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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告慰卢沟桥畔抗日的英灵

61 谁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

198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了一条消息:8月14日,北京市各界代表和抗战爱国将领家属五十多人,在卢沟桥上举行了当年直接指挥卢沟桥保卫战的二十九军营长金振中的骨灰安葬仪式。七七事变时,金振中所在营驻防卢沟桥。事变当天夜里,他率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1948年,金振中随张克侠将军在淮海战场起义。今年3月1日他在河南固始县家乡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把骨灰埋在他流血战斗过的卢沟桥畔。

郭景兴和夫人蒋亚娴那天饱含热泪目睹了这场庄重的仪式,一块压在心头两年之久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为了让这位名震中外的七七事变抗日英雄不再流血又流泪,他们这两年几经奔走,多方努力,终于可以告慰卢沟桥畔的抗日英魂了。

“亚娴,振中先生可以瞑目了。”郭景兴站在卢沟桥上,望着不远处的宛平城,动情地说,“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就在半年前,郭景兴意外接到了固始县文化局和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发来的讣告电文:“卢沟桥事变,率部奋起抗战的抗日英雄,河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固始县政协第二届常委金振中先生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3月1日下午四时45分在县中医院逝世,享年83岁。金振中先生追悼会定于3月4日上午8时在县文化楼举行,希有关单位及身前友好亲属届时参加。”

“怎么会是这样?”郭景兴扼腕长叹。他不但关心金振中先生的政策落实情况,也十分关心金老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还多次给全国政协办公室打报告,反映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同志也来函询问有关金振中落实政策等情况。此时的郭景兴正在企盼着对金老落实政策的最后结果,真诚希望金振中先生在有生之年能享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光辉与温暖。岂料老人竟未能看到这一天,郭景兴沉痛之余,又有很大的遗憾。

郭景兴和文保所的同志当下赶赴英雄的故乡河南固始县参加悼念活动,在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家中,郭景兴手书的“民族英雄”四个大字条幅高悬厅中,格外引人注目。郭景兴泪流满面,不禁想起他与金振中先生两年来的交往,可谓情同手足,相濡以沫。这幅字是他在拜访金振中先生时,赠送的书法作品。“我父亲生前很喜欢这幅字。”金天愚握着郭景兴的手,热泪盈眶。

金振中先生在故乡的追悼大会庄严而隆重,灵车经过大街时,沿街自动吊唁的群众水泄不通,可见群众对英雄的崇敬与爱戴。在追悼大会上,郭景兴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个历史画面:1937年7月7日凌晨2时,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城内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奋起还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命令全体官兵“要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大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二一九团三营金振中营长也立下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他挥舞大刀亲率敢死队,勇猛冲锋……中国的八年抗战,从此拉开序幕。二十九军的爱国精神,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题报道:“日军二百余名进攻大王庙,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昨日(日军)围攻南苑,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大获全胜……”时在上海的著名作曲家麦新读之心潮汹涌,热血沸腾。他在卢沟桥事变的几天后便完成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激荡人心的进行曲,很快流行到抗日战场的每个角落,成为妇孺皆唱的嘹亮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如今,英雄驾鹤仙去,我们该如何告慰卢沟桥畔的抗日英魂?郭景兴在扪心自问,回到北京,他一次又一次地品用心品读着金振中逝世前曾留下遗言:

我自平反纠正以来,感谢党和人民对我无微不至关怀,终生难以报答。近来自知心力衰竭,恐不久人世,后世无有他念,但有几件事请妻儿转告领导:

1、我一生光明磊落,没做有害人民之事,七七抗战滴水微绩,已受人民爱戴,我惭愧不已,望死后党和人民给予公正合理之结论;

2、遗体火化,丧事从简,愿骨灰撒在卢沟桥畔,与老领导何基沣一起;

3、请求领导安排小子,以实现他多年夙愿;

4、老妻晚年生活请党和政府关照,以度晚年。

5、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金振中

“读着,读着,我和亚娴一道在落泪,金老一生道路坎坷,但爱国的赤子之心不改,我们活着的人,唯有用行动来告慰先人,才能让那些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英灵安息。”郭景兴深情地对我说,“根据金振中先生的遗言,我以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的名义向丰台区,北京市政府提出申请,经研究批准把金振中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作为北京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系列活动项目之一。”

