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形势，宗辅、宗弼积极向太宗建议，认为高宗南逃，民心浮动，切不可丢掉这一举灭亡宋朝的千载良机，建议如果尽罢陕西之兵，集中优势兵力南下，金灭宋则是指日可待的事。宗翰和手下的河东诸将不同意，认为，陕西与西夏接壤，事关重大，决不可罢兵。宗翰上奏太宗说；“当初我朝与夏相约夹攻宋朝，夏人没有响应。现在西北的耶律大石率辽的残余势力建立西辽，与西夏素有交往，我们罢兵陕西，会师河北，则西夏一定会认为我国有急难之事，而乘虚妄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应该先用兵陕西，待平定陕西五路后，弱西夏而取南宋不迟。”天会六年（1128年）七月，金太宗兼采双方意见，下诏：“康王构必须穷追，灭宋后立为藩辅；陕西之地，亦不可置而不取！”
天会七年（1129年）二月，宗翰命西路军娄室、银术可等兵临陕西，连下麟、府、丰三州；四月，尽占富县和黄陵坊之地；十月，攻取京兆、延安两府，拉开了大金国拓疆川陕的序幕。
宗翰与宗辅合兵南下，追击宋高宗，史称此举为“搜山检海”。东西两路军相约在宋濮州会合。十月，宗翰军先到了濮州。他见濮州是个小郡，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又见天色已晚，便驱兵包围了此城，说等明日再攻。濮州守将姚端，深夜率兵袭击金营，直冲中军大帐，宗翰从睡梦中惊醒，慌乱中未及穿鞋便跑出大帐，幸亏左右卫士拼力挡住姚端的冲杀，宗翰才免于一死。第二天，宗翰攻陷濮州，为报昨夜之仇，他竟然下令屠城，全城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东西大军在濮州会合后，宗翰和宗辅率军南下，横扫东平，攻取徐州，循宋军踪迹，奔袭宋高宗于扬州。后来，他认为捉住赵构已绝非可能，而且女真将士不服水土，就于天会八年（1130年）一月，带着大批财物北还。
七、总揽大权专横跋扈
宗翰自天辅五年（1121年）六月，担任国论移赉勃极烈后，除了参议国家重要军政大事外，还主管金朝的外交。天辅七年（1123年），太祖又任命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使他成为中央诸勃极烈中唯一一个兼任地方长官的勃极烈。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成立了元帅府，宗翰任左副元帅。都元帅斜也（杲）一直身居京师，元帅府则设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大权实际操纵在宗翰手里。在灭亡北宋以后，元帅府由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成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专管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具有任免文武官吏、司法和征税等权力，成为相对独立于中央的权力机构。元帅府下设两个枢密院，云中枢密院由宗翰掌握，燕京枢密院由副元帅宗望掌握，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宗望和燕京枢密院使刘彦宗相继病故，天会六年（1128年），两个枢密院合并为一。从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在宗翰掌握之中。天会十年，宗翰升任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最高统帅。当时华北地区是金朝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方，金朝最精锐的部队，大都驻守于此。宗翰身兼中央和地方的军政要职，真可谓权势齐天。
华北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特别发达，致使金朝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强行推行女真奴隶制的方针，保留了本地区原有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女真奴隶主贵族必须任用大批的具有封建统治经验的汉族官吏为他们服务。可是在宗翰统治华北的十余年中（1123~1135年），却始终贯彻了全面发展女真奴隶主贵族势力，压制、排斥汉族封建官吏和士大夫的方针，实行“三三制”政策。凡州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女真、契丹、渤海、汉人分别担任，女真人最尊贵，契丹或渤海人低一等，汉人等次最低。汉人中，就是官至枢密使的刘彦宗、时立爱和宰相韩企先等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下级的女真官吏。为了进一步排斥汉人异己，天会十年（1132年），宗翰又主使西京留守高庆裔等人，搞了一个“磨勘法”。内容是文武官员中，凡是在宋宣和（宋徽宗）年问做过汉官的人，一律免职。这样，过去由宗望和刘彦宗荐拔的许多有才能的官吏便纷纷被解职。宗翰通过此法，打击异己，扩大党羽，达到了独揽华北大权的目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金朝的疆土迅速扩大；宗翰随着官位的不断晋升，其财产、占有的奴隶也急剧增加，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贪婪欲望。天会八年（1130年）以后，金宋战争告一段落，这使宗翰失去了大量的奴隶来源，于是，开始在华北人民身上打主意了。
