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坦然去做自己情愿做的事儿
郭景兴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他的任上早一天建起来。那会儿，郭景兴作为抗战馆筹备处主任，可谓公务繁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儿，处理不完的公务，接待不完的来宾。但是，郭景兴在忙于这些事务性工作的同时，又在思考新的问题了。他意识到，建抗日战争纪念馆，要筹备的事项绝不仅仅是资金投入和馆舍建设。馆舍工程可以委托建筑公司承包，突击完成。但馆舍建好了，里边陈列什么？这才是当务之急。
他何尝不明白未雨绸缪的道理，征集抗日战争史料、搜集抗日战争文物、筹划纪念馆陈列内容，这些可都要提前筹划的。郭景兴这时隐隐有了种危机感。就他所掌握的情况，抗战初期，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全无时间去考虑抗战胜利后续写那段历史的事儿，加之战争艰苦，条件恶劣，国共双方都没有留存下更多详实的战场记录。而日军方面却有备而侵，天天有所谓“战报”，很多战役都记载得很详细，当然这都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立场上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史料就有很多歪曲事实的东西。日本右翼学者在战后写了大量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文章，胡说什么“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从而诡辩说，“中日战争是中方挑起的。”
为了征集抗战史料，郭景兴早在1983年10月就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筹办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工作的报告，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征集抗战史料的设想和意见；1985年5月他又以抗战馆筹备处的名义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社联合给北京市长上报了“接受国内外爱国团体、抗日将领及其亲属献助文物资料、资金的请示”。郭景兴的良苦用心是，动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来确保未来抗日战争纪念馆有充足的文物史料来源。
当时有人劝郭景兴“郭所长，你都五十五岁了，还能干上几年，等抗战馆建成了，还不知上级派谁当馆长呢，差不多行了，就别为他人做嫁衣了。”
郭景兴笑了笑，说：“我这是在为自己做嫁衣呢，有生之年建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是我的福分，也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做的是事儿，想的是责任，至于日后的去留，我没想那么多，也顾不上想那么多。”
郭景兴带着那样一份坦然做自己情愿去做的事儿。他的确没想那么多，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早一天把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起来，把抗日战争的史料征集到，至于日后自己的工作安排，他没有多想，只是想把自己这个抗战馆筹备处主任做好就行了。
“当时我们掌握的最详细资料是王冷斋写的《卢沟桥事变始末》，这也是他在战后回忆的。但是王冷斋时任宛平县长，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城里和日方谈判，并未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文中所述的作战情况也是从电话中得知的。”郭景兴说，“真正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的是二十九军二十七师一一零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和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行政、民事等事宜由县政府秘书洪大中管理。只可惜所有这些文件及文字记录一点也未能存下来，所以我从1982年开始便抽出大部分精力收集资料。因为这件事是不能等的，七七事变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活着的人也七八十岁了，必须抓紧访问尚存的几位关键人物。”
54 填补七七事变中的历史空白
自1983年以来，郭景兴一直在为七七事变史料的征集而四处奔波。那一年，在郭景兴的积极倡导下，丰台区成立了“七七事变资料征集组”，由丰台区委宣传部长黄本富兼任组长，郭景兴具体负责筹划落实，并由郭景兴的夫人蒋亚娴，丰台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师张鸿祺和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的段晓微、陈静、乔玲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他们利用暑假期间，于1983年8月到南京访问了南苑军训团的大队长朱军，原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等人。之后，他们又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查阅、复制了大批有关抗日战争、七七事变的翔实材料。之前，卢沟桥文保所还组建了“七七事变纪念馆征集资料小组”，郭景兴任组长，蒋亚娴任史料编辑。历史责任感让这对革命夫妇并肩战斗在一起……
“抢救二十九军那段在卢沟桥抗战的历史资料是我当时最急迫要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趁着当事人还健在，赶紧搜集，赶紧写完。因为我看到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中国人还缺乏话语权，日本人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有日本右翼学者竟信口雌黄地说，是中国二十九军打了卢沟桥的第一枪，战争是中国方面挑起来的。”郭景兴说，“所以我要抓紧做这件事。我有了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这之后，郭景兴担任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历史文物资料征集组组长，先后到河南、南京、上海、太原等地，走访了许多保卫卢沟桥的原二十九军将士和他们的家人，包括率先报道卢沟桥事变战况的著名战地记者陆诒，以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之甥女李惠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之子冯炳瀛，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之子，现居台湾的吉民立先生，原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之子，现居美国的王中一先生等等。
“我是一个喜欢叫真儿的人。在征集七七事变史料的时候，我发现先前有些史料写得过于粗糙，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有出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都对这些问题，采集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反复的考证，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郭老对我说，“当时国内发表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写到‘卢沟桥’的‘卢’字时，通常有两种写法，一为”卢“一为”芦“且两种写法各有论据。在1981年，我在多方考证下，以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的名义，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决定以”卢沟晓月“碑的”卢“字为准，且以正式文件通知有关单位，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刊登此决定的报道，以后凡文章中再写”卢沟桥“一词时，以统一写”卢“为好。”
