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联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的是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对于过去和现在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本身的规律。”这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了的观点。遵循导师的思想，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我们可以对批判有较为正确的认识。
1.批判必须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能够指导我们立足于现实事实、反观既往事实、面向未来“事实”，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对客观事实进行科学批判以求得规律；现实中把思想路线“虚化”和“空化”的倾向是很有害的。解放了的思想也是思想，作为解放思想根本方法的批判也只是一种思想活动，而凡思想都蕴含了思想路线，凡思想活动，都要遵循一定的思想路线。如同人类一切活动都要有前提一样，批判思维也是有前提的。前提之所以为前提，第一在于前提自身是正确的，第二是人对前提的理解是正确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因为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是哲学错误，是前提上的错误。只有当我们从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合乎真理的方式探索真理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错误，才能找到合乎真理的探索方式，才能避免根本性、全局性的错误。只要源头正确，“流”中的错误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毕竟是局部性、技术性的，如邓小平所言，正确的就坚持，错了就退回来。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发展中的错误是可以得到纠正的。这里绝不是说发展中的错误是可以忽视的，恰恰在于说明只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能把发展中的错误减少到最小程度。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作为大脑的“行为”，如果要取得科学成果，同样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批判的前提，正确的前提还要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批判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科学批判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认识活动尤其如此。但仅仅懂得这一点，即仅懂得用什么指导还远远不够。因为选定科学的认识工具并不等于能够正确运用科学的认识工具。选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后还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方法还是教条？二是指导思想如何指导我们——指导我们“脑”的活动还是指导我们“手”的活动？
（1）指导思想是指导“思想活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用来指导我们“脑”的活动，即指导我们思想活动而不是用来指导我们“手”的活动，即具体操作活动的。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实践的指导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既成的思想和思想的活动）进行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再通过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头脑进行思维，通过内化于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引导自己具体的实践活动。能够指导我们实践活动的只能是内化于头脑的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我们的“脑”来指导我们的“手”，而不是直接指导我们的“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能够直接指导我们的“手”，那么，就只能是这种情况：用马克思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然后照马克思的词句，亦步亦趋，按图索骥。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教条，实践者自己则成了工具，没有也无需有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肯定是错误的，理由来自马克思主义自身。
马克思主义揭示规律而非提供定律，提供的是发展蓝图而非施工图纸，是行动指南而非解题公式，马克思坚决反对将他的理论任意引申、扩大的企图。尽管导师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尽管导师多次警告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次次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更不用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其他“主义”者了。一次次给马克思以“过多的荣誉”，从而也一次次给马克思以“过多的侮辱”。尤其是把严重的历史后果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谬误嘲笑真理后得出可笑又可悲的结论。这就需要我们深思：究竟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实践的指导，是通过给我们的思想活动划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来是立体的、系统地、多层次的、动态的、开放的，是世界本来发展进程的理论概括而不是若干抽象观点的汇集，因而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观点的汇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世界观，请问：“世界是物质运动发展演化的无限过程。”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将如何指导我们的“手”？我们如何直接用“手”把这句话付诸实践？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经过我们的脑就可以直接指导我们的手的看法，是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包容一切知识，一切科学的知识总库、日用大全、百科词典，那它当然就不能回答当前改革、开放、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不仅如此，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中，也引不出对当前问题的答案。难道我们能从辩证法是关于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原理中能够直接引出我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什么需要改革、如何改革的答案吗？那种把马克思的词句照搬的做法，表面上似乎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底了而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僵化窒息了；形式上不折不扣，本质上大打折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贬低为具体技术和细则。从本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失误、挫折都是这种贬低的结果。同样，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胜利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结果。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懂得，指导思想就是指导人们思想活动的思想。能够指导思想活动的思想只能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思想，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来衡量价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设计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融入自己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变为自己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自己的主义，向马克思那样去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用内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行动。内化不是移植，不是用马克思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而是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思想，思想的结果是要形成符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思想方法是马克思的，思想结论是我们自己的。这样，才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方法论——关于思想方法的理论。是直接指导我们思想活动的方法论。指导我们从客观存在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识出发看待问题、进行研究、做出判断。也就是指导我们批判地、辩证地看待一切，包括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吗？
通过批判，革除无生命力的旧事物，促进社会进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革命的性质。
综上所述，我们就解决了以下问题：用什么指导？批判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什么？指导批判者的思想活动；如何指导？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
指出这一点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恰恰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性质，不被贬低为施工图、技艺和教条。维护了马克思崇高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不被贬低为供人操纵的木偶，不被虚化为神。也维护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把人的地位还给了人，也“把人的历史还给了人。”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重要之处在于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图纸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永远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思想的指导，根本上为我们的思想活动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由这个点出发画出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所以指导思想的精髓或灵魂就是思想路线。
（2）思想路线对于批判思维的重要性
批判是思想活动，任何人的思想活动都有其活动路径，思想活动的路径就是思想路线；批判作为思想活动，当然有其思想路径，即批判的思想路线。
“思想”而有“路线”，说明我们是从实践的角度，把思想作为一种行为来考察的。行为就有行为主体，所以，思想路线并不是思想本身存在路线，而是思想主体在思想活动过程中选择、遵循的路线。
作为思想活动的路线，当然地规定了思想的起点（出发点）、方向、进程和价值目标。对这一切的选择，又有一个根本方法的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可见，思想路线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即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去思维、去认识世界的问题。
思想路线是批判活动的本质规定，或思想路线是规定批判本质的范畴。这就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之处。因为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批判活动要想取得正确的结果，就必须使活动符合不以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即主观要符合客观。否则，活动就会毫无结果。而思想路线正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处理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范畴。所以，选择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对批评者来说至关重要；选择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批判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本质观点。由于世界的本质问题（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存在，又由于人们的思想活动总要有一个起点，就产生了以客观存在为起点到主观精神抑或相反的思想路线。从客观存在到主观精神的思想路线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主观精神到客观存在的思想路线是唯心主义思想路线。这样，世界观决定了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决定了思想的起点和方向。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是因为思想者的思想活动都不是盲目的（盲目的思想活动只能是胡思乱想，并不是严格的思想），总有其特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对社会的作用，就是思想的目标价值，含有一定价值的目标就是价值目标，而对价值目标或目标价值的选择，就是价值观。所以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而思想价值的选择又取决于思想起点和方向的选择。凡选择都有一个根本方法问题：从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到理论原则进而达到推动社会进步之目的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从孤立的、僵死的理论原则出发，剪裁实际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尽管思想主体可能并不能自觉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是根本的思想方法，即方法论。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同一性：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价值观是对价值的根本看法，方法论是价值选择的方法。思想的价值不同是因为思想方法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是因为思想的起点和方向不同，思想的起点和方向不同是因为思想者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不同。简言之就是思想者的思想路线不同。思想路线规定了思想者思想活动的起点、过程和价值。显然，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是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并且没有第三条思想路线。所以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它给批判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3）指导思想的灵魂就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精髓。灵魂和精髓都是决定生命有机体本质的内容。生命有机体之所以存在且各不相同，正是因为灵魂和精髓的存在和不同：因有灵魂而保持生命存在，不会死亡；因有精髓而保持性质，不被异化。要使生命有机体勃发生机就必须恢复其灵魂，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恢复其精髓。批判要成为批判，就要有其本质规定，即有其灵魂有其精髓。这个规定只能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本身就是科学批判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批判思想的中国化表达，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科学批判有力的思想武器。批判者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自己批判，批判才是有生命力的思想活动。
