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书画，一室墨香。在郭景兴老人的客厅里，听他讲峥嵘岁月的往事是一种享受。郭老亲历的那些让人动容的往事，远比时下影视剧中的“故事”更精彩，伴着“卢沟晓月”，离休后的郭老仍在从事抗日战争史学研究。耄耋之年，他又将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公益事业。十余来来，他捐献的书法作品达到一千万元。郭老以他的无私追求和默默奉献，展示了一个革命老人的大爱情怀和“守桥翁”的中国梦！
73 古稀之年写出《七七事变追忆》
我与郭景兴老人在他京城丰台的寓所，又面对面坐在了一起。我手里拿的那本《七七事变追忆》是郭老与夫人蒋亚娴女士六年前联手出版的。那一年恰恰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两位老人历时二十五年的心血，也算了却了一桩当年回宁河老家时许下的心愿。两年前，我就从郭老那儿得到了一本签名书，也很认真地拜读过，如今拿在手上，仍然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郭景兴作为我国著名的抗战史学家，倾心研究七七事变这段历史几十载，走访了数以百计的七七事变当事者及亲属，在这部书的背后是他和夫人的半生心血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这部书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反响强烈。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92岁高龄的郑孝燮先生说：“这本书补了一个历史的空白，从历史意义上讲它的价值应该是一本重要的‘文献’；从政治意义上讲，它与当前的形势是合拍的。内容写的是二十九军抗战的往事，这对当前祖国的统一，对大陆与台湾的统战工作有好的作用，应该给统战部门送一些书去。”
郑孝燮先生在看到这部书后当即给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王合中局长打电话，推荐这部书，还介绍了书的内容。王合中局长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几天后邀请了丰台区政协胡燕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李一，抗战馆代表张亮同志及作者郭景兴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七七事变追忆》一书出版座谈会。郭景兴夫妇将《七七事变追忆》一书赠送给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及文史委主任等领导同志。
侨居在美国的王一中先生是七七事变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之子。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看到《七七事变追忆》一书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郭景兴和夫人蒋亚娴打过来越洋电话，滔滔不绝地谈了四十多分钟。他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这本书写了七十年前的一段重要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真实的、生动的史料，意义重大。我连续读了两遍，不忍释手。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度’掌握得很好。有分寸、很适度。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感谢你们二位，辛劳二十五年，到了古稀之年还写了这么一本好书，实在太辛苦了。”
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的女儿洪铁兵从南京特意打来电话说：“我和母亲看了这本书都很激动，非常感谢你们二位耗时二十多年写出的这本书。我拜读了好几遍，你们书中写的好多事情，父亲从来都没对我们讲过，我们都不知道，太感谢你们了。”她还提出，有一张照片是1937年洪大中与王冷斋在宛平县政府门前与别人合照的，她现在手里没有，希望他们能给她寄一张去。郭景兴很快就把照片寄到南京，满足了她的愿望。
“书一出来，我和亚娴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我们在兴奋之余，也算松了口气。这之前，我忙于筹建文保所和抗战馆，事务缠身，尽管收集到了许多七七事变史料，却来不及整理、梳理。一旦退了下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写这部书”郭景兴说，“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大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每年到了七月七日，中国人民都要以不同的形式来纪念那些为抗击日军侵略而英勇牺牲的英灵，都会在许多地方拉响汽笛，在许多城市敲响警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已经成了那一天人们从内心喊出的最强音。”