在郭景兴的努力下,金振中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于1985年8月14日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丰台区委统战部、区政协、卢沟桥文物保管所联合主办。安葬仪式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主持,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主任、卢沟桥文保所所长郭景兴致悼词。中央民革、北京市民革组织了抗日将领及其家属,全国侨联组织了华侨代表共300多人参加这一纪念活动。金振中的夫人和长子、长孙在固始县文化馆同志陪同下,于8月12日来北京卢沟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驻京各大新闻单位在现场采访并报道了这一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均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活动全程并迅速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事后,郭景兴激动地说,“50年前,卢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是全国民族抗战的开始,而金振中是站在反击日本侵略者最前线的直接指挥官。他立下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他在与日军战斗中顽强拼搏,誓与城、桥共存亡,身负重伤在所不惜,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不愧为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这个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50年后,在北京市举行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大会上,举行他的骨灰安葬仪式,并把他的骨灰埋在卢沟桥下。这表达了我们对金振中永远的怀念与敬意。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做出最公正合理的结论,也是对抗日英灵的最大安慰。”

蒋亚娴也动情地说:“1985年10月,固始县委又进一步落实对金振中的政策,将其次子安排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他全家的住房和生活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照顾。至此,金振中的遗愿已基本实现,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62 寻访卢沟桥抗战英雄金振中

谈及郭景兴夫妇与金振中先生的友谊,还要从那次去河南固始县寻访金振中的由来说起。1982年8月28日在北京市政协和民革的支持下,郭景兴主持召开了“征集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座谈会,邀请了原二十九军将领及在京部分家属,北京市文化局、丰台区文化局的领导,以及近代史学者,与文物博物专家到会。与会者听到将要在卢沟桥畔建设抗战纪念馆,都很兴奋,尤其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都愿意为这一工程贡献绵薄之力。当时二十九军是一支有十几万人的军队,经过漫长而艰难岁月,幸存者已经不是很多了,但仍然遍布全国,流落在民间的有关七七事变的文物、史料、照片也一定有很多。把这些文物和资料征集来,将有助于弥补抗日史料不足,还可以有力地纠正日本右翼势力对那段历史的歪曲和谬论。

郭景兴说:“座谈会的众多发言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意识到拯救文物和史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我就想,首先应该找到七七事变时,卢沟桥战斗的一线指挥官。我采访二十九军将士和亲属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同志。她时任民革北京市副主委。她明确地告诉我原二十九军一一零旅二一九团三营营长金振中是当时卢沟桥战斗的一线指挥官。接着我又采访了赵登禹将军的女儿、原北京市民革办公室主任赵学芬。我从她给我提供的文史资料中看到了何基沣将军在回忆录中称赞金振中在七七事变中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不愧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后来,我又找到了1937年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以及总参炮兵部队郑州干休所的张又桐等同志,他们都推荐我去找金振中。”

郭景兴身为“七七事变历史文物资料征集组”组长,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召集了蒋亚娴、张红旗、段小微、陈静四名组员,研究了采访金振中先生的提纲和采访的任务。包括:采访金振中本人,了解他的历史情况,以及七七事变后的表现和起义的经过。征集小组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于1983年8月11日启程去河南省信阳专区固始县采访金振中。

“我当时因忙于抗战馆的筹备工作,日程安排不开,就晚去两天,于8月13日乘火车到了信阳,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信阳专区的领导派车送我到固始。司机是个老同志,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就自豪地说:‘我们河南省还出了一位抗日英雄吉鸿昌呢!’到了固始招待所,我见到征集组的同志。他们都高兴地告诉我,来到固始后,才得知金振中是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县文化馆的领导很支持,派朱泽勤同志专门负责接待我们。这两天我们采访了金振中同志。他向我们讲述了七七事变的亲身经历,老人记忆力很好,说得真切,情节很详细,收获真的很大。”

午饭后,郭景兴与全组同志专程去拜访金老。一路看到固始县城街道整齐,市面繁荣,人来人往,车辆也行驶有序。当吉普车驶到县城边缘时,就显露出了人烟稀少,柏油路变成了土路,还坑坑洼洼的。郭景兴远远看到有一所孤零零的红砖房子,陪同的人告诉说这就是金振中的住所。郭景兴心里一沉,顿时有了一种凄凉感。