解放思想规定了人思想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才使批判者的思想尽可能接近事实。作为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这一表述并没有为思想者规定批判路径，但却规定了思想者应有的、正常的、自然的状态：思想者要通过思想求得真理，思想自身必须处于解放状态，解放状态下的思想是思想的正常状态，思想只有处于解放状态才是正常的思想。思想如果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束缚，处于非正常、非自然状态，就是说，思想并不受思想者自己的支配，而是受到外界的支配，那么思想的结果就不会是思想的自然结论，也就不可能是真实的结论，而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束缚、牵制下形成的结论。这种思想只是符合束缚牵制影响因素的要求，而不是符合实际和实际的要求。不可否认，处于现实中的、表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不可能斩断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唯其不能斩断这种联系，才使批判者的批判活动成为可能：斩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批判者失去了批判对象，批判者成了孤立的人，批判活动何以进行？但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联系本身就需要批判者只从事实、社会的存在出发，而不是从别的因素出发，只接受客观事实的反映，而不是接受主观教条和个人功利的影响，把向客观事实负责和向主观认识负责区别开来并不是斩断批判者与客观存在的联系。把主观认识等同于客观事实是唯心主义的表现。思想都是思想者在一定状态下的思想。思想者的状态当然地规定了其对思想路线的选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就有什么样的思想结果：从权威出发，从教条出发，从功利出发和从事实出发的思想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处于最大限度的解放状态，思想的结果就会最大限度地接近实际，思想的正确程度与思想的解放程度成正比。所谓思想的自然正常状态，并非说思想不受任何限制，思想的“任性”状态，任性的思想因为其根据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所以是受外在条件制约的最无自由的思想（黑格尔《小逻辑》）。思想的自然正常状态是指思想除了受客观事实的限制之外不应该受到别的束缚，同样，思想的正确程度与思想切近实际的程度成正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批判者无可逃避的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唯其如此，排除主观影响就是批判的必要条件。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要有新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五年前，我曾面对大家发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国是一个既老且新的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国的前进是同它不断地变革、维新分不开的。就是在三十年前，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人可能会问我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成功，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新时期解放思想要突出三点：第一，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第二，要坚持实践是解放思想的唯一标准，鼓励大胆探索、实践和创新；第三，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真实地说明了解放思想的困难，任重而道远。要说实话、讲实情，要揭露真相，必然会触及讲假话、隐瞒实情、歪曲真相者的利益，没有为国为民坚持真理的勇气是不行的。说实话、讲实情、揭露事实真相，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不下决心，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解放思想最难的是解放自己的思想。解放别人的思想容易，解放自己的思想困难；解放思想观念容易，涉及利益困难；一般性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容易，关键性问题上解放思想困难；讲解放思想容易，实践解放思想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遇到利益实时总会出丑的”“热爱真理也服从真理，但服从真理以自己的利益为限，这是病态人格”（马克思语录）批判首先不是个能力技术问题，而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千难万难，解放思想第一难，因为解放思想居于其他一切问题的第一环节。
实事求是规定了批判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放思想提出了思想应该是处于解放状态的要求，但实现这种要求的思想活动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规定了解放思想的过程。批判活动有两个前提，就是批判者和批判对象的存在。“人无疑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过程”。“不应当到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神或与世界的对立的什么‘神’哪里去找真理，而应在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的反映。”“自然界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它是我们人类及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思想当然以思想者和思想对象的存在为前提，只要是批判者，就决不能把自己打扮成神，因为神只是人自身相当模糊和歪曲的反映，任何批判者都只能把真实的客观存在作为批判对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批判活动的展开规定了真实的起点——真实的人和真实存在的对象，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现象。真实的批判起点是得出真实结论的基础，是批判者社会良知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基础。
“求”是批判活动过程，是批判活动的实际展开，是批判的着力点。批判者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深入研究对象，发现其内部规律。所谓深入研究，就是把事实加以对比，“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进行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进行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的把两种实事研究清楚，使它们在互相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切的状况、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联系研究清楚”。对照导师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化的表述，是多么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认定的批判定义。
在批判过程中，批判者的任务是通过两种实事的对比，找到事物间的区别和联系，找到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过渡到另一事物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找出批判的出发点和批判所根据的事实，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又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的又要过渡到新的秩序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会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在文化史上只起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结果为依据，也就是说，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界现象”。要确定批判起点的正确，要理解对象间和各要素内部的区别和联系，就要在事物的每一个细节上，背景上都有扎实的分析、研究、探索。“求”是批读的功夫，也是观察的功夫，还是比较的功夫，每一种功夫，每一个步骤，都是通往“是”——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桥梁，是一个思想运动的综合过程，是批判的本质内容，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是”就是规律。如果“求”是一个技术过程，那么，“是”就是这个过程的相对终结。这个结论也应该是真实的，但应该的不都是现实的（这与黑格尔“存在的并不都是现实的”理论中的“现实”概念相同），批判的结论是建立在已有的“事实”基础上的，所以说是应该的，但在批判过程中，批判所依据的事实并没有因为批判的进行而终止，旧事实不断变成新事实。结论的真实性就需要拿到新的事实中去检验。思维的批判进入实践的批判，又意味着新一轮实事求是的过程，在实践中与事实不符的东西，成了又一轮批判的对象，又形成新的探求过程。
与时俱进决定了批判思维的必要性。与时俱进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客观实际不断地在变化，人的实践活动也在不断深入，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情况，就得学习，就要批判。首先，要搞清楚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搞清楚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
当世界主题已经由帝国主义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维依然以前者为背景为前提，就一定会犯错误。当别的许多国家都认识到这种转变，都在埋头奋力抓经济建设时，我们却在徒然地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等美国崛起了，欧洲发展了，“亚洲四小龙”腾飞了，世界总体进步了，我们才惊醒过来，我们为自己的失误（一个适合总结历史的词）痛心疾首，但历史是不会等待任何人的。
当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特征日见鲜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当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握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唯有科学批判才能帮助我们。
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可是我们曾经幻想着用“大跃进”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用三到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当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斗争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我们却还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指望“七斗八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最后终于导致了一场持续时间长、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劫难，就只能总结，无需叙述了。
没有科学批判，我们如何与时俱进？
（4）求真务实是批判思维的落脚点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应有之义，思想路线上的“虚化”是极端有害的。反对形式主义是科学批判的任务之一。
真实是社会良知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人所有的思想、观念、行动都必须建立在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必然导致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实践上的形式主义。
思想路线不仅是一种方法，而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给我们科学批判提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辩证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的批判是为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符合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放弃。
2.事实对照是批判思维的本质规定
批判是两种事实间的对照，用观点与事实对照就必然歪曲事实、甚至肢解事实，教条主义由此而生；科学批判必须立足于事实真相；批判是“研究”，即是思想认识活动，是一种学习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而批判的科学与否是需要实践检验的。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似乎我们应该给批判下定义了，但这正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批判的科学内涵早就为考夫曼所归纳、为马克思所承认、为列宁所重申。这是两位思想巨人之间的对话，对话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科学批判思想。马克思是大批判家，因而是大创造家、大革命家，因而是大思想家，因而是以其名命名的人类最高科学的创始人。所以，批判作为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他来定义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批判是经马克思科学批判的产物。
客观事实是科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物都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的研究清楚，使之成为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连贯性和联系性研究清楚……。这些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被另一种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这段被马克思所肯定的论述，科学的说明了批判的内涵，即批判的出发点、过程、目的和方法。从马克思对批判的定义中至少说明三点：批判是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思想活动；批判是两种事实间的对照比较；批判要发现事实间的联系，即要发现事实发展的规律。所以，不从事实出发的批判就是“伪批判”，把事实和某种观念进行对照比较是“伪批判”，不能得出两种事实间的必然联系，不能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
批判是两种事实之间的对照比较，科学批判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既然存在决定意识，批判就应该从具有决定意义的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只有从属意义的意识出发进行研究；既然批判最终要做出判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比较，这个参照系同样是事实而非意识。
批判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事实之间的对照比较，用来对照比较的两种事物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前后连贯的两个阶段。无差别的两件事或无联系的两件事的比较是无意义的。批判的任务正是解释两种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能解释区别的解释不能成为解释，没有联系的解释就无法解释规律，用抽象的普遍联系代替具体联系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实践价值的。把两件既互相区别有互相联系的事物加以比较，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研究清楚，是批判唯一的重要任务。尤其重要的是把事实间各种秩序的序列、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连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也就是把历史和现实间的联系研究清楚。研究区别是为了发现联系，发现联系是为了改造现实。