“郭老，您和夫人的书我认真拜读过。我在构思《守桥翁的中国梦》一书的时候，又重新读了其中许多章节，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我说，“我很赞同专业人士对这部书整体评价的三个显著特点：‘新’、‘实’、‘深’。新是史料新，其中一些史料是前所未见，首次披露的；实，是史料翔实，它全面系统地实录了事件的始末；深，是挖掘深，深挖出实，实挖出新。也正是基于此，它是一部准确表现历史、体现民族思考、饱含精神力量的史诗性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历史文献书籍。我想这背后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74 用心灵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这部书说到历时二十五年而成，其实是从七七事变史料最初的收集算起的。这是写书的必要前期准备。但要说真正决定写这部书的时间，还要从我离休后的一件往事说起。那会儿，我与侨居在美国的王一中先生还经常有书信往来，他每次回国都要谈及想要将那段历史写成一本书以告慰长眠卢沟桥畔的英灵和警示后一代人勿忘国耻。有一次王一中先生回国，我和南京的洪大中先生与他齐聚北京，商讨出一本有关七七事变的书。起初我和王一中先生的想法是由洪大中先生执笔完成。但洪老却提出我长期在卢沟桥文保所和抗战馆工作，二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史料，有很多便利条件，更适合编撰这本书。最后大家议定由我来担纲此任。他俩还表示一定会大力支持我，把他们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都无偿提供给我使用。”郭景兴说“恰好在此之前，我和亚娴在宁河有个约定，离休后写一本抗战史学的书，只是写什么样体例的书，什么类型的书还没有确立。我回去便和老伴商量，将这个写书的任务承担下来。在以后的几年间，我俩将很大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书之中，我们在搜集资料的同时，着手进行书稿的整理和编撰工作，并不断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订、完善书稿。2006年夏，丰台区政协领导主动与我们联系，商定出版此书以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办事处、丰台区文化委员会和丰台区档案馆等单位的领导也表示愿意与丰台区政协合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支持。随后，上述五家单位联合成立了《七七事变追忆》编辑委员会，一年后，在七七事变爆发七十周年前夕，《七七事变追忆》终于付梓印行。”
郭景兴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眉宇间流露出一种欣慰之情。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是对在卢沟桥与日寇作战中奋勇杀敌将士在天之灵的一种慰藉。七七事变发生时，郭景兴还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那天是日本侵略者飞越江石沽村上空的轰炸机，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仇恨。从那之后的许多年，卢沟桥一直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从蓟运河边江石沽村走出来，一路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卢沟桥畔，不断用心灵来感受那段历史。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到了1979年，他两手空空来到了卢沟桥创办卢沟桥文保所，愈发对发生在卢沟桥、宛平城地区的七七事变产生浓厚兴趣。他对卢沟桥的感情在升华，对七七事变在中国抗战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因此，他把搜集、整理与七七事变有关的文献和口述史料作为己任，责无旁贷，并坚持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毫不间断地寻找并采访战争亲历者，征集各种资料，挖掘出一批珍贵史料。
在征集七七史料和采访七七事变老兵的过程中，郭景兴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郭景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市政协、市民革的支持下，先后五次召开了征集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座谈会，以寻找七七事变的线索。之后他又作为七七事变历史文物资料征集组组长，相继奔赴河南、南京、上海、太原等地。郭景兴与夫人为了抢救历史、征集资料，几乎穷尽一切渠道艰苦寻找，才挖掘到一些亲历者和知情人掌握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郭景兴几经周折找到当年曾保卫卢沟桥的原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之子、现居台湾的吉民立先生，原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之子、现居美国的王一中先生，以及金振中、洪大中、朱军、张寿龄、陆诒、周树一等一大批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为了寻找失去联系十几年的王一中，郭景兴几番周折，直至1990年彼此才联系上。王一中不仅撰写了“怀念父亲王冷斋”一文，还提供了王冷斋在七七事变中的五十首纪事诗。为了把七七事变时日本驻军和卢沟桥战场情况摸清楚，他进行了数十次实地考察，终于完成并发表了之前尚无人作此考证的《卢沟桥战场考》论文。
郭景兴至今仍记得1983年去南京访问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秘书的洪大中的情形。洪大中的开场白热情而真挚，代表了许多老战士的心声：“同我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已先后作古，唯我尚残留人间。我一定将当时的战斗情况，我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你们，我所保存的资料一定全部奉献。”果然，洪大中陆续提供了“七七事变前后的较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片断”“追念抗日民族英雄王冷斋”等许多珍贵资料。郭景兴夫妇与洪大中也成为莫逆之交，书信往来频繁，相交二十多年，直到洪大中2005年逝世。
75 卢沟桥事变中的共产党人
