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三人团的组织架构是这样的：我是“司令”，戈宝林比我小一岁是“政委”。肖婵荣说压寨夫人不算个名分，既然已经入伍也想要个官当。我们问她想当什么？她那点文化说不上个官名来，只是不讲理地倚老卖老说：“反正比你们两个的都还得大点儿。”我说那好，就叫你“大点儿”吧。我这么一明确，戈宝林跳脚说不行。因为他妈他姨五姐妹都是按照“大点儿”、“二点儿”、“三点儿”的排序起得乳名。“甭他妈弄得我整天都像是管你俩叫姨妈、姨夫似的！”
其实让戈宝林当“政委”他也小有怨言，说“司令”本来应该由他当。我说为什么？他说论起来其实还只有他和郎中阳算得上是至亲。我说我之所以能到这里来上班，是因为经过了我爷爷我爹和我三代人的努力；而你小子呢？是你老姨一脱裤子就轻而易举地成就了。他说：“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告我姨夫去。”我搂着他的肩膀说：“好兄弟，哥给你买冰棍去。”他说：“哥，我听你的。”
官位头衔不好排定，谁干什么谁管什么总得大体上有个分工吧。戈宝林有事没事都爱舞弄那把小锤，刚一来上班就喜欢往车架梁上叮叮叮地砸钢印。肖婵荣姥爷辈上因发大水逃离原籍农村，迫不得已流落此地生而为人，但骨子里确实还有不少江南基因水乡风韵。最早慧眼识珠的是我，因为那种白皙清秀骨肉停匀，确实是破衣烂衫不能完全掩盖的。所以我才一见倾心，想方设法扶困济贫。前几年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她也无心装模作样，如今时不时地都要扭动腰身嗲声嗲气地来上一句：“阿拉是上海人”。她这么一卖弄，戈宝林就说你过来我瞅瞅，肖婵荣笑而不前，戈宝林噹啷扔掉手中的小锤，愤愤地说：“净他妈扰乱军心民心，活儿都没法干。”论说将这么个尤物安放在办公桌后做个文员，收款、填发车证之外再不经意地露点娇羞放点电，我敢说大马路上的无证自行车都能吸引过来争着补办。根本不用再去路上查，可美中不足的是她不大会写字，她说她能写能认的几个字不是学校老师教的是村干部教的。因为村干部一年数次给她们家送公粮、提留、集资款征收通知单，知道她家从老辈上就没谁上过学，所以分外仔细地教给她认，教给他念，教给她“千万别忘了”。怕她记不住认不全误了交粮交款，又把这几个字顺手写在通知单上。她然后再把“千万别忘了”的内容依样画葫芦地用根破筷子画在乌黑的土墙上，以便明示给老迈无能的爹娘。几年下来居然也就有了点文化，所以她现在走到哪里都不承认自己是文盲。可就这点文化你还不能不让她当文员，真是够伤脑筋的。我让刻章治印的师傅刻制了几个长短不一的横排章，凡是填写内容千篇一律的都用它们往上盖。这样一来确实简便了不少，可姓名，性别及车证编号之类的却非要手写不行，我说：“你这可得学点真功夫了。”于是就教给她先认百家姓，可教了几天都是前边教了后边就忘，她说她跟着村干部学写学认习惯了，别人教得记不住。真是依靠当地政府依靠到家了。我又给她出主意说：“你把该盖章的地方都盖好，然后姓名什么的让领证人自己填，就说省得一遍一遍地提问了。”这一招果然又有面子又受欢迎。那些凡能识几个字的臭男人，都巴不能地就着美女的鼻息显露显露。一个个极尽所能地将自己的大名挥洒的龙飞凤舞。但有一天，还是有个老男人叫唤起来。我过去一看，原来是肖婵荣递给他的车证上，该盖章的地方没有盖，不该盖章的地方倒盖上了，害的人家的姓名没地方写。你说肖婵荣这到底是啥脑子，老辈人在江南水乡真算是白活了。她到后来索性连章也懒得再盖了，收了钱，扔给个车本，说自己填去吧，然后笑一笑。人家问：“收据呢？”她嗤啦撕下一张递过去，还问够不够。人家接过去一看就是那种白纸印刷的定额发票，狐狐疑疑地问：“就这？”肖婵荣说：“就这！你还真打算找人报销吗？”
