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愿承认，2014年之于我仍是相当艰难的一道坎。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不顾父母等一众亲戚的强烈阻拦，与相守不过五六年的丈夫毅然离婚，在靠近上班地点的繁华商区高价购入单身公寓，来自经济与亲情方面的压力随即骤然增长。不等我从个人私事中喘过气，工作上又遭遇考验，因为我不擅长打理人际关系，在新一轮的教授评选中竞争失败，不得不继续当我的保姆型副教授——处理着比教授更加繁杂的工作，却拿着对方一半的薪水。
在诸事最不顺的那段时期，朋友邀请我去医院举办心理学讲座，顺便同奋斗在前线的精神科医生们进行学术交流。她希望借助这种与社会直接打交道的形式转移我的注意力，好让我从闹心的家事和学校工作中暂时解脱出来。我一向不属于闭门造车的类型，原本就经常做实地调查研究，所以并不认为她的提议对于帮助我走出阴影具有多大意义，不过我知道她是出于好心，于是不作推辞爽快答应下来。
那天上午，我结束了最后一次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演讲，打点好热心的提问者，径直从礼堂出来前往门诊大楼，准备去朋友办公室约她吃午饭。她在这家医院的神经内科工作了将近十年，自我们认识后一直无条件支持着我的案例研究工作，加上此系列讲座本就由她发出邀请，我盘算着自掏腰包请客。琢磨间，我来到神经内科所在的楼层，走出电梯远远看见走廊上长龙般的病患。自从新门诊大楼投入使用后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我纳闷前面什么科室这么多人，走了几步就注意到长廊尽头房间门牌上的防辐射标志——原来是放射科。我从队伍旁边经过，广播里恰好响起女性护士甜美温柔的声音。
“请2057号，夏侯信，进入拍摄室。”
夏侯信？
我愣了，脚步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拍摄室上方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这条语音消息的文字版本，我看了一眼，确认轮到顺序的病人就是“夏侯信”。
我立即四下张望寻找这个名字的主人，就见一旁聊天的人群中站出来一位少年，捂着左手臂，忧心忡忡走入装有厚重大门的房间。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呆在原地起码有半分钟。他的名字相当耳熟，而且这种熟悉感，不像那些距我无比遥远的大牌明星或是某某高层领导人，“夏侯信”，每个字在我记忆之中都无比沉重，可我又说不上来为什么。难道是以前的病患吗？进入高校教书以前，我曾在本市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推测自己当年接待过一位叫“夏侯信”的病人。做我这行的，每天的任务基本是跟各种人打交道，导致我对于姓名年龄这些信息相当在意，留心陌生人的名字几乎算得上是我的职业病，况且“夏侯”本身是极其少见的姓氏，也难怪我印象深刻。我按照这条线索回忆了一阵，实在想不起更多关于“夏侯信”这个名字的信息，之前关于“接待过名叫夏侯信的病患”的猜测似乎有点站不住脚，而且刚刚那位少年的样貌也并不给我似曾相识之感，我简直莫名其妙，只是眼下没有给我挖掘真相的机会——我总不能等那孩子出来然后上前搭讪说“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就暂时放下好奇心，继续往朋友办公室走去。
当天回到家，我一边无比心累地应付长辈的唠叨电话，一边单手将未拆封的邮局专用纸箱往书架的方向挪。我因为搬家匆忙没来得及联系合适的运送车，有些行李只得通过邮寄才能顺利转移。我左手拿着手机，右手以极其刁钻的姿势挥舞着剪刀去划封口处的透明胶带。母亲的喋喋不休令我非常烦躁，她认为女性到了我这年纪已经没有离婚的资本，再找个共度一生的人相当困难，她请求我原谅前夫的所作所为，尽快复婚才是明智之举。
“要跟那种人共度一生，我不如这就去死。”我说着，赌气似地单手嘶啦一声掀开胶带纸，电话那头的女人明显被我呛了一下，语调转入激烈。我忍住逐渐累积的不快情绪，从箱子里掏出一叠古旧的书本笔记，不料注意力不集中，指尖打滑，一本暗红色的硬皮笔记掉落到木地板上发出啪啦的巨响，吓得我一缩脖子。
“哦哟，你扔什么啦？稍微说你两句火气还上来了？”母亲以为是我闹脾气，立即对于这声噪音给出了反馈。我欲哭无泪，忍受着对方的责备，蹲下身去捡那本灰蒙蒙的笔记，我不知道里面夹着东西，一拿又从本子中间散落出一堆纸头。
“你看看你，马上就三十四了，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脾气和小时候一样倔。”
母亲还在絮絮叨叨，我的目光却停留在纸张上无法移开。
那是一摞中学教务处开具的处分单以及一份剪报，报纸内容是一则关于中学男生自杀的报道，巴掌大的一块，明显曾被刊登在极不起眼的位置。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短讯，使我的心脏几乎漏跳。
尽管全文没有涉及任何真实姓名，看完那则新闻，我还是立即回想起所有事。
2008年初夏，一位与我只有几面之缘的少年寄给我他学生时期的所有处分单，并在邮戳显示的寄出当日离开了人世。
那是我所认识的夏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