金振中一家人听说又有北京的客人来访,早在门口等候了。郭景兴快步上前与金老一家人握手问候。郭景兴眼里,金老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中等身材,削瘦的脸庞,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两眼炯炯有神,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背挺腰直,威严端庄,仍显现出当年浴血疆场,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他的儿子掀起粗麻的门帘,请客人进屋。当脚刚一踏进屋门,郭景兴就更诧异了:两间砖房,一明一暗,屋内四壁皆空,只摆着一张旧方桌,两条木凳支着两块木板的床。墙壁是红砖裸露,门上挂的是麻袋片拼凑的门帘,窗上钉的是塑料薄膜,上无顶棚,露出的是几根粗细不等的檩子。几个小木凳大小不一,一看就是为了接待他们,从邻居家借来的。金老的儿子金天愚热情地给客人倒上一杯白开水,热情中又带有几分歉意。金老的夫人身材瘦小,年龄比金老小些,但说话办事都很利落,一看就是一位有文化,持家有方的贤内助。

郭景兴那天给我讲述了他和夫人那天寻访金振中留下的印象:当时这位年过八旬的抗日英雄,虽人生坎坷,但眉宇间豪情四射,军人风范不减。他对我们说,从军期间虽参加过数次打日本的战役,但对卢沟桥一役记忆犹新。他清楚地记得,1936年春,接到团长吉星文的命令后,迅速带全营一千四百余名官兵赶赴宛平城,安排城内及卢沟桥的防务,因为这里是北平的西南门户,一旦失守日本鬼子将长驱直入北平。而此时,日军已进驻丰台,形势相当紧张,给人的感觉是日军已剑拔弩张,只差一个机会了。7月6日,旅长何基沣来电话指示,要我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如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听到这样的命令,官兵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誓死抵抗,与卢沟桥、宛平城共存亡。”老人回忆,卢沟桥保卫战打得相当艰苦,他们多次击退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硬是没让日本鬼子跨过卢沟桥。老人还说,那场战斗唯一让他感到遗憾但也引为自豪的是,他指挥追击逃敌时,没发现隐匿之敌,结果被敌人扔来的手榴弹炸断左腿,接着敌人又射来一发子弹,子弹从他的左耳穿进,从右耳下穿出。按说,这种伤情十人十死,但他却大难不死。1938年伤愈返回部队后,又参加了后来的对日汉口会战。

郭景兴和征集组的同志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金老家的。他们没有想到金老当年的战场经历是那般惊心动魄,也没想到金老如今的家境是那般的清贫简陋。征集组经过采访本人和他提供的史料,以及县文化馆领导的介绍,已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任务。可以开始第二步,要了解他的历史情况,以及七七事变后的表现和起义的经过。

第二个任务需要查阅金振中先生的历史档案,县文化馆同志却提出,金振中1953年曾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且是经固始县委统战部处理的。郭景兴深感意外,便去了县委统战部。统战部的接待人员说:“金振中的档案在定为反革命分子时,就作‘敌伪’分子处理,转交给公安局了。”郭景兴和征集组的同志听了之后都感到十分奇怪,据他们所知金振中落实政策已四年了,现为县文化馆行政十九级干部,河南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不想,个人档案居然还装的是“敌伪”分子,这太不可想象了!于是他们又由朱泽勤陪同去了公安局。县公安局看了介绍信后,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把金振中的全部档案都给他们看了,比较重要的材料还答应可以复印。

63 拿出还原历史真相的壮士勇气

郭景兴正是从这些档案中了解到金振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一直到1949年这段历史的详细情况:金振中在卢沟桥战场身负重伤,送保定医院救治。1938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将二十九军改编为七七军,金振中于1938年伤愈后重返前线,参加了七七军的汉口保卫战。金振中时任七七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上校团长。后任一五六旅副旅长,一七九师一零六五团团长。1943年因作战出击不利,被撤销团职,回家闲居。这期间,他所在军队一直在何基沣将军领导之下。1938年何基沣到延安会晤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何基丰在八年抗战中,以抗日救国为第一要任,为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被明升暗降削弱了兵权,由于金振中与他关系密切,也受到株连。因此金振中于1944年被召回部队,调军部任少校附员(闲员)。一直驻在军官队,属编余人员的单位。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国民党七七军、五十九军两位副军长何基沣、张克侠率所部万余人在贾旺起义。当时金振中驻在离徐州30里的柳泉,闻知起义消息立即追赶起义部队,中途被国民党军队截回徐州看管,后被解放军解放,到华东军区高教团学习三个月。经鲁南军区审核,属于起义人员,发给起义证书于1949年回固始老家,将起义证明交当地政府,以做小摊贩为生。这是他从1937年至1949年起义回乡的历史情况,从档案未发现其他问题。至于金振中解放前政治思想表现如何?郭景兴在查阅档案中,发现有一位当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也被编余的军官王洁民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王洁民是在1948年初与金振中在军官队认识的。他于1980年12月9日写的证明材料除了证明他的历史外,有两点分析说明了金振中当时的思想表现,他对国民党不但失去信心,而且充满怨恨之情,不愿再给国民党卖命了。