在新的历史阶段，批判思维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方法。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事实加以对照比较，不仅可以发现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也能深化我们对批判的科学内涵的理解。我们并不费事就可以发现从改革开放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批判是两种事实间的对照比较，但理论思维是批判不可或缺的工具。对照比较实际上就是研究。用于对照比较的两种事实是一个过程、一种现象，作为过程和现象的事实并不能置于批判者的案头直接对比，能直接对比的是存在于批判者头脑中的“事实”或史料记载“事实”。那种认为只有在做结论的时候才需要理论思维的认识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理论思维在批判的开始就已经介入了批判活动：批判起点的确定、批判对象的选择、批判结论的概括等等，对照、比较本身就是理论思维。因为，如果没有概念、判断、推理等理论工具就无法思维。“离开了思维就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要有逻辑范畴”。“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除了思维中的逻辑范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是最重要的理论思维。批判中所说的理论思维，不是用某个现成的概念、结论、教条去剪裁事实，而是用正确的认识论去认识批判对象，用正确的方法论去规范批判方法。
把两种事实加以比较不仅不排斥理论思维，而且必须以理论思维做工具，作指导。“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维清晰的任何可能”。
批判的科学价值是通过对两种事物之间的研究发现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人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自觉地运用规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为起点，我们就可以懂得批判的过程就是把两个事实加一对照比较的过程。批判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批判必须遵循认识规律，即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首先是“批”的功夫，即分辨、分析的研究功夫。科学的批判既要对批判对象加以解读、审视、分析、研究，掌握丰富的而不是零碎的、合于实际的而不是错觉的材料，又要关注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检验，还“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反映批判对象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加以判断。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对没有批判的结论都是很鄙视的。孔子就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有道德的人是不盲目认同没有事实根据的结论的。原因就是道听途说省却了研究、分析的功夫，没有判断也没有超越。“批”是为了“判”，正如学习是为了运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道理一样简单。简言之，“批”是“判”的前提，无“批”之“判”是无源之水；“判”是“批”的目的，无“判”之“批”无效之功。批判是为了超越、构建，无批判就无取舍，也就没有超越，跟没有构建。这种规定并不是人的主观规定，是认识规律的内在要求。在辩证唯物主义昌明的时代，绝对不批而判的宗教化的“神谕”不多见，但把复杂的认识简单化，把鲜活的认识凝固化，把多方面的认识要素片面化，甚至把完整的认识体系曲解、肢解的形而上学的“指示”却不少见。这种“指示”也貌似批而判之，因而富有欺骗性；又因为其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表现为一种主观预设。预设某种观点错误，则明示了预设者的正确；预设某种观点正确，则暗含了预设者的优先正确。无论批判对象的正确与否，批判者总是正确的。这就是“一贯正确”的全盘肯定的逻辑由来。而这种全盘肯定，恰恰是错误批判的错误结果。反应在实践中就是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批判”者预先登上神坛，以神的思维批判现实，所有世俗的人就都成了敌人，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中按比例批量地制造敌人，批判又成了“造敌运动”。这就是打倒一切、全盘否定的哲学缘由。批判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一种主观意识，批判的结果就当然是错误的。
在批判思维过程中，批判的科学性取决于真实：一是事实要真，要获取事实真相。用来批判的、即用来对照比较的事实必须是真正的事实，而不是虚假的、虚构的、经过加工和修饰的“事实”。虚假事实对照比较的结果仍然是虚假的，再高明的理论家、分析家也绝对不会从虚假事实中得出真实结论，加工修饰过的事实中也只能得出加工修饰的结论。消除谎言，揭露真相是批判思维的第一任务。二是批判要真，对照比较，分析批判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批判者作为社会人，肯定会受到许多社会力量的影响，批判者必须唯真理是从，只有真理，没有立场，或只有真理的立场。如果一开始就站在某种利益或某种力量的立场上，那么批判得出的结论就不会是批判性的，而只是为某种利益和力量代言。三是批判结果的表达要真，也就是敢于把批判的真实结论公之于众，敢于讲真话。往往有这种现象，许多结论因为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而不被群众认同，不是研究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研究者没有得出客观结论，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讲出来，或者经过修饰、遮掩之后再讲出来。温家宝同志讲，解放思想需要勇气，是有针对性的。批判是绕不开揭露的，但揭露不是终极目的；批判是要抨击的，但批判不止于抨击，批判的根本价值在于得出科学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批判是一种过程，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价值，或揭露真相，或分析原因，但最高价值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所说的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否认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价值，但分析问题不能代替解决问题。批判当然会有道德评价，但不能停止于道德评价，道德批判的确是一种批判，但科学批判才是深刻的批判，科学批判是道德的，但道德批判并不都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最高道德，共产主义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科学，只有共产主义是一种道德和科学完美统一的思想。共产主义不是爱心游戏，而是科学规律。批判的结论不能避重就轻，也不能模棱两可，要让人民群众听得明白。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的论述对改革开放前后这两种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就会发现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居于世界第三，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发展到基本小康，农村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在批判中我们看到了成绩，但也同样看到了我们工作的差距、问题和困难，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就是批判的结果，通过批判我们客观地看到了成就，也客观地看到了问题。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规律，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3.辩证统一是批判思维的方法论规定
辩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批判不是怀疑主义，科学批判是辩证认识矛盾运动的思想活动；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表现。
（1）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批判思维的方法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防止用形而上学解读辩证法，防止割裂对立统一规律的现象。黑格尔曾说，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切对象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开来考察。有了辩证思维的领会，才能了解事实的辩证性质，尽管事物的辩证结构内涵了辩证法，但辩证法一经发现，则成了重新发现事实辩证结构的有效工具。
（2）批判思维是正确认识矛盾辩证运动的思想过程。凡批判必然有否定，但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必然有肯定，但不等于全盘肯定。科学批判是否定和肯定的辩证统一。批判思维在什么时候演变成全盘否定的思维并不重要，因为考证这一点无助于解决演变后的批判对人的伤害，可以肯定的是批判的原始意义绝不会包含对人的伤害。重要的是人们错误认为批判就是全盘否定；“全盘否定”也不可怕，只要实践证明是全盘错误的东西当然要全盘否定，只要没有否定“全盘”的相对性就没有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可怕的是全盘否定式的批判曾经被人作为迫害和剪除多元思想的特定而有效的工具，成了压制不同看法和意见（连思想观点都够不上）的工具。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前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中，“大批判”就是全盘否定的代名词，无法否定时就“斗争”，“批判”和“斗争”相联系就产生了一个新概念：批斗。从而宣告了理性和道德已不足以捍卫真理甚至不能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斗争也不是思想的交锋，而是通过物质力量进行，不同观点的人就成了非理性的物质力量，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思想的交锋就成了人身攻击甚至肉体折磨，甚至从肉体上消灭思想者。古代人和外国人感受不到折磨，折磨的是现代人和本国人；思想自身感受不到折磨，也很难被消灭，折磨和消灭的只能是思想者。所以人们在“批判”别人时就特别害怕被别人“批判”，为了免遭“批判”就拼命“批判”别人，或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当然是思想上的万马齐喑、百花不放。思想被窒息，历史因此而停顿，也因此而沉思：什么是科学批判？只有从对批判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才能进行科学批判；只有在批判别人时乐于被别人批判且自我批判，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说：没有哪一种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历史不会白白付出代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揭开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科学批判的理性回归，推动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运动，推动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运动。
尽管人们可能不会或不愿把批判理解为肯定，但科学批判确实包含肯定，这不是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事物的辩证结构决定的。正如没有批判就没有否定，没有批判同样就没有肯定。没有批判的全盘否定固然不是公正的甚至是一种可能的迫害手段，没有批判的全盘肯定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和否定。因为全盘肯定者并没有把肯定对象当作真实的存在、当作具有生命的人的思想加以肯定，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谶语”、一种“神谕”，一种“谜语的谜底”。这正好把肯定对象置于虚妄的背景之下而非真实的基础之上，形式上的全盘肯定恰恰是本质上的全盘否定。如果把肯定对象当作真实存在、当作人的思想来看待，没有批判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肯定。对于肯定对象而言，最高的肯定是经过深刻批判而得出的准确结论，真实批判肯定了批判对象的真实存在；最高批判都包含了一定角度的肯定，是批判肯定了批判对象值得批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这就是马克思把“过多的荣誉”视为“过多的耻辱”的原因。如果有人因为被人全盘肯定而沾沾自喜，那么除说明他的浅薄之外还说明他的愚蠢。
没有批判的全盘肯定始于何时也并不重要，考证这一点同样无助于解决这种认识对人思想的危害。重要的是这种全盘肯定必然导致现代迷信、个人崇拜、唯心主义盛行、教条主义猖獗；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施工图纸”，马克思主义原则成了社会主义的“细则”，计划经济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全盘肯定，恰恰从本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性质，必然导致理论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全盘否定，因为客观实际并不能与“图纸”、“细则”、“计划”完全重合。因而，就把社会主义当成对资本主义的外在否定，当成了对人类文明史甚至人类常识的否定，把世界文明进程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加以否定，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加以否定。如此等等。理论上的“顶峰论”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缺失了批判的全盘肯定，窒息了理论的发展，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惨重损失。批判的缺失总是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相联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又有人转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把教条主义的破产当成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把苏联模式的破产当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又出现了“全盘西化”论。从理论上分析，全盘否定论者是全盘肯定论的转化，全盘肯定论者是很容易转化为全盘否定论者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认为是理论上的彻底，同样不要把形而上学者认为是坚定。方法论错误决定了他们与科学批判无缘。
理论上始于唯心主义经于教条主义终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必然给实践造成极大危害，阻滞了历史的进步。当然用科学批判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也有具备科学批判精神的人。既是在困境中，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并未放弃科学批判的武器。不然，就无从产生千古一脉的中华文明，无从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深得批判之真谛，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智慧地使用了“批判地继承”、“扬弃”等概念以区别于非科学的“批判”。其实，就批判的本来意义讲，批判内涵了继承，批判就是扬弃。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获得对事物的本质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辩证结构。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认识事物的辩证结构，即认识事物的本质。任何现实的事物都包含相反的规定于其自身，事物的本质在与其正相对立的他物之中，本质是对直接存在的扬弃，本质就是揭示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事物间关系的概念。凡本质都是关系。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思想内核。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生产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能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几组基本概念，就可以明白马克思对本质的规定是多么正确。
民主的本质在法治之中，反之亦然。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的本质在法制之中。法制是与民主“正相反对”的概念。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由个体的人自由地毫无规则地做主，个体的人也不可能毫无规则的当家作主。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种种差异，试图人人自由的毫无规则地“当家作主”，就必然会导致强者做弱者的主，有产者做无产者的主，这种民主同样遵循着一种规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社会主义前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法制形态，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保证人民当即做主。同样，法治的本质在民主之中，法制保障的是一定人群的民主，如果不是这样，法制本身既不能产生，也谈不上意义，就毫无本质可言。民主和法制相互依存，相统一而存在，一方的消失意味着另一方的同时消失。
