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宗教雕塑概说
一、三教之说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宗教，但影响大、成系统的是儒、道、释（佛）三教。随着这些宗教的兴起，便开始了以孔子及其弟子、三清及其弟子、释迦及其弟子或孔子、老子、释迦三人为基本形式进行的雕镌塑作。
严格说起来，儒教算不上宗教，因为孔子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具有超自然力的偶像。两汉谶纬流行，孔子曾被附会为具有某种神力的人物。自魏晋以后，朝朝代代烧禁纬书，孔子也重新回到了圣人、智者的地位上；儒家思想，也一直作为一种经邦治国、安身立命的理论和伦理进行宣传。但植根于商周传统的泛神崇拜（天地四方诸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以祭祖、行孝为主要内容）却依附于儒家思想而被视为儒教或礼教，一直受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的重视而香火不断。因此，儒教作为一种准宗教在中国就有一种特殊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地位。
真正称得上宗教的，唯佛、道二教。
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其时佛教已开始在中国传布，道、佛二教向来有摩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之事不断。道教将中国民俗中许多神祇囊括进来，组成一支庞杂的队伍，因而有很雄厚的民间基础；它的经义许多来自道家思想和神仙家思想，有牢固的传统基础；在行为上，道教又遵从礼教的一些原则，又使它有一定的世俗性。佛教要在中国站住脚，不能不看到道教这些优越性。道教的这些特点，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二、三教雕塑
从雕塑的角度来看，儒教的内容除反映祖先崇拜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群塑和反映泛神崇拜的四川都江堰市汉代镇水石人等一些作品外，主要的已反映在别的许多雕塑品类中。道教除了内容外，在雕塑手法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基本上全盘学佛教。
但陕西西安反映早期神仙思想的西汉牵牛、织女石雕像，四川剑阁鹤鸣山、大足石门等地丰富而劲健的唐、宋道教石刻，福建泉州清源山大气而流畅的南宋老君石刻巨像，山西晋城玉皇庙生动传神的元代二十八宿泥塑等，都是道教雕塑的佳作。
中国的宗教雕刻，最重要的是佛教雕塑。佛教雕塑有完整、独特的体系，数量多，分布广，流传久，内容复杂。而且，参与其事的艺术家、工匠为数甚多。例如《中国美术辞典》收南北朝至清代雕塑家103人，其中有80人以上从事佛教雕塑。
（第二节）佛教雕塑
一、佛教雕塑的传播方式
佛教雕塑随佛教的传人而在中国出现。最初传人主要循今天称之为“陆上丝路”路线由西向东，此外又有“海上丝路”、“青（海） 川之路”、“南传之路”等等说法。撇开流传路线不谈，佛教雕塑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分为：（1）直达式：佛教图像从域外直接带到内地进行仿造和加工。
（2）渐进式：以窟龛等形式的营造工程逐渐由西向东传布，是佛教美术传播的主流形式。
（3）跳跃式：甩掉了中间环节的传播方式。与直达式的不同之处是，跳跃式传播是以开龛造窟为主的营造工程。典型的例子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4）放射式：实际上是程式化的一种扩散。这种方式是建立在交通较为通畅之地和国家处于相对的统一和安定之时。最典型的时期是唐代。
二、佛教雕塑的分布
佛教雕塑是作为修行和供奉的目的而存于世。从中国的情况看，更多的是作为供养而制作。这些用金、银、铜、石、泥、木等材料制作的雕塑，作为供养是存放在寺庙中；但由于中国的庙宇多为木制建筑，凡遇战乱兵燹，毁坏多在十之八九，雕塑当然也随之毁坏不少。金、银、铜等材料既贵重又有再生性，用它们制作的雕塑在战乱兵燹中自然首先成为劫掠的对象，故保存至今的佛教雕塑多为石、泥制作就顺理成章了。历代佛教雕塑今天多保存在石窟（龛）中，但这些石窟（龛）在开凿的当时，许多应是寺庙的一部分或是寺庙的附属部分。存世佛教雕塑（石窟、传世、出土）的分布，以石窟为例，从西域（今新疆）开始，以河西走廊为主要通道流布而扩散至中国各地，主要有：和田佛教遗址、喀什三仙洞、拜城克孜尔、库车库木土拉、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磁县南北响堂山、青州驼山和云门山、历城六埠、义县万佛堂、南京栖霞山、杭州飞来峰、广元千佛崖、巴中南龛、大足北山及宝顶山、剑川石钟山、桂林西山等等。从以上分布可看出，以西北（新疆、甘肃、陕西等）、中原（山西、河南等）、西南（四川、重庆、云南等）等地密度最大，华北（河北、北京、天津等）、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为其次，东北（辽宁等）、华南（广东、广西等）也有较重要的遗存。而西藏、青海、内蒙、北京等地，则有数量较大的元代以来的藏传佛教雕塑遗存。除石窟（龛）外，历代佛教雕塑则主要是传世的金铜造像和古代寺庙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
（第三节）佛教雕塑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雕塑形成自己体系的过程，就是佛教雕塑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简略地从佛教雕塑内容的礼教化、佛教雕塑人物的华夏化、佛教雕塑手法的藻饰化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佛教雕塑内容的礼教化
中国人相信万物有灵，从原始社会以来就奉行多神崇拜。而且祖先崇拜一直是进入文明社会后各代统治者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这种文化环境，产生不了一霸天下的某个宗教或出现政教合一的情况。尤其自秦汉以后，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式国家。
维系这个国家的，是以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孝”作为中心的制度。
一个社会成员，必须以三纲五常作为行为规范；而同时，社会流行的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又强烈地表达了对人的生活的留恋和对生的欢娱的追求。可以说，秦汉以后，人是现实中的人这一意识是十分明确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时，正是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环境。
佛教是厌世的，是轻礼法的，它要求信徒遁入空门苦苦修行，以求来世得到好报。这些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水火不容。为能立住脚跟，佛教不得不放弃自己许多规矩，在生与死之间彷徨。由此产生的佛教艺术，也体现了这种矛盾性。这些，就决定了佛教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东西在这个国家生存。礼教化的内容及其造像主要体现为对皇权和政权的依附和对孝行的吸纳。
二、佛教雕塑人物的华夏化
佛教雕塑中国化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人需求的偶像。这种偶像的产生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制造，而是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形象给予改造或赋以新的含义。菩萨、罗汉、飞天就是这种形象的代表。
三、佛教雕塑手法的藻饰化
佛教雕塑手法的藻饰化，集中起来就是“藻绘雕刻”四个字。所谓“藻绘雕刻”，即是指在佛、菩萨的制作中使用以彩绘为主的装饰手段并进一步完善和提高雕刻技法。代表人物有东晋戴逵，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代吴道子、周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