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更不是公众所有的股份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有企业具有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国有企业的设立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开始，这一经济成分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将导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使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走向繁荣、和谐与进步。尽管在以往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的曲折，至今仍处于艰难徘徊之中，但国有企业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改变的。国有企业在根本上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因此，国有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使得人人获得劳动权利在这一所有制经济的内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企业更是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建设大军，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就是由国有企业奠定的，而且，国有企业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我们迫切需要在理论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刻而准确地认识和界定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国家基本制度
中国改革之后取得的重要的理论突破之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方面阐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这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存在；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国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刚刚开始阶段，与社会主义社会快要结束的阶段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通过这一理论的创新，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拥有了新的经济基础即拥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力量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新民主主义的“新”是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上，公营企业并不由此改变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但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的社会性质必然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具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决定于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中国能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实现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不是上层建筑自行发展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基础的转变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创立决定的。进一步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上层建筑的发展都离不开决定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缺失相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将不复存在，即何时缺失，何时中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说到底，只能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相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存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能否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推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发展。不讲经济基础，只讲上层建筑，只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依靠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发展，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只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而没有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存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根本的意义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因为并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需要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而是恰恰相反，只有确定创立国有企业，才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即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决定国家性质的，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建立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国家性质是社会主义。虽然，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转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仍要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决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性质的是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其重要标志是国有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认识到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仅仅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更复杂和更准确；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需要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存，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是在这种并存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比仅仅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更明智和更深刻。也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必须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此表明国家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变；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又必须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一同发展，以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绝不能排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能超阶段发展。
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仅就经济基础而言，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表现为由各级政府直接投资控股或独资的公营企业，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表现为由民间投资并经营的各类股份制企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目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表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与前者相比，有三点重要的区别：第一，中国需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明确设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但中国设立的公营企业是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掌控的，不同于一般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营企业。第二，中国民间投资并经营的各类股份制企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存在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的管理，这也是与一般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不同的。第三，中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的。从理论上讲，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目前中国经济中并存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则恰恰表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也存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不能因这一经济结构中存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而否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样，不能因这一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就将这一结构中存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经济成分统统改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这一点上，即决定其性质的是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决定其特征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又存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不必讳言，在现阶段，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高度理性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却不能由此阻止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不论多么艰难，也都要坚持发展下去，即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发展。
