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化”的过程。批判不是目的，批判的目的是构建。通过科学批判过程，即对批判对象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对照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规律、形成经验、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化”的过程。
1.“化”之论
“化”是具有本质联系的现实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一种良性结果，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种科学方法。“化”就是“结合”，“化”是“结合”的哲理性抽象，“结合”是“化”的实践性疏解，“化”与“结合”都表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结合”未必是“化”，非现实的、非本质的、非良性的、非发展的、非科学的结合，谓之“异化”。
“化”是具有本质联系的现实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
“化”是现实事物之间的结合。结合的对象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臆想、虚构的“事物”因其本身的非现实性，只能把其结合界定为异化。曾经的领袖神圣化、理论教条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即属异化。
“化”是不同性质事物之间的结合。现实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是结合的前提，单一或同一的事物没有“结合”问题，有的只是简单堆砌或量的叠加。“结合”不是取消多样性，也不是取消对立面，而是对立事物形成新的统一体。取消了多样性和对立面就等于取消了结合本身。
“化”是具有本质联系的事物间的结合，无本质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结合必然是异化。结合的充分条件是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本质关系是事物表现其自身所采取的特定的完全普遍的方式。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因此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只是在一个他物之内。”“举凡两个相异的规定或范畴的统一，并不是纯粹直接的或漫无规定性的空洞的统一，反之，必须认定其中一个规定只有通过另一规定为中介才会有真理。”本质是现象的真理，概念是本质的真理，变化是坚持的真理，特殊是普遍的真理，民主是法制的真理，公平是效率的真理，一般的本质在特殊之中，坚持的本质在变化之中，民主的本质在法治之中，效率的本质在公平之中，等等。反之亦然。
“化”是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只有有机结合的共同体才能通过其内部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而获取发展的内部动力。因而，所谓“有机结合”，就是结合要素之间是能动的、有规律的、具有一定结构的结合，而不是机械的组合，也不是无逻辑的凑合，更不是无结构的乌合。“有机体的各部分、各肢节只有在它们的联合里才能存在，彼此一经分离便失掉其为有机体的存在。”“机械关系的肤浅性一般即在于各部分既彼此独立，而部分又离全体而独立”。“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作为发展过程的“化”，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第一，“化”是事物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程，统一体中各方互相促进、互利共赢、共同提升、共同发展，而不是共同异化、沉沦或毁灭，也不是一方的消灭或消解。“结合起来就是部分的对立面和否定。”在有机结合的共同体中，没有哪一方是可以取消的，取消对任何一方就等于取消了共同体本身；也没有哪一方是“重要”到使另一方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我们所说的“重要”，恰恰表达了对共同体处于不平衡、不和谐状态所产生的问题的强调，而不是说共同体中的某一方具有特殊意义而另一方是无足轻重。所谓“重点”除强调某些要素需要加强之外，并不必然意味着与重点相对的非重点是可有可无的。需要“优先发展”和“优惠”的对象都是出于整体的需要，而不是对象自身对整体具有超出其他对象的意义。强调“重要”的内容，是指内容关乎全局，而不是指内容可以从整体中分割出来单兵突进、孤立发展。
第二、“化”是人的批判和创造过程，所谓创造就是发现事物间的有机联系并推进事物有机结合的过程，“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尽管社会联系和自然联系具有一样的现实性，但发现社会的现实联系和清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却是人的自觉活动，社会化的结合与自然化的结合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自然化是一个自发结合的过程，社会化是由人参与的自觉过程，“化”是发现事物间本质联系、清除臆造联系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清除许多“臆造的人为的联系”：清除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联系，清除了强加于社会主义的种种非本质联系，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发现并运用规律的过程，是自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艰苦探索过程，是由“摸着石头过河”到自觉构建的过程。规律不可创生，但发现和运用规律却需要创造。
“化”是一种良性结果。作为结果的“化”，第一，是一种良性结果，所谓良性结果就是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是旧有矛盾的解决。第二，是结合形成的共同体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度或程度，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失去了客观标准的“化”就是异化；第三，是一个普遍的高度，而不是一个总值或平均值，个别的高度并不能说明“化”的内涵；第四，“化”既有物质成果也有精神成果；第五，“化”是一种低成本集约化的结果，无限成本达到某种高度只是一种异化。
“化”是一种科学方法。“化”是一种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化”是结合，不是取消，化是化所当化，守所当守；化中有守，守中有化，守而无化是保守，保守至极就走向腐朽；化而不守是取消，取消自身特色、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无异于自杀。科学的真正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现象间的固有联系，把人们通常看来似乎没有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考察，发现其中的真实联系，往往会引起科学的突破，把人们通常认为毫无疑义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加以考察，发现其联系的虚假性，分离虚假联系，也往往引起科学的突破。关键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人认识能力和世界观的局限，使“结合”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意义，肯定意义的结合是“化”，否定意义的结合是“异化”。不同认识能力、不同世界观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发现和处理事物之间的不同联系，异化的世界观产生异化的方法，异化的方法产生异化的结果：同一种性质的权力掌握在不同世界观的人身上产生不同的联系，有的人恪守权力的本质，把权力和人民利益结合，造福于民；有人却使权力异化，把权力和一己私利结合，以权谋私。有人能化腐朽为神奇，有人能化神奇为腐朽，有能力原因，也有世界观原因。
明白了“化”即“结合”，也就明白了什么样的“结合”是异化：异化是事物间非现实的、非本质的联系，是一种恶性的、停滞、趋于没落和灭亡的结果。改革实际上是改革异化的东西，是事物本质联系的回归，从而使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给事物发展注入活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过程。至此，我们应该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批判的过程和成果
“化”是具有本质联系的现实事物间的结合。也就是说，“化”只能化可化之物。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即使新中国也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截至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十七大报告）。中国历史之长、积累的问题之多之，非“复杂”二字了得；中国人民进行强国富民的探索也不是“艰苦”二字了得。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经过了艰苦探索，即批判的艰苦过程。中国是“可化之物”吗？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运用它进行中国革命的尝试，“五四运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尝试的成功只说明中国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子，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一进来就中国化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原来还是一些一般原理。原理都是一般的，而现实都是具体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必然遇到的具体问题，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一般经验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制定正确的方略。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实际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迫切地提出来了，并且一次次的被提出来，始终伴随着我们探索。人是“化”的桥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竖起了四座丰碑，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即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这种结合、民族化具体化其含义有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运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化”是人对理论的运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实践。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就会创造出许多新东西，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无法也不能割断历史，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的。把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经验如果无上升到理论的任何因素，就说明中国非可化之国，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无稽之谈，早被实践否定了；经验如果不上升到理论，仅仅作为“案例”让人去比照，就是经验主义，上升到科学理论，纳入科学体系，就是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新阶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体系？