当年冬，宗翰密令河北和河南所有州县在同一天内紧闭城门，然后派官兵到城乡各处，一连搜捕三日，将离家外出的人全部抓住，送往云中，在每个人的耳朵上刺上“官”字，入籍为官户。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平民变成无端的官府奴隶。宗翰把这些人的一部分驱赶到西北的回鹘等国换马匹；还有一部分卖到萌古子、迪烈子、室韦等少数民族地区和高丽国做奴隶。由于抓的人太多，一时卖不出去，云中城内又放不下这么多人，就将一部分人分散到民间，让百姓暂时为官府看管，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而留在云中的人，官府禁止他们出城，又不管饭吃，他们只好沿街乞讨，他们中间的辽、宋时期的士大夫，也只能如此。宗翰见城内饥民太多，恐其聚众闹事，便声称在城外放粮赈贫，将3000多人骗至城外，宗翰派军队把他们全部杀死。
宗翰在华北一贯我行我素，拒不执行金太宗亲自规定的“劝课农桑，恢复生产”的施政方针，对汉族人民采取敌视的态度，残暴地实行毒政、淫刑、重赋，使中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天会六年（1128年）六月，宗翰以元帅府的名义下令，禁止汉人穿汉服，留汉人发式，违令者格杀勿论。即使汉人削去长发，改成女真发式，不符合规格者也要处死。
宗翰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味横征暴敛，还强令以人口抵债。在宗翰的淫威、毒政之下，北方人民纷纷逃亡、反抗，聚众上山，在险要处安营扎寨，组织起千百支抗金队伍，沉重地打击了以宗翰为首的女真奴隶主统治集团。
宗翰身为国论移赉勃极烈，主管金朝外交事务。他驻守云中，专门掌管金与宋、西夏的外交。利用金太宗给予的特权，“先斩后奏”。在对宋的关系上，宗翰采取寸土必争的方针，想通过不断的蚕食，最终吞并宋朝。早在金兵占领山西后，按宋金“海上之盟”的规定，金朝应将原辽朝云中地区归还宋朝。宗翰非但不还，竟以此为基地，向宋朝索取的金银一再增加，吞并的疆土一再扩大。开始时，只商议两国以云中、平州为界，后来则要求以黄河为界，不久，他打过黄河，灭亡北宋后进而萌发以长江为界的想法。由于兵力不足和女真将士不服水土，才不得不退驻淮河以北。
对待西夏，宗翰则采取联合拢络的方针。夏国地处金国之西，它的西北还有辽朝的残存势力──西辽。如果二者联合起来反金，将给金造成很大威胁。为保证金朝全力攻宋而无后顾之忧，天会二年（1124年），宗翰将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泺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西夏，使西夏心甘情愿地跟随金朝，并拒天祚帝于国门之外，遂促进了辽朝的灭亡。为了进一步拢络西夏，天会五年（1127年），金灭北宋后，宗翰又将原宋朝陕西的部分土地割让给西夏，使西夏东南部边界扩展到黄河，在金的西部，形成了一条天然屏障。从而解除金的西部之忧，这也是金朝能顺利占领川、陕、甘部分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原因之一。
当主持燕京枢密院的汉臣刘彦宗病故后，太宗将燕京枢密院合并于云中，太宗从此大权旁落、而始生“尾大不掉”之忧。宗翰因此而成为号令金国的军政统领，就连皇帝在他面前，也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当时燕云、河东、河北等地的官吏委任、赋税征收和郡县管理等大权，均掌握在宗翰之手。为控制中国南部，宗翰指使其心腹、辽东渤海人高庆裔，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扶植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这样，宗翰便成为金在汉人统治区的太上皇。与此同时，宗翰又指使韩企先、高庆裔等人推行对辽宋降官予以考核、任免的“磨勘法”，借机清除原属宗望“东朝廷”的汉官，招降纳叛，安排其亲信和同党进入重要部门。就这样，宗翰一下子凌驾于太宗之上，无论大小事，包括宰相的任命、更换，都要由他决定，他成了不是皇上的皇上。此前，金太宗动用军资修建京师宫阙，宗翰将太宗绳之以法，打了20军棍。到了后来，他见到太宗也不参拜，至于宰臣，就更不在眼里了。这时的宗翰，已经明显地利令智昏，专横跋扈达到了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