如果不区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即不区分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与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制度演化取代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全部改变为公营企业，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将不能延续，中国将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是公有制性质的经济基础，不是上层建筑，所以，一旦取消公有制的表现形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即被取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就没有了，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中国的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改革绝不是要取消国有企业，更不是要用公营企业全部替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任何混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区别的企图，任何以各个国家都有的公营企业取代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国有企业的做法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改革宗旨的，都是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更要明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决定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国有企业的发展导引社会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进步，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是进步，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一种进步。在当代，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具体讲到中国，社会的进步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阶段的转化。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的这种进步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导引的。
1.消灭剥削要在更大的经济范围内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是要消灭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维护剥削的。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消灭剥削的，至少在公有制的劳动原则上是与剥削相对立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企业形式，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的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设立在原则上是消灭剥削的，是以劳动者获取自身劳动创造成果的制度代替剥削者剥削劳动者制度。这一新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范围是有限的，但其影响力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前，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剥削的认识存在两种有悖经济学常识的情况：一种是将剥削的概念扩大到国际贸易领域使用，认为在国家与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也存在剥削，特别是存在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剥削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另一种是不承认私有制经济中存在剥削，认为投资者取得投资回报是正当的，不是剥削。而事实上，在经济学对剥削的界定中：剥削只是生产领域中的分配关系，不可运用到贸易领域；剥削是对私有制经济中投资者凭借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获取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不存在正当或是不正当的问题。只要是在私有制经济的生产领域存在凭借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获取收益，就是存在剥削。在当代世界，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剥削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剥削现象也是允许合法存在的，这是由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突破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借改革开放之际对剥削采取否认的态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是需要明确，消灭剥削的范围限定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范围，国有企业最具有代表性。社会主义社会由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转化，这种社会进步的要求就是消灭剥削的范围要在长时期的努力中逐步扩大，无疑，这一任务主要交由国有企业承担。因此，国有企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是导引中国社会向更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发展，扩大消灭剥削的经济范围的重要基础和实现条件。
2.社会劳动整体智力实现向更高的水平提升。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人类劳动的发展决定的。人类劳动的发展决定于劳动内部智力作用水平的提升。在19世纪，经济学是用人与人的外部关系变化描述社会形态变化的，即用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解释奴隶社会的存在，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解释封建社会的存在，用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进入到劳动内部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因，阐明是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而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是由社会劳动整体中的智力水平提升决定的，即是由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整体认识能力提高决定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劳动整体智力水平的提升无可争议地要由公有制劳动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其中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注定要起到这种提升社会劳动整体智力水平的作用。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的开创者，国有企业的发展要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前列，代表着全社会劳动智力水平的提升，这要求比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和更强的发展后劲。国有企业的这种发展不是追求资本理论描述的资本收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尚未走出困境，一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很不好，甚至还存在大批下岗职工仍无经营活力的情况，但这些方面存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现象，也正是改革的推进要彻底地解决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结果或目的的实现就是要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活力和发展动力。对此，不是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而是经济理论界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走向成功，缺乏科学理论创新的实践，或是重复已有过程的实践，或是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要求的盲目实践。经过复杂曲折的改革实践磨炼，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将越来越成熟，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必定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达到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说，经过困难的阶段，结束徘徊的状态，国有企业将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铁军，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提升整个社会劳动智力水平的重任，为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使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导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发展还表现在将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和谐社会是一个重大目标。而实现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由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发展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彻底走出贫困落后的状态，中国才能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目标。在全国各界的努力中，多种经济成分都要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不论哪一种经济成分都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自身的经济建设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不排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还要依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才能实现。但是，我们要更充分地认识到，在多种经济成分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的贡献中，国有企业的作用仍然是主导性的，是其他所有制成分不可替代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更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国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的和谐不是其他国家正在实践中的和谐社会，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这一和谐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的特殊性。正是由于中国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具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的，所以，尽管和谐社会实现的过程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必须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担负起主导建设责任。