效率的本质在公平之中，反之亦然。效率总是反映为一定人的效率，反映为效率产品在一定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如果不是这样，效率就无法定义。只有实现一定人群的公平才能保持效率的存在，也只有保持一定效率，才使公平有了存在的前提。
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的本质在坚持之中，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须改革，把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观念、制度、体制改掉，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改革开放，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的本质在坚持之中。发展是一种变化，但变化未必都是发展。只有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变化才是发展。坚持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不变才是真正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发展目标或每时每刻变化着社会发展目标，就没有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统一体中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具有本质的现实事物。离开社会主义这个统一体，就会失去其本质。不会用唯物辩证法，就永远也无法理解任何事物的本质。实践中就会就事论事，把现象当本质，把手段当目的，把形式当内容，把过程当结果。
（3）批判就是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就教条主义思想渊源来讲，教条主义起源蒙昧时代，人们无法也不可能理解自然规律，只能模仿自然进行生产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人自觉的理性地运用规律，只是一种“自然教条主义”这毫无非议之处。到了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统治者从自然教条主义中引出君权神授，这太符合当时的统治需要了，统治者就需要被统治者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主体资格，只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现代教条主义往往也是政治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教条主义者往往是专制主义者。如果把教条主义只看作是一种思维方法或工作方法就大错特错了，就远远没有搞清教条主义的性质，也低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就低估了肃清教条主义的难度。教条主义是专制主义的需要，专制主义又训练出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又加大了教条主义的推行。这种恶性循环的持久化，普遍化就束缚了民族思维的活力，束缚了民族创造性。专制主义是最不需要活力、最不需要创造的。专制是专制者存在的根据，能专制就说明专制者的强势，打破教条主义的困难在于打破专制主义的困难，打破了专制主义，教条主义不打自破。反教条主义任重道远。最容易出现的是用新教条主义反对旧教条主义，用自己的教条主义反对别人的教条主义，用大教条主义反对小教条主义，用一种教条主义代替另一种教条主义。认识到教条主义起源于专制主义，就不会把教条主义简单化。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专制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早已被抛弃，但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其残余还是存在的，而且经常以变种的形式表现出来，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甚至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前车之鉴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也是中国曾经教条主义猖獗的历史根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对专制思想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荡涤，教条主义也随之遭到较为彻底的冲击，但任何思想都有其延续性，说教条主义已经销声匿迹，永不再生，是没有根据的。破除教条主义仍旧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
4.自我批判是批判对主体的内在有求
任何人要想面对世界首先要面对自己，任何革命者都存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怎么办”的问题。批判者首先要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批判者的起码资格。给自己大动“手术”而心不惊者，当为大勇。科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始终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勇于吸收一切科学文明成果，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当然的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自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具有极高的科学批判精神的，他们从不割裂批判的科学内涵。在对待自己的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始终认为理论是历史运动的反映，而历史运动是发展的，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的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将自身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而不是之外，不断汲取、消化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舍弃自身过时的和不科学的成分，在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中保持永不衰竭的活力。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无不如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要求别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科学的批判精神拒绝任何权威，更拒绝自封为权威，拒绝任何形式的武断、盲从、守旧和主观主义。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这些东西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做出判断，而是给人先验的规定了主观上的出发点，从而使批判不成为批判，而成为预设观点的证据的搜集者、呼唤者、制造者、培植者，甚至成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阴谋者，成了打鬼所用的钟馗。
有必要说明的是主观假设和科学假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科学假定是要用实践加以检验的，结论的正确与否完全由科学、实践、试验来确定，而主观预设预先设定某种观点能正确，就必须证明其正确；预先设定某种观点错误，就必须证明其错误。名曰“证明”，证而不明时不惜捏造证据也要达到目的。这种认识方法就成了实践中的主观主义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好与坏、行不行都脱离事实根据，从主观预设出发，自己登上神坛，焉能自我批判？所以主观主义者拒绝自我批判，更拒绝接受别人批判；拒绝自我反思，更拒绝别人反问。
（1）自我批判是科学批判对批判主体的内在要求，是任何有思想的人自我更新的手段，是自我发展的内在依据。拒绝自我批判，就等于拒绝自我疗救，拒绝自我更新，拒绝自我发展。自救尚且不能，何以救人救世？自我尚未更新，何以开拓创新？自我裹足不前，何以促进社会发展？理论如果拒绝自我批判，就必然僵化，就必然由思想的武器变为思想的桎梏。任何一种科学思想的创造和发展，都离不开思想家的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因此成为科学思想自身的特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我批判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邓小平一再声言：“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但恰恰是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自我批判并不掩盖伟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光辉，反而使之更加灿烂。同样，被历史深刻否定的是那些毫无自我批判意识的“顶峰论”者及其昙花一现的思想。对于这些人的评价，“只消从大卫·休谟那里引证一段就足够了：‘无疑的这对于哲学是一种侮辱：当他们的权威在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他于每一个场合都为他的结论做辩护，而且于每一意识和科学触犯了他的时候，他都得为自己声辩。这样就使人想起一个国王，他被控告有背叛他自己的臣民的叛国罪。’”自我批判者常为历史所肯定，自我神话者常为历史所否定，这是历史的逻辑。理论批判现实，也为现实所批判；科学的批判者也应该是批判对象，也应该是自我批判者。这是科学批判的逻辑。
掌握真理是科学批判的必要条件。思想是精神的活动和存在，批判者所能运用的也只能是精神武器。物质力量可以摧毁或构建物质存在，但对思想的批判却无能为力，充其量只能改变思想活动与存在的方式，使之或者公开或者隐蔽。“焚书坑儒”之于儒家思想，宗教裁判之于“日心说”，“文化大革命”之于中国文化，等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是如此。历史上有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头颅被砍掉了，但并没有改变相信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的事实。同样，多少腐朽、错误的思想曾被人无所不用其极地予以维护，但也没有阻止其灭亡。真理的传播靠的是真理自身的力量，谬误也只能为真理所灭亡。为了掌握真理，就必须不断学习。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是真理自身的特质，但创造、说服、感召却要依靠人对真理的掌握和运用。掌握真理谓之真知，运用真理谓之能力。科学批判的条件，实质上就是批判者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只有科学的批判者才能进行科学批判。当然对真理的掌握是相对的，这里的掌握真理是作为批判思维的基础条件提出的，而不是预先就掌握了所有真理甚至穷尽了真理才能进行批判思维。如果这样，批判也就无任何必要了，既然已经穷尽了真理，为何还要批判？真理也只有在批判思维中才能掌握。但追求真理需要掌握一定的真理为基础也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思想空白的人可以进行科学批判是难以想象的。这是真理的具体性、相对性在批判思维中的必然反映，并不是先验论。
批判者的知识和能力仅仅是科学批判的必要条件。批判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第一位的。科学批判对于主体来说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一切决定了批判的目标和方向。无科学、伪科学、反科学者是不可能进行科学批判的；唯心主义者的批判只能是对事实的否定和对神的颂扬，形而上学者的批判只能是对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否定和对教条的崇拜，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只能是对秩序和法制的否定和对“绝对自由”的神往，专制主义者的批判只能是对民主的否定和对君权的美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批判只能是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否定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宣扬，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批判者在历史、自然、文化、逻辑诸方面的知识是绝对不可少的。批判中所包含的知识是批判的本质部分，批判的高度、深度与正确程度与批判者的知识成正比。没有对批判对象的丰富的知识，就无法批判。现实中也有无知者无畏的现象，唯其无知，所以什么都敢“批判”，不过，此类“批判”除证明无知者的无知之外，就没有其他意义了。当然，世界无止境的运动和变化，注定了人类认识的无止境。人类的任何一种完美都与其势必形成的缺点相联系。人的认识及认识能力不是绝对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认识和能力。任何人甚至包括伟大的天才，在某一知识领域都有其确定的界限。这就给后来者的批判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突破我们，思想在突破中创新，理论在批判中发展，批判者也在批判中与时俱进。因而强调知识和能力对批判的必要性，并非把批判这种常规的思维活动神秘化而剥夺普通人批判思维的权利，旨在强调科学批判的条件而已。批判者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才可能有所作为。这是肯定的，但不能把批判庸俗化也是肯定的，庸俗批判只能消解批判，不仅不能促进思想发展，反而造成思想的混乱甚至倒退。“文革”中的“大批判”及其后果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讲批判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也绝不是给人的思想活动画框子，事实上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进行批判的，只是批判的结果不同而已。
“科学是最大公无私的”，真理是最无私的，因而真理是尖锐而深刻的，科学的批判也应该尖锐而深刻，因为科学批判也无非是获取真理而已。尖锐的批判是为了把真理和谬误准确地剥离，是为了洗尽铅华而不损真容，除去污垢而不伤肌肤，泼掉“脏水”而留下“孩子”。非尖锐不足达此目的。尖锐既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尺度，是一种既无过之又无不及的哲学功夫。尖锐并不表现为语言表达上的尖刻也不表现为无限上纲的敏感，也不表现为个人感情上的激动，更不是辱骂和恐吓。“文革”大批判中把某种思想称为“毒草”，把某个人称为“走狗”，在语言中罗列“打倒”、“火烧”、“炮轰”之类，企求达到“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远不得翻身”之内的“大批判”，并不是尖锐，恰恰是毫无真理的愚钝。把某一种思想篡改使之荒谬，或装扮某一种思想使之神化；把某一位思想家漫画化使人厌恶，或把某一位思想家偶像化使人膜拜，则是别有用心了，是中世纪教皇的把戏。从语言技术上讲，尖锐的批判不是大量毫无必要的罗列和铺陈，而是提纲挈领，切中要害，使得真假昭然。
真正的深刻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真功夫，是一种穿透现象抓住本质的高功夫。深刻需要深入产生思想的历史环境，对思想本质条分缕析、准确辨别、全面概括，得出正确判断的过程，脱离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站在思想之外望文生义，或以自我为标准，实用主义地摘取，阉割和肢解，是达不到批判的深刻的。深刻不仅是对批判结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深入材料、深入事实、辩证思维、缜密分析、严整推理、准确表达的思想智慧和思想能力的运用。靠把几个简单现象在同一层面上排列，做单向的直线性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靠名人名言名牌的大量堆砌，靠大而无当的豪言壮语，靠直观朴素的思想感情，把简明的思想玄妙化，把朴实的思想华丽化，把有限的东西无限化，或生造出几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引用几个时髦的词语，都无助于批判的深刻，更不能企望积非成是，通过谬误的重复获取真理。
尖锐和深刻实质上是批判者掌握和运用真理的表现和结果，没有真理就没有尖锐，没有真理就没有深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不仅要在批判别人时尖锐深刻，我们也应该接受别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也应该进行尖锐深刻的自我批判。马克思的确说过批判是无情的，但马克思所说的“无情”是指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唯真理是从的意思。尖锐深刻的批判就是无情的批判，这和对别人的攻击、污蔑、伤害毫无关系的。这才是科学批判者的科学态度。