“金老还给我们讲了1932年喜峰口战役及1936年他生擒日本汉奸宁雨时的事,我们听了金老的讲述很受感动。”郭景兴说,“金老当时心情也十分激动,他热情洋溢,精神抖擞地多次接待我们。这可是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畅谈他这段光荣而悲壮的经历。我们深深感到金老把这段历史看作是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他虽然是八旬老翁,但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他昂首威严端坐的姿势,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临别时,金振中老人十分热情地把他自己写的《七七事变点滴回忆》双手交到了郭景兴的手里。郭景兴书写了一幅“民族英雄”四个大字,挂在了金老居室的墙上,这是当年何基丰将军盛赞金振中的原话,以示对金老的崇敬之情和对全家人热情接待的深切感谢。

当晚回到了固始县招待所后,郭景兴与夫人蒋亚娴一个晚上都在为金振中的命运而喟叹。他们无论是从查阅金振中历史档案以及采访本人,还是在与文化馆领导的交谈中,都可以肯定金振中在七七事变中作战英勇,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有关金振中起义经过也写得很详细,从落实政策中来看,也是按起义人员对待的。他从政治思想上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对国民党也心怀不满,失去信心,所以在起义态度上是积极的。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对金振中很不信任,所以他作为编余人员,并没有参加与解放军作战,也没有对老百姓放过一枪一炮。他在历史上是没有罪行的。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样一个抗战有功的英雄,后半生却如此凄惨?”蒋亚娴说,“如果不能还金老一个清白,那党的事实求精神何在?公理又何在?”

“亚娴,我也是这么想的。”郭景兴说,“左的那一套害死人呀!我听金老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讨一个公道奔波,却一直也未能如愿,我想帮帮他。”

“好,我帮你来做这件事儿。”蒋亚娴看着丈夫凝重的眼神,说,“明天,我们再进一步向有关部门了解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然后再想想下步该怎么做。”

接下来,让郭景兴夫妇更惊愕的事情一桩桩浮出水面。金振中向他们倾诉了在回到固始家乡后整整戴了二十六年“反革命”帽子,屡次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金振中档案记载,早在1953年镇反运动时,金振中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1958年,有关部门又不顾金振中是起义人员的事实,而是按照伪军政警宪人员的条例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交街道监督劳动改造。1969年文革中,全家四口人被遣送到杨集公社,强行将城市户口改为农村户口。当时的金振中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两个男孩儿,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根本就没有劳动能力。到农村后,自费盖了两间土房。不久又被一把大火烧为灰烬,全部家当毁于一旦,最令他痛心的是将他多年所写的日记和珍贵文字材料也全部烧光。后又被迫与两个男孩分开了,这对老夫妇又孤苦零丁生活了十年。

金振中告诉郭景兴,当年他起义回乡时,在县城关北大街有一座八间房院落。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东头一间门西房被日杂商店占用。不久,百货商店要占用汤某的房子作会计室,非让金振中借给汤某四间房居住。就这样,金振中的八间房被占用了五间。到文革时,县服务公司要在他院里盖旅社,强迫金振中搬出自己的院子,在三街居民点给了他一套房居住。这时,汤某借拆房之机把金振中借给他的四间房拆光,将房料运到城内盖了他自己的住房。到1969年元月金振中被遣送农村前,房管所协同街道要低价收购三街的那三间房,金振中拒绝售房,纠缠达半年之久,最后街道治安主任竟把一张勒令售房的通知贴在金的屋内墙上,并恶狠狠地指着金妻说:“你再不同意出让这房子,立刻就来人扒你的房子。”金振中迫不得已签了合同。当时三间房只给了檀条十八根(木质极劣),竹竿三百根和八十元钱。这时的金振中政治上是历史反革命,经济上一无所有,真的到了绝望的边缘。

