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杀人，虽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倒也是清帝的“专利”，尤以雍、乾父子为最。雍正初年对读书人的打击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强烈义愤。于是，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不愿做官，在广大民众中制造反清舆论，挑起清军入关以来的反抗情绪，曾静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之一。
曾静是湖南的一名秀才，他不愿再参加科举而在乡村教书，人称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学生中不断揭露清军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并在群众中散布反清言论、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的《知新录》、《知几录》两书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少见的暴君。阐述“华夷之分”理论，让大家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他深刻揭露满汉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最终，发展到举义造反的行动。
曾静根据社会上的较为广泛的舆论，认为岳钟琪是可以策动反清的领袖，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他给岳钟琪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策动其举义。
岳钟琪对清廷可谓忠心不二，压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谋略智慧绝非一般人可及。当曾静向他投书时，他想的是如何应对处理才能既不让雍正因此怀疑他，又能把谋反者一网打尽。岳钟琪通过诡计骗取了张熙的信任，获得了有关实情后，随即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被骗说出了内中情节，曾静无法再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吕的弟子严鸿达、严鸥达等人的联系。由于案情重大，牵连数省，湖南一方无从审理，于是将此案调入北京，由雍正亲自指挥刑部审案。
曾静案查来查去，查出来的都是陈年旧账。雍正只得宣布说，曾静怀着不臣之心，听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奴才们散布的谎言，便借以搬弄，蛊惑人心，诬蔑圣上。接着再查就到了吕留良案。曾静对吕留良十分钦佩，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无皇帝之命罢了。认为吕氏学说的中心旨在“华夷之辨”，其研究、宣传华夷之别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终于未得机会。吕留良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后不再猎取功名，而是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名气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坚决不就，以后又多次推举其出仕，都被他严词拒绝，后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响和他的弟子们却还存留在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读他的书，传播他的思想，做吕氏的徒子徒孙，沿海大埠、穷乡僻壤，有志之士无不风闻而趋。人们崇拜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尤在于他反对清朝的骨气和思想。他的思想中“华夷之别”非常坚固。他认为清朝政府夺了华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让人们坚持汉民族立场，绝不可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之中，也从未承认过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严鸿逵等可不是一杀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清除其影响。于是，他把吕、曾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之别”论。最后，雍正颇费了一番思考，决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将康熙崩逝以来种种流言诽谤作一次总的清算，并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让读书士子和乡间小民共知之。因为他最伤心之处是“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他说看了曾静的《新知录》“惊讶落泪”，是天下有人对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机缘“洗刷冤情”。
《大义觉迷录》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维持独裁统治的一大要诀是神秘莫测，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此”，可谓得其三昧。对待政治谣言，最高明的办法是不张扬其事，日久自会烟消云散。否则，难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扬扬，天下尽人皆知，还会被人指为欲盖弥彰，愈抹愈黑。雍正则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关大臣请诛曾静、张熙。雍正则以二人僻处乡壤，偶为流言所惑，并非“造谣”之人为由，特宽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释放，并云：“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的同时，许诺以后皇帝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因此事加罪他们。雍正在上谕中还表扬曾、张二人，说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不是曾静投书，造谣诬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后，雍正命地方大员领曾静到苏浙各地宣讲；把张熙带到湖南、陕西各地宣讲。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等各种功德；宣传世人说雍正的坏话，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们的恶意攻击；宣传自己为流言所惑，看错了英明君主，表示忏悔等。一时间竟闹得朝廷内外、全国上下无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状，真可谓适得其反。
而在吕留良案子的处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虽也是把官员们的批判文章辑录成书，刊刻颁发给世人。同时让各省学官广泛征求文人们对吕留良案中人的处置意见，做好处罚名士、文人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对案犯作出处理：把吕留良、严鸿逵、吕葆中（吕留良之子）斩首戮尸示众，另一子吕毅中及严鸿逵弟子沈在宽处决。吕、严两家其余人等一律流放边陲给旗人为奴。其他有牵连的，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皆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曾案的处理是大出寻常的“出奇料理”，他对自己的如此处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来对他极为不利的宣传，他敢于拿在公众中敞开讨论，又能让犯罪者自己出来做反面教员，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出乎常人思维的做法，使当时的一些大臣为之瞠舌，真可谓第一大奇事。
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
年羹尧、隆科多在康熙朝时已经是重臣，他们在胤禛继承大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雍正帝起初也对他们是委以重位，信任有加。然而，是他们忘乎所以放纵自己，还是雍正在谋位后灭口，使他们先后被害，成为了几百年来的不解之谜。