首先，在各个国有企业内部，要实现引导全社会效仿的和谐。国有企业应是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也应是内部与外部人际关系和谐的楷模。在国有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实现国有企业内部和谐的基础条件。在国有企业的社会活动中，如同它在市场的表现一样，也是其他所有制企业学习的榜样，这是由国有企业保持的先进性决定的。其次，在国有经济内部，要实现导引社会其他所有制经济组织效仿的和谐。国有经济内部存在着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别，但差别的存在不影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谐。因为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差别，是可以通过国家产权机制调节的差别。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表现为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个整体，国有企业将为实现社会的和谐树立最佳榜样。再次，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国有经济发展要为建设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是为全社会利益服务的经济成分。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完全性，但这并不妨碍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民经济建设的成功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挥建设作用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取得成功的基础。
三、人本超越资本支配格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入资本取得回报是合法的，股份制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资本至上是市场通行的企业生存原则。这种经济生活状况是现实的，也是客观的。这表明，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资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必然要起支配作用，资本的统治是一种有形的力量并让人感到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仍然呈现资本支配格局，即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一切活动均要最终服从资本权力的安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依然是要超越资本支配格局，导引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朝着打破资本支配格局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即使生产中的对立是被消极地扬弃，股份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而问题在于，股份制企业将向哪里过渡？一般地讲，只能是向更高级的经济形式或所有制形式过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相比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更高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公有制企业是股份制企业的现实先导，股份制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历史前身。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从设立的那天起就始终代表着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从客观的角度讲，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在现阶段存在一种市场化的资本支配格局；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前提下，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是打破资本支配格局，国有企业具有超越资本支配格局的先进性。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随着企业文化概念的推广与普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向传统的企业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这种新旧思想的交锋很激烈，至今仍有许多的人完全不接受以人为本的思想，甚至有的人公开地将以人为本的行动目标列为企业管理新的陷阱之一，认为以人为本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可以说，这种思想上的对立恰恰表明对以人为本观念树立的前提的忽略。在股份制企业，至今奉行的是资本至上主义，始终贯彻的是以资为本的思想，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就转为以人为本呢？所以，从股份制企业的既定制度来看，讲以人为本不可接受，讲以人为本是管理的陷阱，不无道理。相反，在股份制企业的既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宣扬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这些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倒是有些不切实际。事实上，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实现前提是公有制企业，即只有在国有企业中才能做到以人为本，这是不同于以资为本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决定的。不分社会主义性质与非社会主义性质，对所有企业都讲以人为本，恐怕是与现行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相冲突的。资本支配格局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是难以超越的，而以人为本也只能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得到贯彻落实。所有制不同，企业经营的格局就不同，在以什么为本上就必然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资本支配格局下，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只能是以资为本，必须是超越了资本支配格局，不再以资为本，不再资本至上，不再是资本的权力统领企业的一切，处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之中，才能弘扬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并使以人为本的具体行动体现在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讲，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以人为本。国有企业的经营格局不是资本支配的，而是由员工当家做主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在现阶段的股份制企业是做不到的，但却是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股份制企业需随着这一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过渡，国有企业将在这一发展趋势中起到导引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在国有企业的经营中，资本不起支配作用，资本的存在只表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不完全性，起支配作用的是员工的力量。国有企业的设立是为员工的，企业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员工为本，企业的利益包括全体员工的利益在内，企业与员工不是对立的，企业是员工的生存保障，员工是企业的惟一主人。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绝不同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以人为本的行为是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导向，其他所有制企业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比，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国有企业目前可能在数量上没有其他所有制企业多，但其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却要不断地扩大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国有企业以人为本，最重要的要求是保障员工的就业，一方面要保障本企业员工的职业稳定；另一方面要为保障全社会的就业做出贡献。国有企业的员工不同于其他所有制的员工，除国有企业之外，无论是什么企业，都拥有裁退员工的权力，而国有企业是没有这项权力的。国有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就业，不能因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就要裁退一批员工，让他们离开企业，另谋高就。如果那样做的话，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也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绝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以人为本，从这一宗旨出发，是不会将自己的“本”去掉一块的。股份制企业是股东拥有资本权力的，而国有企业是属于员工的，这是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所以，人们不能赋予股份制企业排斥股东的权力，也不能允许国有企业有排斥员工的权力。在国有企业，员工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就业的权利，企业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员工的这方面权利，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改革中，许多国有企业的员工下岗了。下岗与失业是有原则区别的，下岗意味着有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岗位，而失业则是既无工作单位又无工作岗位。因而，国有企业在改革的最困难时期也未将员工排斥在企业之外，只是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未能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工作岗位。在正常情况下，国有企业原则上是不能让员工下岗的，保障员工的就业应是企业的神圣职责。国有企业不能像其他所有制企业那样，为了企业的经营，牺牲员工的就业，以员工的失业换得企业经营的转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搞好了，而员工大多数都不在了，企业变为少数人的企业，那么搞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只有负面意义的。因为作为国有企业，绝不是为企业中的少数人服务的，而是为企业所有的员工就业谋生服务的，损害大多数员工的就业权力直接违背国有企业设立的宗旨，绝不是以人为本的表现。改革的目的不是让国有企业的员工越来越多地下岗，而是要大力度地增强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国有企业的存在能够更好地保障所有员工的就业稳定。
