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国外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人均GDP水平变化特征的探讨
刘文勇
尽管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消费需求的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般性的经验，对于我们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这里，笔者将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人均GDP增长时期所表现出的消费需求的规律性特征，来预测我国未来消费需求的发展状况。
一、我国目前所处工业化阶段的研判
工业化阶段虽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但是对其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就目前而言，对这方面展开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有：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计算表、霍夫曼定理、钱纳里理论等。
1.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的内在联系，重新发现了配第定理，他的研究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他的这个结论与配第定理被合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2.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了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从劳动力结构和部门产值结构两个方面，对人均产值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作了更为彻底的考察，得出相关数据表，被人们称为库兹涅茨计算表。其中，他提出的大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3.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分析了近20个国家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即霍夫曼比例，根据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把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霍夫曼对工业化阶段的简明划分反映了工业内部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变化趋势———消费资料工业地位下降而资本资料工业地位上升，即所谓的“重工业化趋势”。但是，该划分方式还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过程不够全面；二是从静态讲，忽略了各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霍夫曼比例相同的国家间的生产率并不相同，其工业规模自然不同，就业和收入也自然不同，判断它们处于同一工业化阶段也就缺乏说服力；三是从动态讲，没有考虑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改变，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与后来工业化国家（如美国）的霍夫曼比例存在偏差；四是没有考虑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化的影响，这对于一个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显然不适合。这里，笔者考虑到其合理性的一面，因此仅将霍夫曼比例作为判断我国工业化阶段的一个辅助参考指标。
4.钱纳里通过对101国模型的分析，提出了多国增长模式，将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
这样，在明确各种划分标准后，下面就可以据此对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做出判断。笔者将综合各项标准做出判断，因为仅从任何单一标准来看，都会存在问题，如霍夫曼比例的不全面、库兹涅茨对工业化阶段划分不够明确等问题。2003年，我国部分工业化指标与“标准结构”的比较结果。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与国外发展一般经验下的三种“标准结构”的比较，笔者可以大致判断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2）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与“标准结构”存在偏差，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偏低，而就业比重偏高，说明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员比重高（剩余劳动力过多）；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偏高，而就业比重偏低，说明第二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加（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偏低）；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偏低，说明第三产业尚需进一步发展，其目前在我国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处于中期阶段所要求的发展程度。（3）在钱纳里模式下，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4）霍夫曼比例很小，说明我国经济正在“重工业化”轨道上运行着。
二、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我国未来消费率变化预测
这样，在明确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笔者就可以参照国外曾经处于同一阶段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消费率与投资率变化规律，来作我国基于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未来消费率变化的预测。按照“三步走战略”和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内容，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时间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走过工业化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大约是在2050年左右。
在预测我国消费率变化趋势之前，笔者要明确两点内容：第一，我国目前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现象是符合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一般演变规律的。这是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大量增长带动了第二产业发展，使得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投资增长较快，导致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相应地出现下降。第二，我们要知道，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无论是与前面的“标准结构”相比，还是与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消费率相比，都是偏低的。
明确这两点之后，笔者以我国目前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的一般规律特征（即消费率继续降低，投资率上升）为依据，判断我国在2003～2020年的消费率变化趋势为，消费率会继续有所下降，但是幅度不会太大，期间还会有提升；2020～2050年的消费率变化趋势为，消费率有所上升，进而趋于稳定。笔者的理由是：按照世界一般规律，消费率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降低，但是，由于我国的消费率过于偏低，与目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世界普遍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笔者预测未来20多年（工业化基本实现阶段）消费率不会降低太多。因为消费需求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消费率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稳定的保障，我国的消费率如果降低过多，将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是不可能在我国发生的。况且，我国“扩大内需”的措施还在积极地进行着，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消费率还会有提升的年份。至于2020～2050年的消费率将有所回升，是因为当工业化基本实现后，经济发展开始向经济发达阶段（即钱纳里模式下的第五个时期）过渡，居民消费结构由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中的住房、医疗、教育、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类商品为主，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将会较快。由于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标准结构”，因此，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第三产业增长空间的潜力很大，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将导致投资增势减缓、消费增势加强，所以消费率会上升；同时，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是以第二产业为依托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提升客观上要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同步发展，因此，在此阶段内的消费率经过一定程度的上升后，将开始和投资率共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总量与结构、发展环境不同，其消费率是不同的。即使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它们的消费率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不存在普遍适用于同一发展阶段所有国家的特定消费率，这里，笔者所展开的分析是一种趋势的预测。
另外，在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21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表述中，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其特征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对此，笔者认为，其实质就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比较成熟的阶段，即工业化后期阶段（当今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阶段），这是结合新的发展观对我国下一步工业化进程目标和要求的具体表述，如果我国在“新兴工业化”之路上走得顺利的话，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消费率变化阶段的判断将会提前到来。
