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的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争夺，就报告太后说：“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每天超过1000人，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让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要求广泛选取，公卿争辩说不应该选其他女子以影响正统。王莽表示，即使如此，也该先考察一下他的女儿。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报告：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2万斤、钱2万万。王莽只愿接受4000万钱，而将其中3300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11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2300万，合起来共3000万，王莽又将其中1000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大司徒的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极力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太后交群臣讨论，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再次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的事情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便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为了了解各地民情，王莽派陈直等八人分路采访。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3700万，满l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推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1000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令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典章，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5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象刑（违犯了的人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似乎上古的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了。
当年底，14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滕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5位诸侯王、48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第二年改元居摄，刘婴立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固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时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古代瓷器，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着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及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还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接着又根据金匮的指示封官，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成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四辅”之一。王盛、王兴谁也不认识，公开招寻后各有十几人来报到。于是根据问卜的结果挑了两位相貌符合的，一位王兴是前城门管理员，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位是卖饼的王盛，封为前将军、崇新公，位居“四将”。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应该承认，王莽取得了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包括《汉书·王莽传》在内，都是在王莽被作为乱臣贼子、被“篡夺”的汉朝恢复后的官方史料，在这些史料中，王莽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史料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都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
且不说旧时代站在正统立场对王莽的批评，就是近年来的论著大多也将王莽作为以虚伪手段篡夺政权的典型，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宣帝的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临终前，他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了朝廷机要。果然，在史高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时，就与弘、石勾结，唆使元帝逼萧望之自杀，周堪等也受排斥。从此，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官员如京房等被杀。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10人封侯，5人任大司马，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首都特区长官）王章建议成帝罢大司马王凤，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威胁。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太后为泄私愤诬陷中山王冯太后，害死冯氏数十人。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立即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拒不自杀，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朝廷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王莽在一道诏书中曾描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兼吞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强烈的贫富反差，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下诏，为了顺应谶语的指示，这一年改称太初元将元年，自己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到八月就下诏取消了这些改变，还杀了提建议的贺良。所谓谶语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实际表明连最高统治者也已失去信心，只能用改元和采用不伦不类的称谓来实现“再受命”。建平四年，关东民间盛传西王母“行筹”（拿了治理国家的筹策巡游天下），一路闹到关中长安。百姓聚集起来祭祠西王母，或者在半夜点着火把爬上屋顶，击鼓狂呼。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王莽前期的作为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不能说是伪装或欺骗手段，因为至少他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括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外戚、前大司马、侯爵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么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就是被他干掉了的叔伯、堂兄弟，本身也都不是好货。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乱世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至少比一帮贪官污吏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