用什么发展、由谁发展、如何发展、发展了什么？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化”是人把经验提升为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之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文化成果，即优秀的文化内容和优秀的表达方式结合进而达到融合。这就是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批判过程，实现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而不是在传统文化上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只能用中国人的习惯去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是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化”的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化人”，是改造人过时的思维方式。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实体是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出来的，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实际就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虽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人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化入。不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批判，如何化入？这就是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化，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化，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思考问题。无论改造传统文化，还是改造文化传统，改造者都是中国人自己，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和当然任务。
如此，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人的运用、人的提升，人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化”是两种现实事物间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形态的现实事物，思想只能和思想互化，也就是说中国要有能化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如果没有能够化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就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有着丰富的能够被马克思主义化入的思想材料。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都有这种可化因子。试以孔子“大同”思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可化之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描述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思想觉悟极大的提高；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出，而这是何其相似。这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儒家思想的意思。二者的界限是分明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人类的最高理想，儒家“大同”思想是当时人类最高空想。理想是具有现实基础的思想，空想是毫无实现基础的思想。理想与空想的内涵无需要做过多批判。第二，理想是现实前提条件下产生的，当实现的前提条件出现时，空想就会飞跃变成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法国社会主义的空想在实现的历史前提出现后的飞跃。中国没有较发达的近代工业，因而没有使空想成为理想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到了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生产中却出现了能够马克思主义化的条件，不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但却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但马克思主义并未全球化。空想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中都存在，但把空想变成理想却是有条件的，而把理想变成实现理想的行动，把实现理想的行动变成理想的实现，条件就更为复杂了。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改造中国文化这三重内容尽管时间上是相互交织进行的，但逻辑上确实有一个顺序的：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因为改造中国文化的实质或主要问题是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包括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则是固化了的文字文物），即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常说的一个比喻：武装头脑。改造了思维方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按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的原理，就可以用思想指导行动，既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形成独创性的做法，把这种独创性的做法总结成经验并上升到理论（所谓“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是上升到理论的经验，经验都是个别的，没有基本的普遍的经验，基本的或普遍的经验只能是上升到理论形态的经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逻辑顺序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况且，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改造用“是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中”这个比喻来描述，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比喻化描述没有明显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造这个本质，其次是没有揭示出“化”的互动过程，“扎根在土壤中”的比喻明显有被动接受的意义，再次，没有揭示“优秀”的内涵，所谓“优秀文化”，就是能被马克思主义所化也就是能够“化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不仅是要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对不优秀的文化也有一个批判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对中国不优秀的文化进行批判，就必然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作用在于开放地吸纳优秀文化，科学地（有理由的）消除不优秀文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会无视不优秀文化的妨碍而单独和优秀文化结合。况且优秀与否本身就离不开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加以界定。第四，三重含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过程，两个过程同时统一于中国人身上，形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第一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人的思维进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作为具体材料同样通过中国人的思维进入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具体论据出现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人的思维和实践相互进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绝不是文字游戏，是主体不同的思维过程：面对理论，我们如何运用于实际？面对实际，我们如何运用理论？面对被苏联革命胜利已经证明的理论，我们怎么办？是奉若教条，亦步亦趋？是照搬，按图索骥？是嫁接，半马克思主义半儒家思想？还是移植，不管土壤是否适宜，都栽马克思主义经验之树？面对中国复杂的实际，我们又怎么办？没有批判就没有选择。如果不对中国实际、中国历史进行全面地批判，怎样选择？如果连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力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首要问题都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又能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呢？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我们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上述问题。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只能带着中国的问题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对中国问题的科学批判，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带着什么问题去面对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化”的过程。凡“化”都是互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实际和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上的分析并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中国实际也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两个开放的发展的客观现实事物必然会相互对照，在科学批判中使互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世界千古一化，是人类思想的天空化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千古一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具体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科学运用，“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真实地超出有限，而不是外在地超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