那次在采访金振中过程中,他说他曾于1977年给固始县政府写了一份申请书,标题是“我向党和政府要求给我一条生活的出路。”申请书中大声疾呼“因我戴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到农村后,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的迫害,造成我家破人亡,迫使我们与两个男孩离散,只剩下孤苦零丁老夫妇俩,无法生活下去。今日我的要求,只要食能裹腹,衣能蔽体,漂流异乡的两个孩子能就业足矣!”由此可见他家当时的生活到了多么悲惨的境地。郭景兴夫妇听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痛感再也不能让抗日英雄流血又流泪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金振中一家带来了温暖的春风。1979年5月7日经固始县委批准改正了他历史反革命的问题,并批准他全家回到固始县城,改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了。但金振中却又面临极其艰难的生活问题。虽说回城了,但全家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衣食无着;也没有一间房可以安身,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多亏昔日邻居赵玉洲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将在部队服役儿子的婚房暂借给金振中,这才有了落脚之处。从此,金振中又踏上了为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艰苦征途。金振中先是向县里提出工作安置和住屋问题,但却没有回音。1979年冬,金振中在无奈中又亲自到北京把落实起义政策的申请交到国务院转到中央统战部,得到批示:有二人以上证明即可认定。之后又转到河南省委统战部,也得到认可。金振中高兴地跑回固始,把中央批示的文件送到县委统战部,对方答复“把证明人调查清楚了再说”,这一“再说”又拖了一年。逼得金振中只好再给原国民党五十九军副军长、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副部长张克侠写信说:“这期间我一再追问,一直拖到1980年的6月县统战部仍以未了解清楚证明人来搪塞。当时我极端失望和悲观,自思除自杀外再无好的希望了。幸承怜悯我的人私下告诉我,张克侠和过家芳(解放后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原二十九军老同志)二人在两个月前已给县里开了证明信,并极诚恳地建议给予适当安置。我得此讯后心神才得安定。”

实际当时开证明的还有江苏省政协委员耿德星,南京第十中学副校长洪大中等二十九军和七七事变的见证老人。直到1980年11月2日固始县委统战部才通知金振中落实政策的方案。经信阳地委研究批准,金振中安置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定为20级干部,并把长子金天愚安置在县麻纺厂为学徒工。金振中在接到通知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并连声说:“我的看法没有错,党是值得信赖的。”全家更是喜出望外。亲友闻之无不为他庆幸,金振中终于结束了他在政治上受迫害,生活贫困的痛苦生涯。金振中更是感慨万千。他给张克侠去信告诉这一喜讯时说:“推本溯源首先归功于伟大英明的党的政策,使我得以重见天日,又承侠公等老领导、老同志仗义直言,使我能恢复历史原貌。因此我举家没齿不敢忘怀英明的党和我公的大恩大德。”

固始县委统战部于1981年10月增补金振中为县政协常委。金振中于1982年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工资调至19级。1982年,固始县政协与房管所研究决定给他家盖两间住室,一间小厨房。至此,金振中一家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两间房就是1983年8月我们去采访金振中时见到的金老住所。房子虽然盖好了,但门窗让他们自费安装。因为金老生活拮据,无力制作门窗,只得用塑料膜钉在窗洞上,用麻袋片做门帘遮风避雨。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四壁皆空,一片贫困凄凉的景象。”郭景兴说,“金老当时对我们说,党在政治上已经给我落实一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不管多么艰难总算有了两间住房,这房子来之不易啊!毕竟有了安身之处,全家的生活又提高了一步,原有私房我也不再索要了。只盼望能把二儿子的工作安排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即使生活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不再向党向国家伸手了,不再给老首长增添麻烦了。”

64 为抗战老兵讨回公平和正义

寻访金振中归来,抗日英雄的影子始终浮现在郭景兴的眼前。金老在“七七事变”和喜峰口战役中,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冲锋陷阵,英勇斗争,身负重伤,为国立功,是位著名的抗日英雄。当年金振中在卢沟桥战场上,左腿下肢被手榴弹炸断,且有一颗子弹由他左耳旁射进,右耳下穿出。他伤愈后继续积极抗日,并在1948年淮海战役中追随张克侠、何基沣二位将军积极参加徐州贾旺起义。1949年回乡后,一直受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固始县在为金振中落实政策上也做了不少工作,本人也十分感激。但通过这次采访,郭景兴夫妇也关注到他及家人的生活也确实十分贫困。最令他痛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他的八间房,公家占、私人拆,全部化为乌有;另一件就是他二十五岁的二儿子,多次申请政府给他一个就业指标,就是无人理睬。而这两件事恰恰都是他个人无法解决的。为此他奔走呼号整整十年。早在1980年3月29日他曾给县委写了申请报告,要回他的私房,以解决燃眉之急。直到1981年元月仍无消息,无奈又于1981年元月6日、3月20日、29日连续写了几次申请书,甚至提出请政府临时找三间公房,房租自付也可以,仍无回音,二儿子的工作也很久没有着落。郭景兴和夫人蒋亚娴出于对抗日英雄的崇敬,出于一种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正义感,毅然站了出来,为抗战老兵金振中讨回公平和正义。