任何思想都是思想家族的一员，都有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脉络，在实践检验之前，哪一种思想也不能自封为真理。批判思维中的宽容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宽容，就没有批判思维。这和批判要尖锐深刻毫不矛盾：批判的尖锐深刻是指思想反映现实的程度，是指批判结论的准确、到位、符合实际。宽容则是指批判思维是允许以不同认识、不同观点、不同方法对批判对象进行批判，也允许得出不同结论。至于哪种思想是正确的，这不是主观判断问题，而是客观实践问题。只有实践才能说明哪种思想比哪种思想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真理性。严格地说，符合实际只是一种思想的理想状态，由于实际的变动不居和思想的相对稳定，思想要绝对符合实际是不可能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不会有绝对符合实际的思想。所以，符合实际只是相对符合。批判思维也就是为了使思想最大限度地接近实际的思想努力。在批判思维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极其重要的原则。所以不能把尖锐深刻理解为狭隘、刻薄和绝对化。
（2）独立探索是批判主体的必备品质。批判思维都是深刻的，深刻的都是独到的。没有哪一种深刻是靠重复别人的观点而达到的。独立是批判思维的存在方式，我思故我在，独立思考是一个批判者的资格。没有独立就不存在批判思维。所谓独立探索，绝不是独立于现实、历史和人类思想长河之外，独立不是离开人类常识，不是超越规律的天马行空，不是不能继承前人，不是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独立是为了超越，是为了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如果丧失了独立性，也就丧失了创造性。独立者难免孤独，这就需要勇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必须抛弃”。综上所述，独立探索至少具有下列含义：一是跳出功利的束缚，包括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思想探索以追求真理为天职，思想探索绝对不是谋生牟利的工具；二是跳出别人的思想束缚，包括传统的社会思想，跳出别人的思想束缚不是拒绝接受别人的思想，而是不盲目地接受别人的思想，是有理由地接受别人的思想；三是跳出自己已有思想的束缚，也就是对自己已有的思想作深入的审视、反思和考察，看看自己的思想是否还能适应变化的实际，是否有落伍的不合时宜的地方。只有独立探索的才是有价值的，独立探索是独立人格的表现，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探索，就很容易人云亦云，思想上的依附性培养出不负责任的习惯，甚至附和错误、追随错误，起加深错误、甚至加深罪恶的作用，是极端有害的。“文革”中那么多党员群众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从个人角度考察，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独立精神、缺乏批判精神的缘故。独立思考的结果应该是独到的见解，讲的是真话，出于本心的；讲实话，符合事实的；讲新话，表达一种新观点。讲真话只需要勇气，讲实话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知识，讲新话不仅需要勇气、知识、还需要创造。独立思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良知，需要知识，需要创造。
独立探索，不是不要继承，要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和逻辑上的“诉诸大人”区别开来。具体到分析批判上就有个引用别人的观点、资料、名人名言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可能走向机械唯物主义。独立探索和集成引用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同样只能运用科学批判的武器。所以，独立探索和谦虚谨慎的品格是毫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反而高度一致：独立探索者必定是能够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广泛研究社会思想，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海纳百川、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思想的百花园是适宜于培养谦虚品格的。
绝对不能离开具体实际、脱离具体实践搞“批判”。社会的复杂性注定了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理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貌似简明的概念，其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是在不断变化丰富着，不与历史大背景相联系，就几乎无法洞察到这种变化。所以不观察分析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的变化，你就不能在理论上有所概括。
科学批判者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要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要敢于担当，敢于为自己的观点负责，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揭露真相，接受真理，捍卫真理，是一个真正的批判者必须具有的品质。我们应该每天批判自己，每天和自己的胆怯作斗争，为自己畏惧于权威而羞耻，为自己畏惧于失去蝇头小利而可耻；每天为自己的无知而耻辱。用批判树起趋向于真理的勇气。谦虚而不心虚，敬重而不畏惧，执著而不迫切，追求而不强求，加强而不强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人民为党为国家为民族，我们要敢于担当。
从本体论上，即从“第一要义”上认识所有命题：用解放了的思想看待解放思想，用改革精神看待改革，用全面的眼光认识“全面看问题”，用批判思维批判“批判”。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就是勇于自我批判的，是以自我批判为起点批判社会的。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总是从自身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从纠正自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开始，从自身建设开始，从自己的党员干部开始，逐步矫正自己的发展路径，使之符合历史方向。“文革”结束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从自己长期奉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思考，从哲学上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自己的理论、实践和实践结果开始思考问题，把自我批判作为批判的起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每个理论成果都立足于实践，又指导新的实践取得新胜利。批判思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5.科学批判的实践形式是自主创新
科学批判本质上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学批判的实践形式就是自主创新。科学批判的落脚点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离不开科学批判的前提，但科学批判的目的是实践上的自主创新。科学批判对于自主创新是极端重要的和可贵的，培育科学批判精神就是培育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无疑是英明论断。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创新主体要具备什么条件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1）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是创新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世界是诸多因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这种联系构成世界的本质；世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创新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发现新关系”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第一，某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只是人们未曾发现，现在发现了：如人和自然是共生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索取和给予关系，人不可能从自然中无限索取，自然也不会无限满足人的索取。
第二，原先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是错误的，现在拨乱反正：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相容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对立关系，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原先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先的关系：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与人民是服务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而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敌对关系。
第四，由于条件变化在原先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关系：如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指挥、控制、协调与被动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产生了服务关系。
（2）创新方法是创新的实质。发现了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就这种关系对事物的影响来看，有良性关系和不良关系两种情况。对于良性关系就要维护，对于主体来说就是坚持原则：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是因为只有思想处于解放状态，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客观实际；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不良关系，就要进行改革，我们在新时期对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就是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不良关系。因为事物与其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关系是事物保持其自身的本质关系，事物对立双方关系不协调，即一方有克服另一方的趋势，事物就可能发生质变。创造出维护良性关系的方法和改变不良关系的方法，就是创新。没有这种方法，事物就不能保持良性状态，方法是关系的实现方式。
为了理解这个稍显抽象的问题，这里以管理创新为例予以具体说明。
管理创新首先是发现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新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已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简单的指挥控制协调关系，管理者对服务职能凸现出来，也就是说，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因体制的变化而产生了服务关系，旧方法不适应新关系，矛盾由是而生。要解决矛盾，首先要认识到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然后设计出解决矛盾、使管理双方关系处于良性状态的方法。因而，管理创新不是凭空设计：你认识不到管理双方的服务关系，如何设计？也不是站在自我立场上，把管理对象当作客体，因为很简单，如果你把管理对象当作客体，忽视了其主体性，你就把自己置于只能指挥控制协调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你只能沿用旧方法，而旧方法只能产生旧结果，并不能使新的关系步入良性状态，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你是管理者而有所改变。管理创新就是管理者根据认识到的以服务为内容的新关系，设计出促进这种关系良性发展的方法。管理创新，就是要发现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实质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我们可能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许多种关系，但我们不能确定已经穷尽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在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在发展，即有新的关系产生。我们熟悉的管理就是指挥，就是控制，就是协调，这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如此。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就不仅是这些，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管理就是服务，服务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就被认识到了。人们根据这种关系，设计出新的方法，达到新的效果，这就是创新。所谓管理创新，无非是发现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新关系而已。更重要的或更深刻的是，服务不仅是一种职能，也是一种方法，更是管理的资格。管理就是服务，管理者接受了你的服务，才有接受你管理的前提；没有服务为前提，你的管理资格从何而来？管理对象从你的管理中只有付出的义务，他为什么要诚实地接受你的管理？空洞的道理、道德是无法说明管理理由的。这是一种浅薄的分析方法，其浅薄之处在于把管理和服务割裂开来。事实上，没有单纯的管理，也没有单纯的服务。管理和服务是对立的统一，既不可抽象对立，认为二者不可调和，也不可抽象统一，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管理和服务之间有一个相当宽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管理和服务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当我们发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时，管理创新的第一步就产生了，剩下的就是方法创新，用新方法适应新关系。
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本身就是创新。发现了新关系，就会产生新认识，而任何认识论都是方法论，新认识催生新方法，把认识这种观念形态的方法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就是方法设计，就到了具体创造阶段；把设计出的方法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修正使之完善，这就完成了一个相对周期的创造。
特别要指出的是，发现新关系是以新关系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谁也不能发现不存在的东西。你可以发现某种关系不存在，但你无法发现不存在的关系。发现某种关系的虚妄，也是一种创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更高级的创造，因为揭穿一种貌似存在实则虚妄但却流传甚广的虚妄认识，不仅要有眼光，而且要有勇气，回顾邓小平同志揭穿计划和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虚妄关系，揭穿阶级斗争为纲与社会主义本质之间的虚妄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如果发现不存在的关系，这种所谓发现就只能是臆造，无论臆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涉及社会全局关系问题的臆造，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在人类认识史上并不少见，这一方面说明发明创造的困难，另一方面说明主观臆造的危险。要防止打着创造旗号的臆造，打着建设旗号的破坏，也需要创造。
需要说明的是创新源于认识上的新发现，讲观念创新是有道理的。但观念是认识的外衣，不能明显表达认识机理，用理念就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理念是对事物关系的理性认识及其表达形式的统一。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创新发展理念。
（3）思想解放、知识广博、精神高尚是创新主体的必备条件。创新主体的思想要处于解放状态，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只有处于解放状态的思想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实际，发现新关系、新事物；处于束缚状态的思想根本无法发现新事物，新关系，只适合做旧事物的卫道者；解放思想才能超越自己的主观认识，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思考一切，才有新发现的可能。
创新主体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创造工具。没有人类已有的知识做工具，就谈不上创新。
创新主体要有高尚精神。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对外开放事业日益扩大，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我们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处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生机勃勃的时代，就应该无愧历史机遇，无愧时代呼唤，无愧人民希望，无愧自己的生命，努力学习，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奋力开拓。
