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二世纪，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郭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形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
这组石雕群在20世纪20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
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50～60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再者，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
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
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上看到雕塑艺术的成就。史籍中所记载的建筑实物已荡然无存，“秦砖汉瓦”为我们提供了推想空间。西汉瓦当场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现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
东汉时期，豪强争斗激烈，社会因素很不安定。两个世纪中，厚葬习俗成风，所以留至后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还有些是神话传说、鬼怪迷信一类。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再就是山东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张氏墓其画像石的特点是使用阴刻，以凹线勾勒形象外缘。
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现在的“南阳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厘至40厘米。
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他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说书俑，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公元220～265年），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公元229～265年）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公元221～263年）。这期间鼎立存在了40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
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亳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公元265～316年）。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公元317～420年）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期。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舶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比如服装、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
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
云冈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1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13．7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冈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
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响堂山石窟依据后人追记碑文可证为北齐时开凿，位于河北省磁县。北响堂山除北齐外，后来的隋、唐、宋、明各代叶逗留有作品。此处石窟被后人毁坏或改造的地方较多，比较明显带有北齐原有风格的，是大量图案浮雕。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尤于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发现。
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悖常为“神兽”的想象中动物形象，被称为“麒麟”，有的似狮虎，却右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此外，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
建筑、工艺、雕塑等造型艺术家，在中国古代一般都与匠人等同，被史籍记载者很少。像戴逵、戴颙父子，被以雕塑艺术家记载下来的为数极少。戴氏父子活跃于4世纪至5世纪，名震一时。他们也都长于绘画，与僧佑、蒋少游等雕塑名家一起，对造型艺术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