还玺绶，别再搞新花样了。”
这120位大臣却理直气壮地再次上书，指责曹丕的做法是“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上对不起上天的关怀和信任，中忘了圣人应该通达的教导，下影响了臣民翘首企盼的热情。他们认为侍奉君主首先得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就可以与皇帝对着干，决心不理会曹丕的命令而“以死请”。曹丕却要把文章做足，推辞的话说得更加恳切：“现在百姓中还有人没有吃饱在挨饿，还有人穿不暖在受冻，鳏夫讨不到老婆，寡妇嫁不了好男人；孙权、刘备尚未消灭，不是唱凯歌的时候，而应该秣马厉兵；对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士民不得安宁”；“诸位为什么不能让我殚精竭虑，顺天时，合人和，把这些事情都办好，让应有的祥瑞都能出现，那时再议论此事不是更好吗？何必如此相逼，出我的丑呢？”
大臣们知道这场戏还得演下去，于是侍中刘虞等上奏，表示由于“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立即准备奏章，派遣使者回复汉献帝。曹丕唯恐大家不理解他的苦心，又下令道：“泰伯曾三次以天下让给他人，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孔子叹为最高的德行。我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
古代征战十月十八日，曹丕上书献帝，表示奉玺书后“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说自己“无德以称”，并派毛宗送还玺绶。第二天，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从天文分野和岁星的位置论证，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受命完全相同，今年正是时候。而曹氏的始祖是颛顼，与舜是同一祖先，十月份受禅与颛顼受命相符，取代汉朝是以土德代火德，又与舜代尧一致。他们警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劝曹丕不要“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而要“以时即位”。其实曹丕正在筹划下一轮的表演，只是答道：“我已经上书辞让，希望得到皇帝批准，也要让全国都知道。”
二十日，献帝下了第二道禅位诏书。尚书令桓阶等又“敢以死请”（上一次遭到曹丕拒绝后居然并没有死），请求立即“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曹丕的答复是：“那么急干什么？我希望辞让三次，如果还得不到批准就再说。”所以在二十二日第二次上书献帝，奉还玺绶。刘廙等上奏相劝，说这几天“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证明“天道悦怿，民心欣戴”。况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斯须无统”，“臣等敢不重以死请”（注意，加了一个重字）！曹丕在拒绝的同时表示：“此岂是小事一桩？公卿们还没有都表态呢！应该在坚决辞让之后再商议实行的办法，”
二十四日，献帝下第三道诏书，并命令使者张音不许再将玺绶取回。在曹丕的导演下，满朝公卿都表态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等46人联名上书劝进。曹丕答复道：“就德行而言我是不够的，就形势而言敌人也没有消灭。要是能在你们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魏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说天降祥瑞和百姓拥戴，那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下的成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敢从命。”二十六日，曹丕上书献帝，作第三次辞让，请求献帝召回张音。
大臣们都知道曹丕的“三让”已结束，劝进的热情自然更高，华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易经》称圣人奉天时，《论语》说君子畏天命，正因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禅让。尧知道自己天命已尽，不得不禅位于舜；舜了解自己应了历数，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禅位，是奉天时；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汉朝虽然已经没落，还能奉天命，效法尧禅让帝位；陛下处在大魏受命之初，却不像虞舜、夏禹那样通达，反而学延陵这般退让，真是顾了小节，损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连国内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要是死者有灵，舜必定会在苍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会在会稽山阴的葬地郁郁不快，武王（曹操）必定会在高陵的地宫中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死相请。”在歌颂了曹氏的功德，列举了数不清的祥瑞后，又道：“古人说：‘要没有大禹，我们早就给洪水淹死了。’要是没有大魏，我们这些人早已变成白骨横在荒野了。”魏国的功德和瑞应真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百姓的命运托付给魏国，民心向着魏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千世难得、万年难逢的机会，需要的是通达远见，完全用不到顾忌小节。以前没有及时顺应天命，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已经在布置坛场，筹备礼仪，选择吉日，将要昭告上帝，祭祀众神，然后在朝堂召集百官，讨论改年号、正朔、服色等事项后上奏。”至此，曹丕答复：“我原来只想像舜那样终身吃粗粮，过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尧的禅位，穿上他赐的衣服，娶了他两个女儿，也是顺天命的表现。公卿臣民一定要说‘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二十八日，献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了禅位册文。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选定的吉日，可登坛受命。曹丕批了一个“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筑在繁阳亭的受禅坛，参加仪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了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从黄龙出现在谯县算起，已有七个月时间。但从李伏上书算起，这场密锣急鼓的戏只演了二十余天，“汉魏故事”就圆满闭幕了。曹丕踌躇满志之余，肯定不会想到，仅在45年以后，他的侄孙曹奂就充当了汉献帝的角色，如“汉魏故事”，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
明明是一场假戏，却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来未免滑稽可笑，但在当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则曹丕与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汉魏故事”也不会在七百多年间反复上演了。再说，曹氏代汉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最终能顺利完成，还得归功于这场戏的导演和演员。
曹操早已大权在握，汉献帝只是他任意摆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将三个女儿给献帝当贵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杀了皇后伏氏。曹操派华歆带兵入宫，伏氏关了门躲在壁橱中，还是给抓了出来。披发赤脚的伏氏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你不能救我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两个月后，三位曹贵人之一被立为皇后，献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废掉或杀掉献帝是再容易不过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无非是刘备、孙权的存在和舆论的压力。曹操死前两个月，孙权向曹操称臣，并劝他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陈群等也劝他及时“正大位”时，他明确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军事、政治观察力，他自然知道儿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灭刘、孙，只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时舆论上会对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汉朝。司马光在评论曹操时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资治通鉴》卷68）虽不尽然，但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