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九十九道湾的童年印记
来江石沽村已有四五天了，我每天都在做着同一项工作“采访”。我和郭景兴先生“同吃同住同聊天”，自诩也算新的“三同”吧。郭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五时起来，都要到东厢房的书房写两个小时书法，然后我们同去西厢房的餐厅就餐，饭后郭老稍事休息，一天的采访就开始了。
郭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棵葡萄树，西厢房的斜对面建有一个凉亭，飞檐斗拱，古色古香，再配以藤桌藤椅，颇具典雅儒士之风。小院周遭有花草争艳，还有时令蔬菜吐绿，屋舍后边有一小池塘，有鱼儿游弋，真可谓满园夏色。
每天晚饭过后，闲暇之余，我会陪同郭老走出院落，朝村子的西北方向去遛弯。沿着江石沽村的田间小道大约走出三百米就是蓟运河大堤了。难怪郭老早就告诉我，蓟运河是从他家乡流过的，曲折蜿蜒九十九道弯，那儿有讲不完的故事。
相传公元206年，曹操率兵北伐征讨乌恒塌顿。为了疏通粮草的水运河道，征调了大批农民修通了蓟运河。他命胡质开凿了平虏，泉州和新河三条运渠，从黄河故道株连了池水（滹沱河），派水（沙河），沽水，鲍丘水，泃水，濡水等。形成了一条由中原直达长城内外的运兵运粮路线。《宁河县志》记述：“潮河（蓟运河）即曹孟德凿潞水通泉州渠以入海也。”又《直隶通志初稿》记述：“蓟之行运，肇自唐代，而突因魏武征塌顿泃口所导之。”江石沽村地处蓟运河东岸，郭景兴是喝着蓟运河水长大的，从小就目睹了蓟运河的苦难与悲伤。
蓟运河究竟有多少道弯，在少年郭景兴眼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今已入耄耋之年的郭老对之仍耿耿于怀，他与我站在江石沽村附近的蓟运河大桥上，指着北方对我说：“那边就是老的宁河县城，离江石沽村仅有三十公里。当年老县城就是四面被蓟运河环绕的，城北边的田家坨，附近的北岳庄和青泥庄也都让蓟运河围在了其中。倘若有陌生人乘船行到了那里，被丛生的芦苇荡一遮掩，就会分不清哪儿是蓟运河的主河道。难怪当年日本军队来这儿清乡扫荡，愣是不敢进入这一带村落，生怕误入了河道组成的迷魂阵中。”
我极目远眺，这条河果然弯曲得奇特，而且毫无规律而言，恰似天工巧琢一般，绝非我平日所见的河流可比。我恍然联想到，郭景兴家乡的河是曲曲弯弯的，郭景兴人生的路也是曲曲弯弯的。从他记事的那一天起，就过早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和无奈。
郭老谈到往事，脸上现出凝重的神色，说：“我的童年是缺少快乐的。如果要说有一点点快乐的话，还要从家乡的蓟运河谈起，衣衫褴褛的我会光着小脚丫，坐在村前的蓟运河边，数水面摆尾游动的鱼，数天上盘旋飞来的鸟。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少年不知愁滋味’。即便饥肠漉漉，也不忘与小伙伴绕着蓟运河去嬉戏打闹，躲在芦苇丛里藏猫猫。”
“我七岁那年开始下田干活，帮助父亲干一些锄地，拔草的活计。不久，我的母亲心疼我的身子骨嫩，看不下眼，就亲自下地干活，留我在家里照看弟弟。”
6 要想不受穷就要有文化
也许是天意，就在郭景兴七岁那一年，一个日后改变他命运的机遇来了。起因于他家族中的伯父澄斋从东北的奉天回到江石沽村来养病。澄斋是郭氏家族绝无仅有的文化人，是当时奉天一带有名气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少年郭景兴每次到伯父家玩，都要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伯父挥毫书法。伯父在他眼里是个了不起的大能人，毛笔在他手中居然可以做到龙飞凤舞，挥洒自如。他看得入了神，尽管很多字他都不认识，但却觉得那一个个字都跳跃起来，有了灵性。他会帮着伯父将写好的书法放在地上，铺成一排，还试着帮着伯父砚墨。
“景兴，喜欢不喜欢跟伯父练练写毛笔字啊？”伯父看出了侄子的心思，也看准了侄子是个可塑之才，就有意教他习练书法。
“当然喜欢了。”郭景兴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学了，就是怕您没空儿教我。”
“看你说的，”伯父拍了拍侄子的肩膀，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掌握了汉字，你就会如鱼得水；学好了书法，你就会如虎添翼了。”
“学书法也可以认字，而且是可以不花钱的。”郭景兴当时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他那会儿已牢牢记住了父亲“要想不受穷，不受苦就要学点文化”的肺腑之言。他渴望学习，渴望读书，但碍于家境贫寒，不好意思向家里张口。在伯父的家里，他耳濡目染，已经认了不少的字了。
那些日子，郭景兴一有空儿就往伯父那儿跑。起初家里人以为他是贪玩，还埋怨过他，可后来父亲从他伯父那儿得知了真相，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了。“景兴是块料，不读书可惜了。”伯父对郭文华说，“你不觉得吗？”
“唉，说着容易做着难啊。”郭文华长长叹了口气，说，“这个道理我比你更懂，等等看吧。”
伯父了解堂弟的家境，就没往下深说，只是说：“在我这呢，他多少会有长进的，我教他认点字好了。”
七岁对一个乡下孩子还是个光着脚丫在河边嬉水的年龄，可儿子却喜欢上了书法和汉字。这不能不让郭文华感到欣慰。想到自己没文化所遭受的贫寒之苦，他便有了送子念书的冲动，只是这费用从何而来呢？
