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曾经说过，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我突然发现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了。至于国际形势啥样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市面上凡属工业用品比如橡胶制品、金属制品都严加控制，凭票供给，老百姓不准吃细粮，比如大米白面包括小米，其他的油啊、粮啊、布匹啊、棉花啊都要凭票供给，谁要违犯了就属于经济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有一次我家偷着吃大米饭，事先把门关好，把门插死，刚一掀锅，突然听见有人砸门（中午），我的大师姐月梅脑子里缺根弦，平时挺笨这会儿“机灵劲儿”上来啦，顺手把门给打开了，结果进来的是派出所的警察（片警）。这小子叫什么姓什么我记不住了，反正不是个好东西，勒索群众是他的家常便饭，动不动他就搞突然袭击，可能他发现大晌午的这家关上门干什么？肯定有背人的事！这才砸开我家的门，顿时我家里的人全傻眼啦！
这小子顺手把锅盖掀开，一看是白花花的大米饭，他把锅盖一摔，回头问我父亲：“你敢吃大米饭？你知道这是经济犯罪不？”我爸赶紧说：“我这是凭票买的！”这小子又说：“放屁！票证刚发下去，还没开始供给呢！你敢瞪眼撒谎？走！跟我到派出所去！”我妈脑袋反应挺快，顺手掏出几张票子，多少我不知道，就塞到警察的裤兜里说：“先生，你高高手吧，这大米是我们过去吃剩下的。”这伪警察把钱掏出来往地上一扔，还真有点铁面无私的样子：“废话少说，有话到派出所去说去。”说着扯着我爸的膀子往外就拽！您可知道真要到了派出所那麻烦可就大了，抽鞭子、挨板子、灌凉水那都是轻的，要真交到日本人手里恐怕小命都保不住。真是不巧不成书，这时门外人影一闪，有个人进了我们家，目睹到了眼前的一切，他伸手把那警察给拦住了：“老弟，都是自己人，算了吧，这位（他一指我爸爸），那位（他一指我母亲），是大大有名的西河大鼓演员。”说着，他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又塞到警察的兜里，对我父亲说，“以后当心，吃大米饭可是经济犯。”说着转身就走了。贵人啊贵人，来者非别，正是我们家的邻居，我父亲的好朋友叫谢明宇，他当时的身份是奉公队大队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奉公队好像有点民兵的意思，但是手中没有武器，大队长只能挎一把洋刀，穿警服没有警衔，他们是协助日本人维持治安的，必要时也可能发给他们武器叫他们去冲锋陷阵，奉公队的队员都是从民间抽调的或者是无业游民，平时也训练他们上操，一二开步走，有事的时候他们就替日本人站岗放哨，老百姓对奉公队恨得要命，虽然他们还不是二鬼子，但有些品质恶劣的奉公队也欺负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背后给他们编了一段民谣，不管他们叫奉公队，管他们叫棒子队，民谣说：棒子队儿，虎洋气儿，人家拿枪他拿棍儿！人家吃肉他喝汤，人家拿钱他没份儿！谢明宇就是棒子队的大队长，跟派出所的人混得贼熟，所以才给我们家解了围，我爸对他是连连称谢。
还有一次是空袭警报，美国飞机炸沈阳，正好是晚上，当时属于灯火管制期，家家不准点灯，不准透出亮光。我还记得家家窗户上都贴上米字形的白纸条，都必须有厚厚的窗户帘，一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电灯泡上也有个罩，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要点灯也得把窗帘掩紧，也得把窗帘灯罩放下，不准发出一丝光亮，否则就是给美国人发送信号，就是通敌。
也该着我家倒霉，窗户帘没遮严、电灯泡没捂好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砸开我家的门二话不说把我爸就带到了派出所，我心往下一沉，心说：“完了，我爸这条命保不住了，非叫小日本给整死不可，真要扣上通敌的帽子那还好得了吗？”我妈赶紧对我说：“快，快去找你谢大爷！”幸亏谢明宇离着我家不远，三步两步就到了，谢明宇穿着一双大马靴正挎洋刀呢，因为他是棒子队大队长，必须出去值勤，我几乎是喊道：“谢大爷，不好啦！我爸叫日本人抓到派出所去了！”他闻听之后也是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楚，可能是我家露亮了。”谢明宇说：“嗨！这下糟了，这可是通敌罪啊！”他赶紧戴上战斗帽，挎好了战刀，带着我就往派出所跑。当时人们管派出所都叫小衙门，除了一个日本副所长之外剩下的都是汉奸，我俩到了派出所后，他让我到派出所外等着，推开门他就进去了。也就是五分钟左右，谢大爷就把我爸从里面领出来了，他拍着我爸的后背说：“下次可千万注意啊！幸亏这日本人我认识，我在他面前保证你是良民，他才答应把你放了，不价后果不堪设想啊，快回家吧！”我爸又再次千恩万谢，带着我回到家里，吓得几天睡不好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