为了真实地记录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郭景兴夫妇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采访中，郭景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先前，人们大多认为二十九军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数量可观的隐蔽战线共产党员。卢沟桥保卫战中，二十九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就是一名早在1935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数十倍的敌人轮番进攻，直到身负重伤，光荣殉国，全排官兵也以全部壮烈殉国的代价，换取了日本侵略者一百多具尸体。
郭景兴深感意外的是，“我原来只知道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只有很少的地下共产党员。没承想，后来二十九军将领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给我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绍当时这两军中共有中共地下党员七十余人。接着我又读到王沛南、尹心田、周茂兰三人合著的文章《汾阳军校中党的地下活动》，得知汾阳军校，就是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那时全团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余人。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多么大的重要作用。而且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战斗在那种特殊环境中，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但他们却坚韧机智地坚守在党委派的岗位上。正因为如此，十年之后的淮海战役时，才出现了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地下党员，率领国民党军两万三千多人的阵前起义，创造了‘一夜变千秋’的壮举。”
郭景兴夫妇按照这些线索，走访了许多二十九军的老地下党员，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访原南京海军学院院长朱军同志了”郭景兴说，“朱军同志，原名朱大鹏，是老西北军，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从二十九军军训团1936年成立到1939年进行改编，他始终在军训团内任职，他后来转到延安工作。我们1983年到南京采访时，他已从南京海军学院院长职务上离休下来。朱老对我们的这次访问十分热情，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二十九军军训团从成立到改编的全部经过。还重点讲了军训团内我党地下组织情况。当时已是75岁高龄的朱老记忆力非常惊人，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谈起二十九军军训团中党的地下组织规模，还先要从抗日同盟军的地下党说起。1933年5月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建立的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当时“同盟军”中的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省委前委书记是张木陶。当时中共北方局委派朱大鹏（即朱军）到抗日同盟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朱军时任“同盟军”一团一营的党支部书记，其他成员有宣传委员蒋明成，组织委员王绍武，排长张文周等，共计三十多位党员。根据朱军的回忆，在抗日同盟军中，党的地下组织主要领导有：“同盟军”二师（汾阳军校）师长支应遴，一团尹心田，二团贾振中，三团周茂兰（即周树一），还有许全仲等；五师师长也是地下党员，陕西人，姓名不详。由于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救亡主张，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志，蒋介石一开始就阻挠破坏，继而武力镇压。日军也同时向察哈尔省调动。同年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委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张北，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后改称讨贼联军）。
朱军同志离开了抗日同盟军后，于1934年春节前来到天津市警察局，为北方局作情报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侦缉队队长。过了一段时间，冯洪国又向佟麟阁推荐他到二十九军军训团工作。
1937年1月军训团成立后，朱军任第三大队大队副。当时军训团里的党员有冯洪国、蒋明成、范菊秋，还有一个文书，加上朱军共六名。朱军同志把这五个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蒋明成任组织委员。不久又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谢甫生、王世英两位同志。军训团一大队队长李克昌是党的外围组织“武委会”成员。王世英曾经将他与朱军间做过正式介绍，他们同为军训团中党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76 行走在还原历史的征程中