回龙庙争夺战是卢沟桥事变中打得最惨烈，双方伤亡最多的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此庙为日军三次攻占，每次又为二十九军夺回，分别是7月8日、10日、20日。当时报刊关于回龙庙战情的报道很多，但都称之为“龙王庙”，一些论著、地图也按此名沿用。但也有个别的文章中写“回龙庙”，如王冷斋《七七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良友画报》1937年7月5日130期第四页，均称“回龙庙”。经考证，郭景兴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大多称回龙庙，或迴龙庙。他日后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卢沟桥事变战场考》中采取了“回龙庙”的说法。
郭景兴注意到，七七事变时，卢沟桥和宛平城是日军夺取的主要目标。凡到卢沟桥参观的人们，大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即七七事变时，日军是从哪个方向进攻卢沟桥的？按照正常的军事行动，一般应从长辛店打到卢沟桥，渡河后由西往东进攻北京。明代建拱极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由西南、西北方向侵犯北京的敌人。但卢沟桥事变却出现了反常现象。日本人是从北平方向调动丰台的军队经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窑由东往西进攻卢沟桥的。这是为什么呢？
郭景兴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发现了历史的真相。采访中，郭景兴告诉我当时双方的军事部署情况。七七事变前夕，北京的北、东、南三面都有日军和汉奸的军事势力，只有守卫卢沟桥的驻军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零旅二一九团三营。这个营为加强营，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约一千四百多人。当时三营的兵力部署为：第十一连配置于铁路桥东段及以北回龙庙一带；第十二连驻于宛平城以南；第九连驻于宛平城内；第十连为三营预备队，驻在卢沟桥西端大王庙内。三营营部也在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端；重机枪连（一个排已调十一连）集结于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轻迫击炮连（一个排已调十二连）集结于东门内，准备支援左右邻步兵作战。宛平城东门外南侧的药王店，驻的是县警备队（后为石有三保安队驻地）。三营另抽调部分兵力守卫卢沟桥、平汉铁路桥两端以及宛平城东西城门，阻止日军通过。从城西“卢沟晓月”碑旁沿永定河东岸挖有一道深三米宽三米的军事壕沟，一直通到平汉铁路桥。再往北沿永定河堤筑有散兵壕（每隔1——2步挖掘的能容一名士兵的战壕）一直延接到回龙庙。二一九团团部设在长辛店，驻有一、二两营兵力。回龙庙以北四公里的衙门口有三十七师一一零旅的驻军。宛平城外的四周都有用水泥筑成的十分坚固的碉堡：计城东大枣园两座，城南两座，铁路桥以西两座，城北回龙庙的高台边上两座，共计八座。不仅如此，当时在城内设有宛平县政府（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处）；县府西侧是警察局，并驻有河北省保安队河务局分段；县府东侧的城隍庙（现卢沟桥卫生所处）及对面街南的地藏庵内为三营九连连部驻地。
55 宛平城的炮声是从哪里打响
二十九军所以用重兵把守卢沟桥地区，是因为这里是北平通往外部的咽喉要道，又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叉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此地被日军占领，北平以及华北大片领土，日军则垂手可得。七七事变之前，日本驻军经常从丰台出发经大井、五里店、大瓦窑、往西到回龙庙、永定河堤，往南至大枣园附近，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并时以卢沟桥为“假想敌”做进攻训练。1937年5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首脑及其幕僚公然齐集在大枣园检阅部队。大枣园又名大枣山，是沙岗村界内的一个沙丘高地，由于荆棘丛生而得名。沙岗村在宛平城东门外，东关东侧。过去卢沟桥地区风沙很大，年深日久，沙土淤成坡坡岗岗，故人们呼之为“沙岗儿”。大枣园是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站在岗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宛平城东门及城墙。
日本的第一联队的“战斗详报”中曾写道：特别是进行夜间演习的结果，“直至每个士兵暗识驻屯地附近的地形，娴熟夜间行动”。而且在第一联队“策划制定了奇袭支那军领导人的宅邸、兵营、城门等的计划，让所有干部分别到实地多次作实地调查”，“稳妥而顺利地进行着对中国奇袭攻击的准备”。上述材料把日本侵略军演习的军事目的、任务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日军亦十分了解卢沟桥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因此把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这一地区。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主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约二千人，驻地在卢沟桥东至北平间的丰台，所以在卢沟桥事变时，日军是从东往西打，即从丰台进攻卢沟桥。
1937年7月6日，日军以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为名，妄图占取宛平城，我军不允，双方相持达十多小时。7日夜日军又借演习期间丢失一名日兵为由，要求武装进城搜查，预谋诈取城池，又为我军拒绝。二十分钟后，丢失之日兵已归队，按说事情已应了结，但日军仍无理要求进城调查原因，并欲带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双方调查人员同时进入宛平城东门内，又为我方严词拒绝。日军多次诈城均未成功，终于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以武力进行军事打击。遂于8日晨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于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郭景兴为了揭示七七事变日军侵略真相，多次到大枣园一带实地考察，证实了事变前，大枣园是日军的演习场所。事变时，此地系日军的一个重要阵地，轰击宛平城的第一炮是从这里打的，之后这里一直是日军进攻宛平城的炮兵阵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在攻城时的战斗指挥所就设在这里。自7月8日5时30分在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下开始炮轰宛平城，至7月20日止，共炮轰十一次，均由大枣园的日军炮位发射处发炮。现存宛平城东墙北侧的弹洞及塌毁处，即当年日军在大枣园炮击所致。