很长一段时间，郭景兴喜欢学写字就像着了魔似的。他会把伯父写废弃的字拿回家来，拿在手上反复揣摩，还会用小手指在上面模仿。母亲看在眼里，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景兴小小年纪就这么用心学习写字，忧的是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是很难供得起孩子读书的。她私下对丈夫说：“景兴是个读书的料，只是生在咱家苦了他了。”郭文华沉默不语，痛苦地说：“都怪我，没本事呀。”
那段日子，老爸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从地里回来就唉声叹气。郭景兴对之一无所知。他从来就没敢有读书上学的奢望，家里能容他到伯父那儿学书法，他就已经很知足了。他总是做完了家务活，照看好了弟弟，等到父母回到家，他才抽出时间去学书法。那会儿伯父写书法用废了的宣纸，他都要小心收藏起来，在背面重写一遍。家里没有宣纸，他就在地上比划，揣摩运笔的方式和技巧。
“到了八岁那年，我父亲狠了狠心，说就是砸锅卖铁，不吃不喝，也要省下钱去送我读书。”郭景兴说“就这样全家人省吃俭用，把我送到离江石沽村不远的孟旧窝村读书了。”
7 念书要比过年吃饺子还香
那一天，当父亲和母亲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郭景兴草草地吃了一口饭，就想去伯父家的时候，母亲洋溢着喜悦的心情说：“兴儿，等等，你爸有话要对你说。”
郭景兴一愣，停住了脚，瞅了瞅毫无表情的父亲，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
郭文华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淡淡地说：“明天你不用再看弟弟了，由你妈看。我和学校校长说好了，你就去孟旧窝村念书吧。”
“念书？”郭景兴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宿愿啊，每当他在村头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的时候，他心里就羡慕得要死，连夜里做梦都坐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写字，学画画。但每每回来一看家徒四壁的家境，懂事的他也就只能压抑自己的愿望了。他憎恨这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又无能为力，在幼小的心灵里，他埋下了一粒种子，期待着有一天能钻出田野的泥土，发出一支绿芽。
“孩子，要想不受穷，要想不受苦，还得要有文化，你爸就吃了这个亏，我琢磨着不能到了你们这一辈再受这个委屈了。”
少年郭景兴听到这个消息，心激动得咚咚直跳。长久以来，“我要读书”，一直是他最大梦想。如今终于要实现了，他真想就地打上几个滚。他从此也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要争气，要有文化。”
多少年过后，郭景兴还清晰地记着第一天走在上学路上的感觉。那天的天空是那般的蔚蓝，鸟儿在天空翱翔，蓟运河静静地流淌，芦苇花在水中摇曳。他背着小书包一路小跑着，不小心还摔了跤，爬起来他还在傻笑。
多少年后，郭景兴还清晰地记着第一天坐在课堂里的感觉。那天任课的刘继光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新同学，还特意展示了他写的字，迎来了一片赞誉的掌声。他心儿虽在怦怦跳，像是怀揣一个小兔子，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比过年吃饺子的感觉还香。
在课堂上他拼命地学，拼命地记，拼命地背。多少年后，班上的同学回忆说，郭景兴在学习上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别人玩的时候，他在学习；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学习。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是一家人在节衣缩食供养着他读书，他岂敢有丝毫懈怠？
上了学之后，少年郭景兴去伯父家学书法的时间少了。放了学，他要尽力去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以减轻二老的负担。但他对书法的爱好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添了兴趣。他会定期将自己的书法习作拿给伯父评点，拿回来反复揣摩。课堂上的文化知识，使得他对书法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小学二年级，他的书法已能让自己的老师刮目相看，赞叹不已了。