戈宝林刚一往车架梁上打钢印时也闹过不少笑话。他的主要工具是一把小锤，一堆三寸长短的钢錾子。每个錾子头上都有个凸起的数字码，车架梁上的所谓钢印，就是用这一个一个打上去的。要说戈宝林连十个数字码都不认得是有点冤枉他，但他确实是只认识正写的不认识反写的。他刚一拿起个錾子把划着看时就犯嘀咕，说这个“ε”字怎么这么别扭呢。好在戈宝林这人有时犯糊涂却不犯傻。第一次试活儿时人家把自行车推到他跟前，他先把一堆钢錾子都亮出来问人家认不认得，人家说认得。他说你把你该用的号码都挑出来吧，我来教给你怎样打，学会之后也就能混饭吃了。这么一说一笑，人家自己打了自己的钢印号，还传说派出所的那个小孩儿挺幽默。有了这么个两全其美的合作方式，戈宝林此后除了老幼妇孺之外他差不多都不亲自动手了，每天开张之后他都是把盛工具的铁盒往那一放，随便挑随便捡地自个儿打去吧。偶尔来个绝色美女戈宝林也想凑上去献献殷勤，说人家的姿势不对要手把手地教。可他一出手人家就把手缩回去了，只把工具留给他。闹得他哭笑不得地说：“比我还狡猾。”
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最终还是闹出了个不小的笑话。那天一位中年男子骑车去县城，刚一上公路就被我们查住了。缴了罚款后，勒令他去补办牌照。那男人想想此去县城还有关卡无数，干脆补办就补办吧，早剃头早利索。于是他又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交了一应钱款后，肖婵荣给了他一个车本一个车牌一个年度验条。戈宝林给了他一把小锤，一堆钢錾子。好在这中年男人算是个什么都是一看就会的“全活儿”，不大一会儿，连写带划，叮叮当当，就什么都弄好了。临出门时还客客气气地说了声“谢谢”。可他骑进临乡的地界就又被查住了，还要让他交罚款。他立刻惊叫道：“我这刚补办的牌照啥都是全新的！”人家让他睁开眼看看：车本、车牌上的后四位数字都是“4597”，可他车架梁上的钢印号打的却是“4567”，也就是说属于“三证不符”。他只好又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戈宝林。戈宝林午睡正酣，被人拍门喊醒当然不高兴，迷瞪着两眼问：“那钢印是不是你打的？”那人点头说“是”。戈宝林说：“你自己打错了来找我干什么。”说完又要关门睡。那人真是又急又气又不敢发作，蹲在大太阳底下长吁短叹地直说：“这算是啥世道？”原来，戈宝林那堆錾子里有一个是可以两用的，那就是“6”和“9”，只是要把大头朝上朝下放正确了。也许那人匆忙之间不及细看，所以才弄出了这么个有理说不清的过错。我问戈宝林这事怎么解决，戈宝林说打上去的钢印不能改，一改就让人怀疑是偷的。不能改那人就唔唔地哭。肖婵荣也被吵醒了，起身劝说道：“他爷爷，大太阳底下怪热的，对面过马路有个卖凉茶的，你要不先去那里凉快凉快吧”。那人一听不是好话，起身就走连车子也不要了。我当时真是有点暗恨肖、戈二人缺少人性，心说这事搁你们爹身上你们能忍心这么损吗？如果说戈宝林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还情有可原，那么肖婵荣你爹的车子被查被罚你就这么快忘了吗？这话儿心里想了但嘴上万万不能说，一说准又是个大乱子。等我想出个妥善解决方法再去追那人时，那人已不见了踪影。有看见的人说好像搭蹦蹦车去了县城。