三、我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阶段的消费需求结构特征研判
根据消费经济学理论，当人均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居民的消费将由量变（消费水平提升）发生质变（消费结构升级）。而按照国际上的“事后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而在1000～3000美元阶段，将是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按照我国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构想，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将达到4万多亿美元，届时人均GDP将达到和接近3000美元，这个时间跨度大约是20年。因此，对比研究国外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的居民消费结构及其演变，对于探讨我国未来消费需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简明统计资料》进行整理，以美国、英国、法国、原联邦德国、日本、韩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希腊、意大利、荷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7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析其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时的居民消费结构，并结合我国2003年的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以期从人均GDP发展角度来确定我国消费需求发展“所处的阶段”，然后再加以预测。
可以发现，我国与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时的消费结构相比，除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偏低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偏高不在17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变化区间之外，其余各项均在区间之内。这可以大致说明，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与世界各国在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时的普遍消费结构发展规律是相一致的，即未来消费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
四、我国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阶段的消费需求结构预测
这里，笔者将基于对我国消费需求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对未来我国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即由下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做出预测。
显示了1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阶段消费结构变化的平均值及变化情况。据此，结合我国与1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笔者预测，我国消费需求在今后大约15年的时间跨度内将发生如下变化：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会明显下降，由39.70%下降到30%左右。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有所回升，由8.54%和5.66%上扬，进而稳定在10%以内。这是因为，在我国典型的二元消费特征下，随着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而对此类支出的比重会有所增加，居民的衣着和家庭设备及服务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当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过此阶段后，二者的消费支出比重将回落并趋于稳定。三是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其他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进而稳定。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消费支出将越来越多地由居民个人来承担；而劳动力、技术、物质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地区配置的流动性增大，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也会继续增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其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效应会趋于稳定，这些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会趋于稳定。四是娱乐消费支出会因消费方式的升级和其他消费支出增加而继续大幅攀升。笔者的判断依据是，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阶段和起始阶段时，居民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大幅度变化，许多原来向往的娱乐消费开始有能力支付和一些新生娱乐消费项目被尝试着接受会带来娱乐消费的增长，而且由于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教育投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增长，所以，尽管目前的娱乐教育文化支出比重已高出人均GDP在3000美元时的世界一般水平，但是还会继续大幅增长。而且，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的标准是在30～50年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下产生的，当今世界的娱乐教育文化产业要远比当时发达得多，居民对此类消费的支出比重应该比那个时候大得多才符合一般性判断；加之从中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发展趋势是增加的。故此，笔者在考虑到一般性规律（递增趋势）和实际的发展情况（娱乐教育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后，做出了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继续大幅增长的判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一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的大约10年时间内，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急剧变化，但在此之后，居民消费结构将相对稳定。如美国在1942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后的10年内，其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如下的动态变化：第一，以耐用消费品、汽车及零部件、家具及家用电器、燃料及动力为代表。1942～1946年的5年内消费支出急剧增长，在人均GDP中所占的比重亦快速上升，1946年后开始回调，之后增长速度便出现较有规律的变化，即以某一均值为中心呈周期性波动。第二，以食品、服装及鞋类为代表，其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在1942年后的六七年内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之后的五六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然后以某一均值为中心呈周期性波动，其消费支出增长速度的下降、上升波动幅度相对都较小。第三，以服务、住房、医疗、娱乐为代表，其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在1942年后的10年内呈急剧波动趋势，先下降后上升，继而回调；之后，增长速度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变化，其中娱乐消费的增速呈缓慢的上升趋势变动。因此，似乎可以这样判断：我国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20多年时间内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应该主要集中于前10年。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就已有着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发生变化的；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是在2020年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笔者预测我国消费需求未来20多年的变化趋势时，应该考虑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这样看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使消费升级速度推迟，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消费结构的变革集中区间不一定在10年内，可能会更长，这要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和效果而定。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消费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结构在某些消费支出比重上存在着偏高和偏低的现象。
另外，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是同一内涵。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并不代表每一个国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必然会有所提高。GDP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诸多局限，经常会使人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而“人均”的概念更容易将一些具体的现实掩盖起来，比如地区的差别和领域的差别等。在农村，种粮的农民收入仍然较低，一些城市的下岗职工生活状况仍亟待改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会影响笔者预测的准确性。目前，我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口的存在，以及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都使得这种基于“人均GDP”标准的判断可能会失真。也许，这也是对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消费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结构在某些消费支出比重上存在着偏高和偏低现象的另外一个有力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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