年羹尧、隆科多为何被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雍正皇帝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手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等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692）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善辞令，办事能力亦极强。中进士之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外戚贵族中少有的从科举入仕而飞黄腾达的出类拔萃人物。雍正帝即位后，被视为外戚藩邸近人，议叙平定准噶尔阿喇布坦侵掠西藏之乱有功，封他为三等公，世袭罔替，加太保衔。雍正元年（1723）六月，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迫众背叛，八月，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叛，十月叙功，晋他为二等公；雍正二年（1724）三月，青海叛乱全部平定，又晋年为一等公。同年十月，帝召年进京觐见，赐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誉及金币，奖励其用兵之功。在雍正争夺皇位时，年羹尧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雍正甚至说出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话。
但是，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以前，具体说也就是七月中旬平定青海叛乱以前。之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的如此之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这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借故杀知情者。不仅是稗官野史，连一向严谨的史学家、学者孟森等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年羹尧等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年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的理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佐的奖励。雍正即位时，他还在川平乱，并未参与，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引起公愤，也为雍正所不容，故被杀。雍正接他见时，他在御前箕踞，无人臣礼。年羹尧还结党营私，其门下趋附奔走者有如蜂蚁。雍正六年（1726）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之职，调其赴浙江任杭州将军。至同年九月尽革其一切职衔。同年底，议政大臣、刑部衙门上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君之罪九、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雍正痛心疾首地说年羹尧所犯之罪：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驭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尔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宽宥，则何彰国家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遂令其自裁。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欲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卜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忍受，所以难逃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隆科多，雍正帝尊为国舅，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第三子，顺治孝康章皇后之内侄，康熙孝静仁皇后之弟。隆科多在康熙朝从一等侍卫升为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由于他是康熙的内弟，两人相处最为亲密。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时，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时，隆科多正侍奉在御榻前，是他拨开诸皇子拼命争夺皇位的迷雾，传授遗诏于胤禛，又是他以提督九门戍卫京师之军力保卫雍正平稳顺利承袭大统。由此殊功他荣膺雍正朝初期辅政大臣之一，袭父爵一等公。此后又任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仍兼步军统领和理藩院尚书等职，深得雍正帝的信赖与倚重，又充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等书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赏赐国舅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髻等只有亲王、郡王才得以享用的赐品。隆科多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显赫人物。雍正帝曾一度称赞他谓：“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但是，隆科多不久即失宠，有人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雍正的篡位，故而被杀人灭口；也有说是因为他后期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所致。隆科多屡屡升迁后，依仗是雍正帝舅父，为官后期揽权纳贿，擅作威福并愈演愈烈。雍正帝对其一面训诫，一面予以降调。雍正三年（1725）七月，因其庇护年羹尧而削其太保衔。雍正四年（1726）正月，因隆科多索取揆叙家人古玩等物及白银十四万两，又收取赵世显、满保、张其仁等人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而革去吏部尚书职。翌年春更胆大包天在宅中私藏玉牒，而被革去世袭一等公爵位。隆科多肆行不法，居功自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自比为诸葛亮白帝城受命，把胤禛喻为阿斗。数事并举，终于惹恼了皇帝，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五，帝令将其逮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公布其重罪四十一款：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
总之，隆科多与雍正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丛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雍正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傲，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至无定论，使之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允禩、允禟被诛
雍正帝登位后，对一向结党谋位、桀骜不驯的允禩、允禟等采取迷惑麻痹政策，减少自己的统治离心力。是允禩、允禟等不受迷惑，还是铲除他们本是雍正的已定方针？这是雍正朝的又一谜案。
雍正一上台，就任允禩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也是新君的亲信。有人认为雍正帝任用政敌，是他的一个战略决策。允禩及其追随者纷纷被加官晋爵，一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允禩晋王爵，其妻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却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哩！允禩也对朝中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不知道哪天会诛杀我的！他们这些当初的储位斗争的当事人都明白，雍正帝是不会放过他过去的政敌的，现在的荣宠是靠不住的、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对雍正的这种拉拢性的临时政策看得很清楚。
果然，雍正不久就对允禟等人加以了整治。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其用违禁做买卖，被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禟的太监也被发往云南边疆当蕾役以及给人为奴。为允禟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雍正也以其仗势作恶、家产过于富裕而加以逮捕监禁。雍正对允禟本人也没有放过，以前线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前线。允禟故意拖延，雍正即强迫命令他加快速度。允禟到青海后，年羹尧将城内居民全部迁出，加派官兵监视，实际上是将他监禁起来。允禟派人到河州买草料，宗人府也参奏他违抗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