那个人有个亲戚好像在县直某部门，正好那个部门里新进了个年轻学生急于立功。他从旁倾听了那人对他亲戚的哭诉后，连夜义愤填膺地写了篇短文送到了广播局。那篇短文的题目就叫《农民的道路哭着走》。那时广播局手下除了电视之外还有一张小报一个广播电台，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大喇叭。甭管你看不看、听不听，可好事孬事他还是照样给你播撒。广播局的编辑一看到这篇短文，就对年轻人说：“你这题目必须改，不能这么愤激”。那年轻人赌咒发誓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再是真的也不能这么写这么说。懂不懂年轻人？”瞧着年轻人迷混不解的样儿，处世老道的编辑觉得有必要卖弄一下自己的学识。于是饶有兴致地给他讲了个小故事。他说过去有个蛮横无理的老丈人经常骂女婿，并且时常还骂得非常难听，让闺女婿干生气没法还嘴，因为人家念他毕竟是个长辈儿。越是这样他越是骂得大胆变本加利。有一天那位闺女婿实在是让他骂得再也忍无可忍了，突然一跳三尺高地回骂道：“你要是再骂我我就天天×你闺女！”这么一下倒把老丈人镇住了。不过，旋即他又论理说：“姑爷，事是这样的事，但你不能这么说。”编辑讲到这里莞尔一笑，年轻人终于同意修改了。“内容上我还要再看看，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咱再商酌，好不好？”老道的编辑礼貌客气地将年轻人送出门外再三招手。年轻人来的时候义愤填膺，走的时候却是一步三回头像是别了亲爹似的。老编辑送客回来就给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那头打哈哈说：“多做正面宣传嘛！需要什么配合尽管说话。”老编辑说这回这事确实是有点棘手，那边还是那句“需要什么配合尽管说话”。老编辑于是坐下来，先把那标题上的“哭”字改成“笑”字。然后再看文中的内容怎样能跟这“笑”字对上茬儿。几天之后他又主动约了那个年轻人，说咱们一起到那个实地去看一看吧，新闻的真实性是绝对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这次去的时候坐的是公安局的警用车，坐车之前在县招待所吃的是“便饭”。来到我们镇上一下车，就见我们的查车点上红旗招展，新美如画，红旗下面有块醒目的标牌，上面写着：文明检查，服务人民。标牌下面还放着一个打气筒，一个小红十字药箱。一张小办公桌后，肖婵荣搔首弄姿趴在上面装作会写字的样儿。只有戈宝林脸耷拉地能有二尺长。据说他被郎中阳用四川话狠骂了一顿，有的还说踹了一脚。还有那个生出这事来的中年男子，也被通知来了。他的自行车也被推到了路边上，当然，更正手续也都给他重新办了。他就茫然无措地蹲在地上用块破布擦拭他的车圈。
那些人下车之后，稍稍浏览了一下夸了几句“不错”，就说先照张像吧。怎么照呢？那位老编辑正好看到那位中年男人在擦他的车圈，就走过去关切地问：“你捏捏车气还用不用补？”那中年男人一捏还真是要补，几天日晒雨淋车气都快跑完了。于是那位老编辑就示意戈宝林拿上气筒去帮他补车气。戈宝林心里是十二分地不情愿，可又不能不听。打气的时候他昂着脸，中年男人手把着气门低着头，两人的脸上都没半点笑意思。关键时刻多亏肖婵荣扭动腰身突然来了句“阿拉是上海人”！戈宝林“噗嗤”一笑，那位中年男人也本能地抬头咧嘴。这才打破沉闷引出了笑声；这才成就了那张配发在《农民的道路笑着走》一文中的如山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