（4）制度环境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制度创新是根本性创新，是任何创新的必要条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环境，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全面迸发、各方面人才大量涌现。”建设自主创新的环境，包括建设自主创新的思想环境。要保护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是创造，是构建新的体系的精神前提，所以捍卫批判精神就是捍卫自主创新，就是捍卫真理，要捍卫真理的结论，就要捍卫产生真理的过程。任何创造都是需要过程的。
科学批判实际上是文明的对话，对话就必须有对话的环境和前提。对话环境本身是需要构建或营造的。以文化多元主义为理念，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包容多样，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向着共生共创的方向发展，是营造科学批判环境的前提。就世界文化而言，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化对话既保存了各文化式样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如果将不顺应、不服从霸权逻辑视为文明的“冲突”的根源，文明间就没有对话的余地，而只有模仿、复制和单方文化的输出。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涵盖了不同文明之间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之间的平等，无视这一根本的平等权利，其直接后果是与现实的分离，文明实体被拒绝从本国的现实出发进行世界性交往和对话，实际上就取消了霸权之外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权利。21 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主导权，享有世界霸权。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处理如何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假如我们毫无保留地非批判地向西方舶来学识和引进理论，能否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当的？进一步，如果有关中国发展的理论及其成果都要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并打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中国社会科学将没有自己的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的独创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就不复存在。这和自杀有什么两样呢？世界意义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之间的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也就失去了基础。
在国内理论研究方面也应秉承统一原则，不能双重标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当前学术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创新能力凸显不出来。当代中国是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比较匮乏，一方面是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大量剩余。究其原因有研究方法上的严重偏移，有研究者个人其他因素，但不可否认的原因是批判者本人批判意识的缺乏，还有批判环境的不佳。而且后者是前者的条件。
在创新上，应该是主体论与环境论的统一。创新从操作层面讲是个体行为。在相同环境下，有的人成就卓著，有的人一事无成，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个人努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创新当然艰苦，创新当然不易，轻松容易就肯定不是创新。创新者往往是殉道者，为了科学，为了人类，为了辉煌，创新者要做出巨大牺牲。这是创新者无可逃避的宿命。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创新的机会，我们无所作为就只能怪自己。蝇营狗苟，就不指望创造了，虚度年华是人的悲哀。尽管时光易逝，但努力不可停止。
批判作为思想活动当然不是盲目的。批判意识因始于“问题意识”。推动理论创新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进学术进步。问题不是主观意识的外化和主观认定，问题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不能以意识为根据，相反主观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和被发现的，离开了实践基础的问题，就是假问题。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解决他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中”，“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问题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意义。爱因斯坦说过，从某种意义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都是一样的意义。深入思考研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正因为问题之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具有如此的重要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问题，是科学批判的目的，也是批判者的神圣职责。
跨学科的综合趋势要求批判者具有广泛的知识。社会科学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离不开全球化，也离不开中国化的环境。人类自身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实现这一综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相互关联跨地域发展趋势，使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要在组织机构、对象、方法、成果评价上有所回应。
在科学批判中，在对话与争鸣中鼓励学派的形成、提升批判者水平，提升批判结果的水平。学派能够推动学术进步，理由和简单：不同学派对相同的学术问题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势必产生分歧，解决分歧的办法，就是展开学术对话交流和争鸣。在这一过程中争论双方或多方为了批驳对方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见解，往往会殚精竭虑地给对方设置理论疑难、智力障碍和思维诘难，从而不断地把学术引向深入，激发或促进新思想的产生。这种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既能够使学者抛弃错误观点，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思想见解，还能使论战双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学说。在这些争论中，不同的学识见解相互竞争、辩难、扬弃、融合甚至更替，构成学术思想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流派实际上是学术进步的强劲动力，是开辟学术领域的基本前提。必须关注流派重点培养学术流派，呵护其成长，促进其争鸣，在对话中查漏补缺，在辩难中反思重构，是提升自身学术品质，获得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凡创新，都没有现成方法；有现成方法，就是操作，不是创新。要说有方法，只有方法论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方法本身就是创新目的，创新只是发现新方法而已。
6.对理论上的形式主义的批判
理论上的形式主义是一切理论问题（理论不彻底）的根源，也是实践上形式主义的根源。
所谓理论上的形式主义就是对概念不作具体的内容规定，使概念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空壳”。黑格尔称这种现象是“根据的形式主义”。“根据之所以是根据，只是因为有根据予以证明。但根据证明的结果即是它本身。这就是根据的形式主义之所在”。“对于统一的内容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根据，而且这些不同的根据又可以按照差别的概念，发展为正相对立的两种形式的根据，一种根据赞成那同一内容，一种根据反对那同一内容。譬如，试就偷窃这种行为而论，这一事实便可区分为许多方面。这一偷窃行为曾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但这个穷困的偷窃者也借此获得了满足他的积蓄的物资，并且也可能是因为这被偷窃的人未能善于运用他的财产。诚然不错，这里侵犯财产权比起其他别的观点来是决定性的观点，但单靠充足理由律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根据并无本身的规定性，为不道德的违法行为寻求根据，并不难于为道德的合法行为寻求根据。要决定哪一个根据较优胜，就必须每个人主观自行抉择。要作这种抉择又须视个人的意向和观点。于是人人公认的本身有效的标准的客观基础便因而摧毁了”。“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都可以为他的腐败说出好的理由”。这就是诡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引证这段话来揭露资本家会说出“好的理由”为他们剥削工人做辩护，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也引证了这句话。
任何概念如果没有或抽取其确定的内容，都必然走向理论上的形式主义。理论上的形式主义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论，在许多制度规定中有相当多的表现，在实践中比比皆是。
（1）理论上的形式主义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形式主义。例如，在土地征用条例中，有大意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可以征收私人、集体的土地”的规定，但条例中的“公共利益”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确定的内容，这就给政府或开发商违法违规拆迁以辩护的根据，他们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随意拆迁，反正文件中没有确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掠夺公共利益，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相关官员就是这样为自己的拆迁行为辩护的。这就是理论上的形式主义的结果。拆迁中就以这个概念为焦点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展开博弈，老百信群情激奋，为具体利益辩护，官员振振有词，为自己的决策辩护，问题就在于“什么是”公共利益。“齐抓共管”，就是有利可图争先恐后抢着管，无利可图谁也不管；分福利的事情抢着管，纠正不正之风谁也不管。“齐抓共管”既是抢着管的根据：既然是齐抓共管，凭什么我不能管？也成了谁也不管的理由：既然是“齐抓共管”，凭什么我来管？为了解决问题，齐抓共管的各方必然妥协，或承认既成事实搞下不为例，或修改程序使之“合法”，代价却是人民利益受损和法律制度尊严扫地。
“加强”就是“强加”，任何干预都在加强管理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加强就是“一把手挂帅”，党政一把手身兼数个甚至数十个头衔，结果只能是“只挂帅不出征”。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理论上的形式主义必然导致诡辩。你说“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他讲“维护个人隐私”；你讲“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他讲“加强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你讲房屋空置率造成的问题，他讲房屋空置率的统计是世界难题；你讲统计“灰色收入”，他讲“灰色收入连发达国家都搞不清楚”；你讲调节收入分配，他讲“公务的工资不高”；你讲增加农民收入，他讲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你讲处罚干部道德失范，他讲不能凭“一夜情”就处理干部；你讲对不正之风实行“零容忍”，他讲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你讲“人民利益”，他讲“党的利益”；你讲加强监督，他讲“扩大自主权”；你讲环境保护，他讲“加快发展”。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仅仅是现象，而根源远远超出了“理论上的形式主义”。很简单，理论上的形式主义背后的实质是立场，理论论辩是利益博弈的表现。作为“合理论辩”的理论家，谁也不能怀疑他的理论能力，只能归结为立场。这就是理论上的形式主义的本质。歪理邪说甚至还能登上主流媒体，占据公共讲坛，大谈特谈其形式主义的理论根据，更有人以专家身份用一些所谓“专业名词”忽悠大众。博弈不仅在理论中，围绕利益的博弈已经白热化，“替谁说话”成了“问题”。
千万不要把形式主义理解为毫无内容的形式，形式主义有其非常充实的内容：那就是私人利益，在公共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掩护下的私人利益。理论上的形式主义和实践上的形式主义本质都是相同的：正义形式内的非正义内容。
至此，我们还能继续忽视理论吗？还不能竭尽全力进行理论创新吗？还相信“普世价值”吗？还要“去意识形态化”吗？为了防止规章制度走向形式主义，就必须也只能对概念的内容做具体规定，不惜用列举方法今尽可能把目前和能够预见到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列举出来，堵塞诡辩的渠道，减少规章制度执行的阻力。
（3）理论上的形式主义模糊了问题之间的界限。问题的定位，就是确定研究的问题（理论和实际的差距）在理论上属于什么范围，属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讨论这一点是重要的：问题定位不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很难有针对性。理论的不彻底性就表现为在理论上对研究的问题定位不准，而最终的措施就会回到起点。“提高（或深化）认识”，是我们经常用的概念，我们常常认为只有把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就是提高认识，事实上，对问题的认识只有准不准的问题，没有高不高的问题。不准确的“高度”认识，只能是无限上纲。就腐败问题而言，似乎无可争议的是政治问题，因为腐败是执政党内部、政府和一切公共权力部门内部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解决问题而言，腐败应该是法治问题。由于法制不健全，主要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到位而使权力运行超出其边界的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是解释问题，而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不但不能导致问题的直接、快速解决，而且会使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理性受到怀疑：既然一个执政党在政治上如此先进，为什么还会如此腐败？其实，先进的政治理念、根本的政治制度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体现和保证，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才是解决问题基础。当然，完善的法制并不必然保证某种政治制度永存，关键是要看这种法制产生的经济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的法律制度并不能掩盖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根本政治制度在政治上的腐朽性、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制度避免灭亡的命运。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制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但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并不能自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艰苦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根本政治制度先进性相匹配的法律制度。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把腐败问题定位为法治问题，一方面避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先进性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化解了解决问题方法的困难：腐败问题，只能通过作为政治表现形式的法治手段解决，而不是停留在政治认识和讨论上。