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里边没费劲儿就找着我爸和刘玉庆了，我爸惊喜地问道：“你妈和你妹妹呢？”我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我爸和刘玉庆都笑了，我把吃的往前一递，我爸说：“这是什么？”我说：“煎饼卷肉，可香了，我妈和刘大娘怕你们挨饿，让我给送来的。”我爸说：“我们刚吃完饭，我用毛背心换了四根儿大麻花，还剩下两根儿没吃呢。”说着从身后把麻花拿出来，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麻花，足有一尺多长碗口粗细，我爸说：“拿回去，给大伙儿吃吧。”刘玉庆也问了他家的情况，当他听完我介绍后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又说：“爸，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吉林呢？”我爸说：“今天晚上的火车，几点不知道。”我说：“这儿通火车了？”我爸点了点头，又说：“大概你们也坐这趟车吧！”我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拎着麻花返回难民收容所。我简直就是个联络员，又像通讯员，把我爸和刘玉庆的情况向家里人介绍了一遍。
长话短说，我吃下药去肚子好多了，又睡了一小觉，精神也强多了，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集合集合！”我从梦中惊醒，我妈说：“又集合了，快点拿上东西，咱们走吧。”于是我妈背上我四妹带上两个小包，我依然背上我三妹带上两个小包到外面集合去了，刘大娘带着大印二印紧随其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刘家那些亲戚也不知被挤到哪儿去了，看不见了。难民们先后来到九台火车站，这里灯光明亮，人声嘈杂，难民就是难民，跟花子队差不多少，一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盼着火车来了，我们往车上一看就傻了眼，因为什么呢？因为车上人太多了，事先就听说车是从九台始发直达吉林，应该是空车啊！为啥带着这么多旅客呢？后来得知，原来这车是从兴隆山开来的，车上也是难民。火车停下之后，我们一拥而上，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喊叫声，乱成一团。车上人多得简直吓人，根本就没有座位，过道和列车两端，原来能站下十个人的地方，现在超员能超过三十人。我和我妈臂挽着臂，紧贴在一起，恐怕挤散了，她抱着我四妹还带着两个小包，我抱着我三妹也带着两个小包，火车开动了，我们被挤得喘不上气来，甚至连转动一下都不可能，我那时才十三岁，个子又小，负重又多，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八月的天气，火车里根本就没有空调，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臭汗的味道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在一起，简直令人窒息。
我三妹那会儿刚会说话，要上厕所，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列车上小小的厕所里已经挤了二十多人，根本就没有方便的地方，我只好告诉三妹你就随便拉吧，不但她随便拉，我也往裤子里尿尿，唉！人这一辈子难活啊！《西游记》里说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甚至超过八十一难。
火车行驶得很慢，我心里好像着了火似的，巴不得一下就到吉林市。也许是又乏又累，站着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子突然停住了，人声一阵骚动，我听见有人喊：“到吉林了，到吉林了！”于是人们蜂拥着下车。来到吉林市火车站台上，我深深地出了几口气，头重脚轻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头脑也清醒了，我妈一把把我拉起来：“走，快出火车站。”于是我们就随着人群挤出了火车站，来到了吉林站前的广场上，后面跟着刘玉庆的媳妇、大印和二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那几个亲戚没见着。
我们在站前广场东张西望，想要找到我爸的身影，因为我们听说他们也是随这趟车来到吉林的。等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几百人的一支队伍站在广场上，有人还举着一面旗，上面写着国民党士兵起义部队指挥站。我们一下就看见了我爸和刘玉庆，但是不敢过去打招呼，但见一个解放军军官站在队伍前讲话，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然后他们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叫一个有人得答应一声。点名结束后，我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前边我已经交代过了，我父亲坦白了，说是到吉林来解决，现在目的地到了，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是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还是能把他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