“郭老，我从您给我提供的史料上看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中国驻屯军总兵力约八千人，分驻北平（丰台与通县），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处。当时中国驻军二十九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军部设南苑，一一一旅驻北平城内；三十七师师部在西苑；一一零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长辛店一带；三十八师驻天津、廊坊一带；一三二师驻任邱、河间一带；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我说，“我有一个疑问，从兵力上来讲，中方是处于优势的，那为何却会出现如此被动的作战局面，以至丢失了宛平城？”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这让我想起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可当时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境况。当时在平津地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情况，即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中国军队，也有日本军队；中国的政府和军队里设有大批的日本顾问，中国的大城市里建立了日本特务机关。这些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驻军也是中日双方犬牙交错，因此时常发生摩擦。处在政治夹缝中的特殊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它在对待日本侵华这个问题上持犹豫、幻想、苟安的思想，无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无视日本步步侵吞华北，进而吞噬整个中国的野心，而对待日军在北平附近多次制造事端的挑衅行径，却步步退让，一再赔礼道歉；不但把明目张胆的敌人当成了‘友军’，还经常对日本的上层将领频繁献媚，唯唯诺诺。其结果，把北平地区特别是卢沟桥中国驻军的军事防区，沦落成一个反常的奇特状态的地带。”郭景兴神色凝重地说，“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抗战情绪高涨，皆抱誓与城桥共存亡之决心。以当时我方的兵力、士气，占据的地形，二十九军打退日军的进攻，甚至把日军赶出丰台老巢也是完全办到的。但由于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上层某些主和派人物，在日本侵华的问题上存在着犹豫、苟安思想，无视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一味采取退让态度。我想，这是丢失宛平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56 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将士
郭景兴在《卢沟桥事变战场考》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突然在第二天同意进行调查谈判，这实际是因兵力不足的“缓兵之计”，欲以谈判为借口拖延时间以待增援。日方毫无诚意，几次提出先决条件，就是要二十九军撤出宛平城。由此可见，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方的欺骗威胁等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占领宛平城和卢沟桥的目的，但均未得逞。于是日军从7月8日到20日之间对城、桥发动多次攻击，其中以8日、10日、20日三次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曾几次攻下铁路桥和回龙庙，甚至打到河西岸刘庄子，最后一次炮弹已打到了长辛店，而宛平城却一直未被攻破。尽管日军几度占领了卢沟桥、平汉铁路桥，但只要宛平城在我军手中，仍可将日军击退，两桥照样能夺回。因此卢沟桥事变时，宛平城堡成为日军主要攻击点。这是由于宛平城不但是卢沟桥地区的制高点，城池异常坚固，战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城内驻有我方军政指挥机关，可以与长辛店、衙门口、西苑等地驻防的二十九军取得联络，并可由外围打击日军。驻长辛店的团指挥部，又可以随时将兵员、军械、弹药等军用物资运来支援前线，从而为保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战斗提供后备保障。在卢沟桥战役的整个过程中，宛平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体现了这个桥头堡重要的战略地位。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二十九军的将士是英勇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就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拉开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序幕。但是，我奇怪的是，在七七事变爆发的二十天中，二十九军始终是在孤军奋战。反之，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增调国内五个师约二十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7月26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辞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二十九军发动攻击。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一万人，在一百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三十七、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造成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背水一战。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八千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掘壕进行阻击，最后，二十九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郭景兴在谈及这段史实时，也充满了悲愤之情。他说，他和夫人在七七事变的史料征集中，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对当时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地区的军事要点与军队驻地，主要战场的位置，以及“七七”前后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地区的军事活动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和介绍，亲身感受到了那场战争的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慷慨赴死，一曲悲歌，唤醒了千万中国民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的殊死决战。
我想，人只要有了梦想，心就可以自由飞翔。无论你脚下的道路多么崎岖，无论前方的天空多么阴霾密布，梦想是藏在心里最绚烂的花，会让你最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走出泥泞的小路，感悟别有洞天的碧海蓝天。“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既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这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与日军决战，组织全线反攻，在1937年7月28日所下达的命令。原件是日本军队在南苑战死的中国军官公文包内发现的，由驻中国第二步兵联队津九井广收藏。读之，我想到了“虽败犹荣”这四个字，感叹之：当年的二十九军将士有梦想，赶走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当今的中国人有梦想，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