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讲，政治和法治当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解决问题却要靠把握政治和法治之间的区别。简言之，认识到腐败在政治上的腐朽性和危害性是必要的，但认识到消除腐败是一个法治问题是重要的：腐败的产生、是因为法制不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要靠法治建设。如此，从政治上讨论腐败的危害是彻底的，从法治角度讨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也是彻底的。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角度不同，不存在哪种认识更高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认识有高低、深浅之分，那么，准确认识就是高的、深刻的，不准确的就是低的、浅薄的。我们常常看到许多论者在对问题做了大量论述之后，却落脚在“如果（如何）……就一定能够（如何）”的假设上。讨论的主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落脚点却是如果有了这个方法就会出现什么结果。这不是回到问题的起点了吗？这样的讨论，很难说是彻底的，这样的认识“高度”也过于抽象，因而理论的指导意义也就打了折扣。事实上从社会科学角度审视，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目的，也是手段，人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人的问题要靠人自己解决，实现人的目的、解决人的问题根本上是法律制度，而法治也要靠人建设。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如果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因此，“彻底”、“深刻”、“重要”等等概念，往往成为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这种因理论上的形式主义造成“问题”界限模糊、定位不准的问题，在其他方面都有表现：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混淆、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混淆、技术能力问题和思想信念问题混淆、行为习惯问题和工作宗旨问题混淆等等。混淆的结果是人都认为问题很严重，但都不能具体解决问题；都停留在“深刻”、“高度”的认识上，而不能具体解决问题。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什么样的理论是“彻底”的理论，我们常常评价某种理论是“深刻”的，某个讲话是“重要”的。这种“彻底”、“深刻”、“重要”都应该是实践检验后的结论。事实是，实践证明一些概念是不够准确的，一些提法是需要纠正或继续丰富的，许多理论是不够彻底、不被群众甚至学者理解因而是并没有“掌握群众”的，是无法变成物质力量的。
理论，就其一般功能来说，是用来概括事实、解释事实、指导解决事实问题，而前两点服务于后一点。理论如果不能用来指导社会生活，其意义就大打折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彻底之“底”是理论和事实的契合，是理论解释的合理，是理论指导的有效。符合历史、现实、未来发展的理论概括才是彻底的，理论的深刻也不仅是对根源分析的准确，更是在理论指导下采用的措施的有效，还要对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准确洞见。根本上是用来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不止于概括现象和解释现象。在概括和解释现象后，理论的彻底性就表现在这种理论方法足以解决所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理论结果还需要研究其他问题，甚至把理论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实现这种理论的条件，即“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这个理论”，把“这个理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颠倒过来，成了真正的“头足倒置”的研究。那种“虽然这样，但还需要体制改革，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云云的理论大都是这样。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改革，是如何努力，而不是讨论“需要不需要努力”的问题。
当论述完成后，仍然出现“如果……才……”的逻辑形式，貌似留了一个开放的理论和空间，实际上是理论自身逻辑不能自洽，也就是说，理论不够彻底的表现。
7.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科学发展是批判思维的必然选择
用批判思维思考问题，我们发现了改革开放的理由。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什么、如何改、改革目的是什么？把该坚持的改了，应该革除的却牢牢守住不放。如果没有批判思维，这一切都会成为问题。改革开放必然要求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发现事物内部新结构、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给事物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创造过程，科学批判精神在自主创新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与可贵。没有批判思维，就只有盲从，就没有自主创新。
科学发展是批判思维的终极目标和实践结果。科学批判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片面发展观进行科学批判的历史结果，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胜利；科学还需要科学认识，还需要科学实践，防止科学发展观被“虚化”是极端重要的。如果没有批判思维。把倒退当发展，把腐朽当科学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解放思想、批判思维、改革开放的落脚点，而且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解放思想、批判思维、改革开放的产物。解放思想、批判思维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正确认识什么是和谐、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批判思维，无论我们给社会主义加上多少修饰，都不能解决有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彻底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科学批判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没有批判思维，就可能把无差异、无矛盾、无生机、无发展甚至无秩序的自由主义看成是和谐。和谐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良性状态，和谐与否要考察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谐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实现，也就是说，和谐是一个动态概念。原先和谐的事物可能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和谐，原先不和谐的事物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和谐。和谐之于社会，就在于和谐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发展和实现人的价值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如同吃饭是为了消除饥饿带来的不和谐，穿衣是为了消除寒冷给人带来的不和谐一样简单。和谐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定义，是自然的本质，所有事物都因和谐而存在和发展，都因不和谐而停止和死亡。所以，追求社会和谐是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贯的诉求，也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
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不是同构，和，是众多的统一；同，是单一的重复。所以异口同声并不是必然和谐的表现，相反是不和谐的表现。和，是化合，系统中的各种元素并不消失，但元素原有的形态改变了，以新的形态参与共同体，变得比原先更具有活力了，社会和谐并不是取消人的个性，而是使人得个性得以更好的发展和发挥；同，是混合，是形式的统一，参与系统共同体的事物只保持着其旧有的存在状态，没有增加任何的活力。和，具有创造性，和产生新的事物，所以，和，是发展的根本，前进的基础；同，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不具有创造性，再生性，也不具有发展性。和，是一加一大于二，说明是新的整体，说明它产生了新事物。同，一加一等于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有机整体，并没有产生新事物。站在辩证法的角度看，和而不同实际上提出了差异和统一的辩证关系，将差异化为统一，并不是消灭差异，而是有差异的统一，这就是和谐之和。同，是取消差异，或无视差异的存在，把有差异的事物混合成表面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对接，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渐实现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种资源良性聚合的社会，是城市、农村、各行各业良性发展的社会，是老有所养，幼有所学，和谐发展的社会。
批判就是构建。构建和谐是消除不和谐，科学批判就是消除不和谐的第一步。科学批判首先消除的是不和谐的观念，不和谐的体制，不和谐的模式，不和谐的行为等等。那种认为和谐社会就是没有差异的社会，构建和谐就不需要有批判精神，甚至把批判精神视为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对立的精神是完全错误的。
和谐社会的标准是科学批判的产物。民主是对专制批判的产物，法治是对人治批判的产物，民主的本质在法治之中，反之亦然；公平是对不公平的批判，正义是对非正义的批判；诚实是对虚假的批判，友爱是对“丛林法则”的批判；充满活力是对颓废思想的批判，安定有序是对动荡和无序的批判，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是对自然无限掠夺的批判。
8.批判思维在党内的实现形式
批判思维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实现形式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现在许多领导班子内部、党政机关内部，难以做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要“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1）正确认识批评的本质是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批，就是分析；评，就是评判。对一种观点（方案、做法等）进行分析并做出评判的过程就是批评。批评内涵了“批”和“评”两个紧密联系的思想环节，是批判思维的实现形式。
批评的本质。批评是揭示思想与事实间关系的思想活动，即通过主体的思想互动，揭示思想是否真实反映事实真相和本质。批评是按照一定价值标准对某种观点（方案、做法等）进行分析评判的思想活动。批评不是用观点剪裁事实，而是把两种观点所反映的互相联系又各自区别的两种事实进行比较，然后判断哪一种事实更接近真相，更符合确定的价值标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以事实为对话的基础。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既是批评成为可能的前提，也是正确理解批评的基础：如果两种观点背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实，对话就不在同一平台上，批评就无法进行，如果用观点去剪裁事实或进行从概念到概念的观点比较，只能是唯心主义；批评只与事实和真理相关。批评是思想活动，但思想活动不都是批评，批评是事物本质的界定及价值的争夺，思想的解放、形式的开放、主体的平等是批评活动的基本特点。如果说价值观决定人的思想，两种思想尖锐对立，往往涉及根本原则、根本利益，那么，价值观也决定人们对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往往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利益。撇开正确的价值观，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批评只能是对错误价值观的批评。
批评的外延。批评是确定的主体对确定内容的不同认识。确定的主体，指批评是具有共同愿景的组织成员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共同愿景，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对话平台，两个毫不相关的人持两种毫不相关的观点，既无需批评，也无法批评，即“道不同不相与谋”。确定的内容，指批评是与组织目标和组织行为相关联的思想互动，与组织无关的内容都不在批评之列，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不同的认识，指批评是提出与被批评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是创造一个“差别”，附和、认同、肯定都不属于批评范畴，而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则是组织生活庸俗化的表现。当然，批评中的“差别”不是单纯否定和排斥，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认识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批评的形式。作为思想活动，批评不是直观的，批评中的分析和判断都内在于批评者的思想之中，这就需要一种外在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批评，否则就无法与人互动、共享，无法考量批评是否正确，甚至无法证明批评的存在，批评就毫无意义。这就是形式的重要之处。批评的表达形式是多样的，写文章、做演讲，而讨论（辩论、争论）是最简单易行的表达方式。常言中的批评只是批评的外在表达形式，而不是批评本身。没有表达并不等于没有批评，更不等于默认或肯定。所以，批评是无法抗拒的，可以抗拒批评的表达，但无法抗拒批评本身。因为思想是无法压制的，可以压制思想表达，但无法压制思想活动。抗拒批评的表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能抗拒的只是批评的外在形式。同样，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批评，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言不及义、纠缠形式而忽视本质的表达，都不是真正的批评。
批评的方法。批评是平等主体间的思想互动，被批评者完全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批评者和辩护者要使自己的观点成立，就必须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以完善、巩固自己的观点，这样循环往复，“真理越辩越明”。通过思想互动，双方认识都得以深化。你可以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但你必须尊重批评者表达的权利，同样，你可以对某种观点进行批评，但你必须允许别人辩护。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就是尊重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批评中，批评者和反批评者自主、公开、平等地展现观点、事实、逻辑，唯证据是从，真理为王，不受任何束缚，不加任何隐瞒，没有任何特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这是对批评方法和内容的基本规定。
批评的价值。批评是创造性思维活动，凡真正的批评都具有一定创造性，凡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经过批评的。批评是追求真理和接受真理的方法，多一份批评就多一份真理，多一份自觉。批评是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方法，多一份批评就少一分谬误，少一分盲目。批评是一种互动学习共同进步的方法。批评能够释放情绪、平衡心态、消除误解，黏合裂痕，达成共识，增强凝聚力。压制批评，就会使人把对思想观点的批评转向对压制行为的不满，从而削弱组织凝聚力，甚至积累成为一种负面力量而引起组织震荡。
自我批评是批评的最高境界。自我批评以自己为批评对象，但自我批评不是把批评对象简单地转换为自我，自我批评是比批评别人更为复杂的思想活动。自我批评往往是对别人批评的自我反思，是自我概念反馈的层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只有清醒意识到自我的人，才能超越自我，把自我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批评。一个人自我批评的能力和水平，表现了一个人思想的能力和水平，如果说批评别人是批评者超越批评对象而进行的一种“客观评价”，那么，自我批评就是超越自我、对自己这种“客观对象”进行的“客观评价”，而心理学上的自我保护机制，又往往使我们容易进行外部归因，这就造成超越自我的艰难和否定自我的痛苦，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不能真正做到的。