郭老对我讲，他习练书法的初衷并非是想成为书法家，出人头地。他当初只是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学书法不花钱，还可以多识字。一种强烈的求知欲，让他从接触书法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了一个念头，要学就要学到真本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从儿时起，郭景兴就开始接受伯父系统的书法训练，从这之后一写就是七十多年。他跟随伯父始时学颜体，后又临习苏轼、黄庭坚的字帖，广泛阅读了吴昌硕、邓石如、赵之谦、赵孟頫、欧阳询等历代书法大家的碑帖、画册，广博采众家之长，时值今日，郭景兴先生的书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孩提最初的梦想就是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家里人生活的好一些。我选择习练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贫困的家境给逼的，我家里穷，只能念到小学毕业，没有钱怎么办，上不起学怎么办？可我有理想，我有梦。上不起学，我就自学；我想写毛笔字，也是上学。”郭老深有感触地说，“我日后许多工作都得益于我的书法功底。我14岁时，写的毛笔字就有人叫好了，还挂在了厅堂上，这一来我就更有信心了。”
8 原来窗外的世界有这么大
孟旧窝村小学的老师都很喜欢郭景兴这个不光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好的学生。他不光勤奋好学，还善解人意，经常主动帮着老师和同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燕京大学毕业的刘继光老师是宁河人，家里也算富有，时不时地就送铅笔和本给他，还经常在课堂上当着同学的面表扬他，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读书使得郭景兴开阔了眼界，他从蓟运河畔那个闭塞的江石沽村走了出来，看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大千世界。“上学之前，我眼里只能看到家里的那点事儿，种地、打渔、收庄稼，对外界的事情看不到，也想得很少。”郭景兴对我说，“进了学校就不一样了。当时我所在的孟旧窝村尽管还是个不起眼的民办小学，但老师却大都来自燕京、清华、辅仁等名牌大学。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时世的不满和忧虑。我后来才知道，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经济不景气，即使像他们那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也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好回到老家乡下的小学谋一碗饭吃。那会儿，日本军阀虽然还没有开进宁河县，但他们在华北一带的势力很大，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日寇的威胁。”
“我在课堂上时常会听到老师在谈论时局，讲到日本侵略野心和政府腐败无能，他们会义愤填膺。”郭景兴说，“这些话都是我前所未闻的。我虽然年幼，但对心灵的触动很大。我开始明白，原来窗外的世界还有这么大，世上不平的事儿还有这么多。”
当年，日本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借口中国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掌握在华北的实际统治权，同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1935年7月，国民党在北平的要员何应钦在与日方秘密会谈后，接受了《何梅协定》。从此，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当年10月至12月，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边缘。
“这段历史给我童年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也为我日后抗日进行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宁河的历史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军阀混战，民族危亡，百姓苦不堪言，如果没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奋斗牺牲，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强盛的中国”他说，“在我小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压迫，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解放，但我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幸福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奋斗，靠努力，甚至是牺牲来换取的！”
郭景兴上学没多久就发现自己长大了。他每天行走在蓟运河畔的小路上，看到静静的河水在流淌，渔民的小船在打渔。他就隐隐约约地担心，这一切也许都不会长久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听到小日本的枪炮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