七七事变后，朱军随军训团到济南，又招收了四十多名新学员，大部分是济南师范的学生，其中亦有不少党员。如陈克、李天民、吴棣、贾家叔侄（姓名不详）等。军训团开到郑州，成立了新生队，朱军兼队长，并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多位党员。然后把他们陆续分到军训团各中队。以后李天民担任支部书记，与朱军单线联系，朱军再与特委联系。后来，李天民到新四军挺进队后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军训团驻新乡时，党的地下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一次李克昌因病住院，碰到了八路军代表唐天际也住院。李克昌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朱军。朱军到医院将军训团情况以及目前的困难处境向唐天际作了回报。唐天际出院后就到焦作清化镇了解了情况，并告诉朱军他们这个支部的关系是朱瑞同志负责。于是朱军就到清化镇与朱瑞接上了头（朱瑞以后任东北四野炮兵司令，在延安与朱军相识）。朱军向朱瑞请示“我这支部队是拉进太行山，还是留下来搞统一战线？”朱瑞说：“你还是留在部队，将来会起作用的。”朱军回来后，就把部队带过黄河到了新安县，不久又转至信阳、梧州。这时中共武汉党组织就派人来了，朱军与豫南特委彭雪峰见了面。彭雪峰向朱军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告诉他这支队伍党的关系属豫南特委领导，朱军同志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不久，朱军同志就又回延安参加到新的工作之中。
郭景兴和夫人蒋亚娴在2007年2月，著文《西北军、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详细记述了西北军和二十九军地下党活动的情况，并收入《七七事变追忆》一书中。文中提到，1931年宋哲元将军任二十九军军长时，192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就在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参谋长。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党员数量猛增。当时张克侠同志已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1938年二十九军改编为三十三集团军时，张克侠升任参谋长。过家芳已任一七九师副师长，军训团团长。1939年入党的何基沣同志任一七九师师长，第七十七军军长。他们身居国民党军中要职，一方面指挥抗战杀敌，一方面积极发挥地下党在抗战中作用。何基沣曾于1939年请求毛主席秘密派党的干部支援一七九师。很快党中央就派来二十多位干部。何师长给他们安排了公开的身份，分别担任师长副官，军法处长、教育处长、军需等工作。1948年贾汪起义时，冯治安是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兼徐州城防指挥官、五十九军军长，何基沣是副司令官、七十七军军长，过家芳是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少将师长。
“我们回顾1924年冯玉祥建立国民军，到1925年建立西北军，再到1933年建立二十九军，这中间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感到似乎有一条红色的血管流淌在西北军、二十九军的心脏里。这是几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进行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尤其突出的是张克侠、何基沣、过家芳、朱军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他们长期隐藏在敌人内部而且在敌人的心脏部位，指挥着敌人军队长达二十年之久。”郭景兴对我说，“二十多年来他们生活在特务密布、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杀头危险的环境中。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超人才干；必须具备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必须具备‘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强毅力，才能承担如此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静静地倾听着郭景兴先生的讲述，心里颇为感慨，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郭景兴和蒋亚娴两位老人这般执著地耗费二十几年来做同一件事情，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来撰写抗战中的爱国之人、报国之事呢？对此，郭老的解释是：“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走过来的，我目睹过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乡遭受日寇的血洗和屠杀，江石沽村旁的蓟运河顺河飘流成排尸体的惨状。几十年过去了，和平年代的无忧生活，让许多人似乎淡忘了那段痛苦的历史，淡忘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而日本右翼势力又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这些都使我和老伴非常气愤。我们写这部书就是为了警示后人不要忘却那段历史。”
郭景兴和夫人相继离休后，仍离休不离岗，寻着七七事变的线索，奔波于长城内外，采访抗战老人，倾听当事人的口述，抢救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耋耄之年终于出版了这部专著，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郭老在采访时深情地对我说：“亚娴那些年跟着我没少吃苦，她离休后帮我筹建抗战馆，帮我征集抗战史料，没有工资，没有报酬，但却遭受别有用心者的污蔑，说她是利用我当馆长，拉私人关系，游山玩水，这种阴暗的心理，简直让人无语。但事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几年前，蒋亚娴老人不幸因病去世，郭老在悲痛之余，也感到了欣慰，《七七事变追忆》的出版了却了他和亚娴的一桩心愿，也成为了对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