正确认识批评内涵，消除对批评的误解，对于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2）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方法。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党自身的建设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现党的根本宗旨为目标，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程序，用民主讨论方式对党内思想认识、工作方案等进行深入思考，发表不同意见使之更加科学化的思想活动，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方法，是党员主体地位的表现。
思想建设科学化就是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建设科学的思想。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出科学的思想。思想建设必须符合思想规律。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真理，也是我们修正错误的根本的思想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需要。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而“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无论是揭穿假象还是追求真相、否定谬误还是服从真理，都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黑格尔说，只有思想才能够掌握“思想”，思想是可以学到的，但必须是在思考中才能学得。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缺乏思想力，任何思想都是寻求存在的证据，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证据地肯定或否定。坚持是因为相信，相信是因为证据。如果拒斥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既不符合唯物论，也不符合辩证法，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持解放思想的需要。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苦复杂的过程，在新时期，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任何人只凭一己之得、一孔之见都不足以把握这些特点，只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解放思想、发现问题，集中智慧、正确应对。那种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给改革开放抹黑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面子大于真理是唯心主义的表现。改革创新首先是思想创新，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只能以现有思想为满足，就只能不断重复自己而毫无创造性可言。
思想建设最终是为了解放思想，达到思想的自觉、提高创造性思想的能力。不接受批评，实际上就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要让别人自觉接受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接受别人的批评。没有批评，就只有盲目的顺从和外力下的服从，而没有自愿的认同，更没有基于理解并纳入自己态度系统的内化。思想建设，就是去掉思想的盲目和僵化，激发思想活力，根据新实际建设新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保持思想上与时俱进的最好方法。
（3）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加强党内团结的基础。团结是党的力量所在，现代结构理论认为，团结就是“从松散的同质结构到黏合在一起的异质结构”，“同质结构”是松散的，异口同声并不必然反映组织的团结；“异质结构”才能够把组织成员紧密地黏合成为一体，不同意见之间的碰撞冲突恰恰是组织活力的表现。名曰“现代结构理论”，实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反映。或同声附和，或万马齐喑，可能是达成共识，也可能是不愿说、不敢说，并不能充分说明党组织的团结。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员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表现。“差别”是“一体”的前提。如果党员对党组织的思路、方案、做法异口同声、成了消失了彼此“边界”的“螺丝钉”，说明该党员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如果有了思考、看法而不表达出来，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主体地位；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化，说明党组织已经丧失了活力；如果把这种现象误认为是凝聚力强的表现，不是无知，就是自欺。由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党员为基础的组织就是“松散的同质结构”，而不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组织；由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党员结成的组织，只有工具价值，而无创造价值。党的团结不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取消，恰恰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强化，这种强化就表现在党员个体自主思考、自主批评、自主表达。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现实形式。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平等讨论的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无法设想，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和集中如何进行。
（4）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提高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的重要方法。“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现实存在于党内思想作风上的唯心主义，领导作风上的好大喜功，工作作风上漂浮不实，生活作风上的奢侈浪费，学风上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等现象作了批评，这也是我党进行的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典范，我们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认识党内不正之风的本质，在实践中加以克服，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5）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的创新活力。正确认识批评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特别是要正确认识批评的互动性。有批评，必然有反批评，没有反批评，批评就成了批评者的自说自话，这不是批评者的胜利，恰是批评者的悲哀：或由于观点本身的浅薄而不值得反驳，或由于观点以外的原因不愿反驳。凡是批评，必然是思想的交锋、碰撞、冲突。思想交锋，就是两种思想中最尖锐部分的直接接触，进行论据的比较，逻辑的较量，直指要害，没有交锋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判断；思想碰撞就是两种思想反复互动、充分较量，各自辩护，显示其真理性；思想冲突，就是两种观点交锋、碰撞的结果不是以一方轻易妥协，并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单项选择，更多的是在“西风东渐”或“东风西渐”，在交锋、碰撞、冲突中实现统一。在批评中，两种思想各自对立、互不相让、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情况也时常出现，这是批评本身无法解决的，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这种批评的价值就在于为实践检验提供思想模本。现代冲突理论认为，冲突与整合是人类有限的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冲突无所不在，冲突是社会常态，冲突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冲突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整合，冲突与整合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整合是冲突的结果。在真正的批评中，没有交锋、碰撞、冲突的形式主义的点缀是毫无意义的。
领导干部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领导干部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这是领导干部的职责和地位的必然要求。
首先，领导干部要敢于批评，发挥导向作用。对错误思想要做有理有据的分析，指出其错误的原因及其危害，否则，就等于给大家一个错误信号，不正之风就会蔓延。其次领导干部要善于接受批评、勇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承担着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提供思路、方案的职责。思路是否正确，方案是否可行，在实践检验之前，只有进行充分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进行充分论证，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领导干部大都居于“中心组”，就思想、见识和能力而言，一般高于普通群众，容易形成“自我中心”意识，善于接受批评和勇于自我批评就显得相当重要。领导干部要有科学精神，自觉完善自我，敢于自我否定、自我突破，自我塑造，善于倾听批评，从否定性意见中听出建设性意见。再次，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仅可以化解矛盾，而且也使领导变得高尚。这本身就是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鼓励。如果领导干部妄自尊大，对自己提出的思路、方案自以为是，认为至善至美，不愿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那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党组织的活力就不能产生。自我批评是党的事业对领导干部的内在要求。自我批评是自我反思，别人的批评能够引起自我反思；万马齐喑、一致通过、不经讨论就简单达成的“共识”，更应该引起领导的反思。接受批评既是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对于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只会使他更真实、更大气、更智慧、更具有凝聚力，丝毫不存在丢面子的问题。
良好的环境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条件。真理只有在适合真理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个环境就是自由批评，真理战无不胜，但前提是自由批评，批评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充分表达出来。
首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环境是一种“人文环境”，组织成员对批评的态度，即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定的评价和反映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直接影响人对批评的选择。在积极态度的作用下，人们会主动或寻求批评或自我批评，反之，人就会本能地退缩或回避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越鲜明，方向性越强，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态度是一种和价值观紧密相关的心理倾向，价值观决定了人的态度，要改变人们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首先要改变人们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价值的认识。如果视其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技术讨论、一种平等互动，谁也不必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承担后果，批评就容易展开。这样，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一种技术讨论，只与真理有关，而与面子、人品、道德无关。反之，视批评为异端，批评者为异己，压制批评，人们就不敢批评，不想批评，最后完全丧失批评意识，盲从就是这样炼成的，专横也是这样炼成的。如果环境压制批评而不是鼓励批评，批评就无法表达甚至无从产生。要允许批评中的错误，甚至错误的批评，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谁也不可能无所不通，批评中出现错误甚至出现错误批评是正常的，同样可以用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嘲笑、讽刺是浅薄的，无限上纲则是恶毒的。理解、宽容、自由是现代化概念，是批评对环境的基本要求。如果“祸从口出”，批评就不可能了。党内的“一言堂”极易使人产生事不关己，不假思索的心态，因为思考了就要评价，评价就可能“祸从口出”，与其因言招祸，何如随声附和。其次，是一种人的环境，每个人都是批评者，都是批评环境，都是环境的塑造者。再次，是一种文化环境。要建设一种“批评文化”，也就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营造良好的环境，就是抑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亚文化”。不可否认，在一些党组织内确实存在着这种“亚文化”，“明哲保身，少说为佳”、“难得糊涂”、“沉默是金”等等，如果这种亚文化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难以开展。建设“批评文化”，消除不良的“亚文化”，是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的根本任务。批评和自我批评环境是一种制度环境，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员主体性的表现，作为党内民主形式，要给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制度保证，保证批评作为常态的民主形式。
批评能力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在要求。有了正确认识，有了良好环境，并不必然能够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活动，包含了对批评主体的高层次要求，正确的世界观、真知、能力、勇气是批评主体的必要条件。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有效的批评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不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不能正确开展批评；独立探索的勇气是主体的必要品质，批评本质上是人的内在精神，要有怀疑精神，如果不敢怀疑，自然就无批评意识，批评是需要勇气的，讲别人说过的话容易，讲别人想讲但不敢讲的话就困难，即使在批评环境相当好的情况下，讲与别人不同的话也非易事；对一种观点的认可、肯定和重复论证都不是批评，在一片肯定中加以肯定和在一片否定中在加以否定都是毫无意义的；批评是一种运用自己的知识反驳一种观点的能力，值得批评的观点和方案都不是简单形成的，没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认识别人的思想、计划、方案时，知识不足以支撑你自己的观点，就无法开展批评；没有足够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就无法开展创造性和建设性批评。或不得要领，或隔靴搔痒，甚至把真理当谬误，把腐朽当神奇。发现问题需要怀疑，论证观点需要知识，表达观点需要勇气，承认错误需要精神，纠正错误需要能力。只有学习才能满足这些需要。
强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使命感。毛泽东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决定了我们不仅不怕批评而且迫切需要批评，为了实现党的根本宗旨，每个党员都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超越了个人功利、胸怀、姿态，成立一种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技术讨论”，成为一种政治责任，成了一种先进性标志。一个党员，如果患得患失而不敢批评，由于能力不足而不能批评，由于知识贫乏而不会批评，由于无自知之明而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无先进性可言了。对批评的态度，昭示了一个党员干部对事业的责任。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党员没有“忧党之心”，才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党员要“常怀忧党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