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的陷阱。好像是上帝的精心安排，它们隐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稍不留神，我们便会一脚踏入其中，不可自拔。它又像是一只昼伏着的猎豹，潜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生活的密林，它看得见我们，而我们却看不见它，我们就生活在它的锋牙利爪和虎视眈眈之下，随时都有被它一口叼去的危险。它更像一只人生路途中遭遇的恶狼，无论你怎么摆脱，它总是跟随在我们身后，不即不离，等待机会发起进攻，使我们人生一路疲于奔命。
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她的陷阱也许就在于这家庭的幸福，多少人沉湎于幸福家庭的小日子，而坐失事业、生活的一个又一个更上层楼的良机；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他的陷阱，也许就是自己苦心构建的作品，面对自己、超越自己成了作家一生再也迈不过的坎、走不出的迷宫；一个飞黄腾达、蒸蒸日上的政治家，他的陷阱也许就是日益自信下不断膨胀的欲望，一不留神，就将掉进自己亲手所挖的政治墓穴之中，或被一个防不胜防的漩涡席卷而去——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的陷阱也许是一次没有控制好的感冒越变越烈成一场大病，使一家人从此陷入困顿窘迫之境；一个小公务员的陷阱也许就是一个没来得及觉察的刁蛮狭隘的上司——一场诚挚开场的友情有时变成一个陷阱，一段爱情，一次旅行，一份努力，都有可能在我们来不及觉察的时候演变成一个陷阱——
有的陷阱是我们自己所构筑，有的则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它就在我们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充斥在人生的每一刹那。它从来不曾消失过，总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倏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人的一生都在逃离陷阱。有时，还不等我们从一个陷阱里出来，另一个陷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有时，我们刚从一个陷阱里逃出，不及庆幸，早已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陷阱；有时，甚至花费一辈子的努力，耗尽一辈子的心智与气力，也无法从一个巨大的陷阱中逃脱。
这就是命运，命运是无法逃脱的。
于是，人生的基本形态便是逃离：逃离家庭，逃离父母，逃离仇人，逃离爱情，逃离痛苦的生活，逃离烦心的工作，逃离是非，逃离恐惧，逃离厄运，逃离时间，逃离审判，逃离心灵——直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将逃离自己沉重的肉体，回到天国那灵魂栖居的家园。
二
我的生活中，曾经遭遇一个叫做“农民”的陷阱。自我的童年开始，它便密布在我所有走过的道路周围，稍有懈怠，我便会掉入其中，为之所吞没。这个陷阱不是某个人所建造，我相信，它是上帝在我命运中安插的一个内奸。
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从未离开过土地半步。我是父母的儿子，在巨大的社会惯性与规律的作用之下，我注定是农民。这是幼小的心灵所始料不及的事，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农民在今天会成为所谓上层人士眼中庸俗、保守、愚昧、贫穷的代名词。可我已经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像父母一样地生活。在做农民不需要任何级别待遇、任何资格认证的时代，做农民是农民的孩子们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
在一个明媚阳光的下午，我像发现高高的树杈上的一个硕大鸟巢一样，忽然发现我必做农民的宿命。一阵寒意在那个炎热的下午从我的脊背升起，直抵我瘦小的头颅。那天，语文课讲到《你长大了干什么》一课，列举了工人、农民、医生、教师、解放军，尽管老师不遗余力教导我们长大了为人民服务，但在训斥我们时还是说：谁不听话长大了就只能做农民！
一个阴影就这样过早地投射在我少年的心灵里。从此以后，它总像在森林中突然遇见的一群恶狼，无论走到哪，它们总是不即不离地跟着我。摆脱它，得要有足够的智慧、勇气、毅力，甚至还需要比较好的运气。
三
这是一个宿命般的陷阱，一出生便已注定。再次直面它时，我已是一个翩翩少年。
少年不识愁滋味。农村孩子可能不一样，十一二岁时，我已经从城里下来休暑假的堂兄身上体悟到了农民的艰辛。双抢季节，毒辣辣的正午阳光，令人眩晕，令人望而生畏。我多想在村后的老楮树下听堂兄讲无穷无尽的神话故事和城里稀奇的见闻，我多想等到太阳挨着西山的时候牵上我家的水牛带着堂兄到水库上去嬉水啊！可是我不能，父亲说得对，明天就会下雨，我得赶在雨前帮家里把割下的稻子收回家，得赶在季节到来前把豆子全部种下，得赶在棉地里的草长高前与哥哥把草锄了——还有许多没完没了的事要做。我是个懂事的孩子，看得到比自己更艰辛的父母，不等父亲呵斥，我已暴晒在烈日之下。树荫下的堂兄更懂事，答应我到晚上再一块玩。但我已经感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会因为我们是兄弟而丝毫靠得近些。少年之心，不由得一缩，缩成了紧紧的一团，缩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一种恐惧感从心里升起，升起，如一团乌云悬在半空，时时会幻化成一场倾盆大雨，将一颗少年的热心浇透。
这一年暑假，我考上了初中。全班46名同学，只有8人榜上有名。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就此结束了求学生活，径直成了一个个少年农民。拿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喜悦与兴奋也许并不亚于路人摆脱了一群恶狼的跟踪。
后来，我回首思量时，手心也不由出了一阵冷汗：恰如一个从独木桥上侥幸过来的人，回望深深的桥下，白骨累累。