更进一步讲，就业是天赋人权，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有保障地实现这种天赋人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做出这种保障的基础就在于设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是不讲效率，而是更要讲效率，更要讲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效率，因此，相比其他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要在这一方面做出最大的贡献。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有企业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对资本支配格局的市场经济背景的超越，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对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宗旨的贯彻落实，要代表社会主义社会对最基本的人权维护的正确发展趋势。
四、国有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
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未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有企业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国有企业的设立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没有国有企业的建设作用也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宏大目标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只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是并存的多种经济成分统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统统发挥重要作用，只是无论在哪一时期，国有企业的建设作用都是基础性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年，前苏联援建的164个大中型项目成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这些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都是国有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评价，这些国有企业无疑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董志凯、吴江，2004）。
在现代社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前奏。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经济建设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规模与工业经济建设的规模是基本一致的。那时的国有企业经营，没有企业自主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管束之下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不能否定那时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起到的奠基作用。中国当年是在一张白纸上绘画，从无到有，经过了艰难的历程。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这种起步的艰难。国有企业的作用发挥是受到一定的体制限制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否则就没有了今天改革的理由，而且，当年经济建设的速度也是与技术约束相关联的。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1956年增加炼钢能力为142.2万吨，1957年全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搞“大跃进”达到1070万吨，在当年看来增长速度并不低，再要增加就受到当时的技术限制了，这是无法与21世纪初的技术情况相比的。所以，从发展来讲，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既受体制约束，又受技术限制，发展的程度有限，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对这种情况应辩证地认识，不能一概否定国有企业的作用。对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起到的基础建设作用，这已成为历史的一种基础的经济建设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在巨大的体制惯性作用之下，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进程是较慢的。至今许多国有企业仍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一部分管理习惯，这些习惯性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更多的国有企业似乎是很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变化，或是说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确实成为变革的代价。因而实际的结果是，一部分国有企业保留了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一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已经消失了，不再承担国有企业经济建设任务了。对于消失了的部分，我们只能说这些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它们作为历史是永存的，它们的消失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方面具体的表现。对于仍存在的国有企业，我们不仅需要深化改革，而且还要承认它们在改革之中起到的经济建设作用，它们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它们正在持续地发挥国有企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转为新型的工业化。新型的工业化是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工业化，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存的多种经济成分都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都要对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做出贡献。其中不可否认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为新型工业化做出巨大的贡献。因为截至2005年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已占到全社会投资总量的50%，在40个工业部门中的27个部门所占的比重超过50%，企业数量已达到400多万家，吸收就业人数已达2亿多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需要给予充分肯定的，是应当表示热烈欢迎的，应该高度理性地认识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顺利发展的希望，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希望，非公有制经济确实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但是，在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新型工业化的作用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在这一方面肯定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经过改革，国有企业早就不是一统天下了，虽然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与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是在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和在某些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比如，中国的钢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达到年产1亿吨，而到了2005年，年产已突破3亿吨，10年之间年产增加了2亿多吨的产量，即增加了2倍多，这些主要是国有钢铁企业的贡献，非公有制经济在钢铁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再如，高科技开发研究、石油开采、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等行业，也都是国有企业为主，而不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强项。总之，在尖端领域，在基础性的行业，国有企业必然要对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而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实现起到主导作用。新型工业化离不开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也将在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从现在来看，将要经过一个长的或较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明确的是，在未来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逐渐强化，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根据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我们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阶段，任何企图通过制度演化取消国有企业存在的做法都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宗旨的，任何对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壮大不抱有信心的精神状态都是有害的。在21世纪，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改革使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未来的国有企业是改革后获得新生的国有企业，未来的国有企业将在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在走向未来的日子里，国有企业不存在了，中国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即只有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公营企业，没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那中国就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中国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企业的存在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将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底，让国有企业经过改革的洗礼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地发展壮大，这是事关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事。在这里，我们要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的是，中国要稳定，更要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设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需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依法保护和支持资本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的阶段转化，中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不能混同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发展公营企业，必须毫不动摇地尽最大的努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未来的岁月铸就越来越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