郭景兴夫妇于1983年11月4日写了一份“关于给金振中落实政策问题的情况反映”的报告,呈送给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总政联络部主任杨思德,全国政协委员过家芳,中央统战部,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何基沣的夫人宋晓菡等人。

1983年12月25日金振中来信说:“日前洪大中给我来信,详细讲解了你为我的事情操劳,向中央有关单位和领导作了具体报告,他并将你的信及文件抄件给我寄来,这种种事实说明你们对我的问题关心备至,做了大量工作。洪大中要我安心等待。”

1984年1月13日金振中给郭景兴夫妇来信说:“你们走后,我的心情很舒畅,饮食增加,体质转好,眼疾也渐好转。”

1984年2月12日金振中来信说:“我接宋晓菡的来信,得知在京的领导,对我的事很关心……房子的问题等待解决,有困难慢慢克服。唯有次子就业一事已成难题,今年我县有一批就业指标,但能否分到我家不敢想象。”

1984年5月31日郭景兴给金振中的信中告诉他:“告诉您一个可喜的消息,刚才接到电话通知,关于您的政策落实问题,过家芳同志在最近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为一个专题提案提出来了,并且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讨论,并告诉我最近将有”解放军报社“的同志来卢沟桥找我进一步调查,再发”内参“处理。”

1984年8月12日接到金振中的来信说:“见到7月7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刊登的‘征集资料小组’写的采访我的文章‘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使我深为感动。不久就接到很多不相识的朋友要求将七七事变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你们的文章不但主观上帮了我的忙,使我的问题能尽快解决,而且在客观上也起了制造舆论的作用,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就我个人小局而论还是帮助了我。因而想到你们热情帮助,我是非常感谢的。7月中旬县委统战部和文化馆来了两位同志透露了一点消息,说中央统战部下文件了,要解决你的问题,我问县里是什么意见?他说县里还未研究。这又过去二十多天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但我很焦急。”

1984年郭景兴得知个别有关人士在收到金振中的来信后,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不厌其烦地复信指责,使年已八十余岁的金振中老人气闷成疾,渐至瘫痪,心里焦急成分,就又给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写了报告,催问去年8月“关于给金振中落实政策问题的情况反映”已经一年多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不能再等了。他现在整日处于焦急等待之中,盼望在他有生之年能落实,望上级领导能关心此事抓紧时间解决。

直到金振中先生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卢沟桥隆重举行,事情终于有了新的转机。固始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1985年8月14日晚上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的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的消息后,立即给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发来电报,向家属表示慰问,向卢沟桥文物保管所表示感谢,并提出要派专人来接金振中的亲属,让全家十分激动,并回电表示感谢。1985年10月固始县委又进一步落实金振中的政策,将其次子安排在固始文化馆工作。至此,金振中的遗愿已基本实现。

洪大中先生得知金振中逝世消息特由南京来信说原期1987年在首都聚首,共庆抗战50周年,并参观旧址。不想他已先我而去,实感悲痛。附上挽联:

宛平城头树英雄,倔强性格恨寇仇。第一枪声震天下,民族英雄垂千秋。

卢沟桥畔鏖战急,大刀杀敌敌胆摧。攻克铁桥回龙庙,捍卫国土展军威。

郭景兴和夫人蒋亚娴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了。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将一切泼在抗日英雄头上的污泥浊水涤荡得干干净净,这是对金振中先生和家人的最大安慰。

卢沟桥畔,一位抗日英雄安息了。他的骨灰依照本人生前遗言返归旧战场;他得到了隆重的哀荣。金振中的名字在卢沟桥上恢复了历史地位。郭景兴夫妇当年对金振中的寻访之旅,留给世人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一段不可重复的历史,与他们寻访的人物和事件一起,又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互为印证的、更加完整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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