然而，我并没有真正摆脱恶狼，只不过暂时延缓了它的追踪。
四
身为农民的儿子，“农民”一词对于我而言，没有温暖，只有恐慌。我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也像爱父母一样爱父老乡亲，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善良的农民，我从来不曾厌恶过。让我恐惧的是农民这个角色，这个职业，这个地位，确切地说，是农民所无法摆脱的困苦与贫穷。我爱着土地，它供养了我和我的父母兄妹；我也曾恨土地，它在供养我的和我的父母的同时，也牢牢地拴着了我的父母，奴役着他们！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纪尚轻，一种信念就强烈地支配着自己，驱逐着自己：逃离农民，逃离土地，救赎自己！
这成了初中三年所有汗水的理由。老师们一直在强化这种观念，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的斗志：不努力就种田，就是农民，努不努力随你便！老师每每说到这儿，用的是苦口婆心的语气，话说到了同学你的心坎上，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在命运之神面前，每个人会都变得庄严、沉重起来。
终于中考了。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因为这是可以“跳农门”的三个志愿中最易得手的一个。对我来说，分数线最低的门坎，就是最稳妥最保险的选择！至于读高中，以后再读大学，那是多么遥远、多么玄乎的事！不说考不上，就是再等三年，那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充斥了太多的变数。而现在抓住这根跳离农门的稻草，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幸运的，全班54名同学中，只有6人一跃而上，跳出了“农”门。
拿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感到自己已经安全了，真正跳出了农民这个一直追随而来的陷阱！我终于成功地逃离了“农民”，逃脱了命运的惯性。
鲤鱼跳龙门，追求的是一种种族的延伸，而我这成功的一跳，追求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做一个城里人而已。父母抑制不住喜悦，逢人便说，儿子考上了，不用种田了！连父母也不由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用不同的待遇对我。堂兄从城里回来时，我与他一样成了村里人的坐上宾。
这年暑假，家里摆了25桌酒席。我邀请好同学来庆贺时，意外发现，无论我怎么客气，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跳出了“农门”的才肯前来。虽然他们在学校时与我并不特别要好，此时却变得格外亲切。我，对于那些即将成为农民的我同学来说，已是霄壤有别啊。
五
有哲人说过：人一生要经历很多很多，但关键的只有几步，把握好这几个关键的地方就把握了命运，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我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了吗？
不自觉地，我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自己，用城里人的标准塑造自己。对村里人羡慕的目光、父母兄弟额外的照顾也渐渐习以为常了。过年在家，我成了村里人家的座上客，席上宾——全村就两个啊！
然而，事情再一次出现了意料外的变化，让我又一次回到了“农民”这个陷阱的边缘。
师范一毕业，我照例分配到了家乡的一个村小任小学教师，与村里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同一个三尺讲台上。这时，我陡然发觉自己转了一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一觉醒来，陷阱还在，恶狼还在，我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徘徊摇摆。
上几届分配到邻村执教的学友，陆续在村里娶妻生子，生根发芽了。他们从农民中来，又回到农民中去。
我感到寒意越来越近即将袭来。
我爱我那些如泥土一般质朴的孩子们，爱那些把我当圣人一样尊敬的乡亲们，我爱学校门前流过的那条清澈见底、叮咚作响的小溪，爱与孩子们一起想明天想未来。但一种宿命的意味始终盘踞在心头。我是逃不脱如来佛手掌心的孙悟空吗？
六
后来，当我的同学校友不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我飞了起来，好像被风吹起的一粒种子，吹落在城市的一个角落并就此扎下了根。
如今，有人说我已进入了主流社会，已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一个陷阱。但在性格的最深处，我却常常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横亘着一条无形的沟壑。当我是一个农民时，我总在竭力摆脱它，今天，我已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在我的心里，一种边缘的心态却始终笼罩着我：我是一个农民啊！
“农民”，我生活中的这条恶狼，已经这样深深地创伤了我，成了我精神与性格里的一根“软肋”，常常在我灵魂的最深处，触动我的情感与尊严。每每我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正对待农民的事，我的心会躁动起来。有时踏上一辆还在这个城市不协调地存在的黄包车，看着踏车的民工的背影，我会忽然觉得他或许就是我没考上中学的兄弟，或许正是我请他喝酒而不来的同学——这时，我会尽量地客气，倍加地尊重他，从不讨价还价。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从“农民”这个陷阱中逃出，或许，我的肉身已经逃脱，而灵魂却又掉入命运中另一个更大更深更凉的陷阱之中？
（2004年11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