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是公认的大文豪、大作家、思想家，但是大家很少称他为教育家。其实，鲁迅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为什么说他是教育家？首先，他从事教育工作将近二十年。如果从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算起，到1936年逝世，他总共工作了27年，但从事教育工作就有18个年头。他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师、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师兼该校的监学、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初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即校长。1912年2月底鲁迅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一直到1926年离开教育部。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大学兼课，还到大中公学、黎明中学、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学校上课。1926年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直到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政变以后，他才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然后到上海定居，从此才离开教育工作岗位，专事写作。可见在他27年的工作生涯中18年是从事教育工作，也即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而且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社会职业。其次，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培养人才，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有专门论述教育的文章，而且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教育问题。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文艺本来就是一种教化活动，教育也就是教化，更何况鲁迅从事文艺运动也完全是为了唤起民众，教育民众。他在最早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中就大声疾呼要“立人”，即培养人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鲁迅有极精辟的、完整的教育思想。从批判封建旧教育到提倡新教育，从追求人性到指导青年学习，虽然没有像教育理论家那样有长篇的巨著，但他在许多杂文中表达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全面的、深刻的，而且具有时代性、前瞻性，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鲁迅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第一，探索国民性，追求个性解放。
鲁迅对于教育的关注是从对国民性的探讨开始的。他到日本留学，按照官费的规定，本来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他决定改学医学。因为他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他打算毕业以后回国，用医学来救治像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但是，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鲁迅又改变了主意，放弃学医，回到东京，决定从事新文艺了。原因是在仙台医专第二学年细菌课上看了一部时事影片。“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中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
据他的同学和最亲密的朋友许寿裳回忆，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中国的国民性。他们经常谈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木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活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鲁迅坚决主张彻底改造民族性，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里还是旧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旧物，以造成一个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于是他“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许寿裳钦佩不已。他之揭露国民性的劣点，并非贬抑中华民族的伟大，实在是因为太爱这个民族了，“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也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也描写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如《故事新编》中的《铸剑》，描写的干将莫邪父子，又如《理水》、《非攻》中描写大禹、墨子等的伟大精神，都反映了鲁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热烈心情。
早在1907年，鲁迅还在日本读书时就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三篇文章，表明鲁迅决心从历史、科学入手解决理想的人性。特别是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争存天下，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万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强调“非物质，重个人”，认为“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这就是鲁迅追求的人性。
第二，批判封建旧教育。
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必然要批判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旧教育。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批判封建教育的檄文。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鲁迅本来对辛亥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剪掉了几根辫子，新政权落到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手中。他们继续鼓吹尊孔读经，提倡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维持封建统治。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毒害深有体会，认为不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封建道德，就不能唤起民众，解放人性。《狂人日记》吹响了“打倒孔家店”的号角。近些年来，有些论者认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是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鲁迅要打倒的“孔家店”，并非真正的孔子的学说，而是被历代统治集团篡改了的孔子。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孔子生前是很不得志的，“孔夫子的做成‘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孔夫子不过是权势者的“敲门砖”，敲开了权势之门，也就把它抛掉了。所以鲁迅之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被权势们“利用为或一目的器具”，并非孔夫子本人或他的学说。鲁迅：《呐喊·狂人日记》。
对于这个问题确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读初中的时候，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初中课程除通常的国文课外，还要求我们读《孟子》。据说日军是依据孟子的学说，在中国实行“王道”的，所以要中学生读《孟子》来拥护日军的“王道”。可见日本侵略军也是把“孔孟之道”当做一种器具来利用的。
鲁迅认为，封建教育的实质是奴化教育，是灭绝人性的教育。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封建礼教的教育，“三纲”、“五常”是它的核心内容。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主张遵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上下尊卑的基本准则，所以又称“五伦”。有人认为这“五常”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讲到的，但孔子并没有把它归结为“五常”或“五伦”，实际这是后人的见解，是西汉董仲舒归纳的，不能视为孔子的本意。
孔子、孟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他在我国历史上开私学之先锋，传说他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教育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主张启发式教学等；他最早探讨人性和教育的作用问题，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等等。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儒家学派。如果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孔孟学说，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是应该批判继承的。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孟学说就变了样，统治阶级扩大了它的消极面，并经过他们的阐释，把它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鲁迅批判的孔孟之道，就是指被篡改了的孔孟学说，批判宣扬“三纲”“五常”等为统治阶级服务，禁锢人性的孔孟之道。
《孔乙己》这篇小说，就是对封建旧教育的十分形象的批判。孔乙己是封建教育的牺牲品，他熟读“四书”“五经”，但在科举考场上屡屡失败，又没有学到什么谋生的本领，但又不愿意脱下长衫，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因此一生穷极潦倒，“好喝懒做”“不会营生”，最后在众人的讥笑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孔乙己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封建旧教育造成的结果。
旧教育需要改革，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解放后来的人。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第三，要改造教育，先要改造社会。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教育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社会的政治。几千年来，学校教育总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鲁迅在批判封建教育的时候已经把封建教育与封建社会联系起来，认为封建教育传授的“三纲”“五常”都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他长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更加亲身体验到，教育在那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过是政治官僚们手中的工具。所以他竭力批判那种教育可以脱离政治的谬论。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鲁迅：《两地书·四》。
鲁迅1926年离开北洋政府教育部，南下到厦门大学教书，本来想躲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到一个清静的地方，“短期的喘息一下”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5页。但他同样看到社会的黑暗。他在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中不断倾吐了对社会以及厦门教育界的黑暗的不满。他写道：“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又写道：“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鲁迅：《两地书·二》。
鲁迅认为，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鲁迅反对当时的“教育救国论”。认为提倡“教育救国论”，让学生埋头读书，只能削弱革命斗志，无益于中国革命。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鲁迅：《两地书·四》。1927年10月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之邀去演讲，他讲道：“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看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鲁迅：《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说明知识阶级要有真正的新的境遇，首先要改革环境，改造社会，否则，知识阶级仍然要回到痛苦的老路上。
第四，让儿童幸福的度日，自由的发展。
儿童在鲁迅心中占有无比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他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儿童不再受父辈的苦难，能够幸福地度日，自由地发展。因为“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儿童的将来就是民族的未来。所以，鲁迅的著作中有不少是论述儿童教育的。如《上海的儿童》、《看图识字》、《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以及小说《风筝》等。
鲁迅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就是为了“救救孩子”。鲁迅最厌恶的是《二十四孝图》。鲁迅认为，儿童本有爱图画的天性，但是《二十四孝图》却是对儿童的一种毒害。他说，他听完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是如此之难。“陆绩怀橘”，偷个橘回去孝敬母亲还可以做到，“哭竹生笋”恐就难以如愿，“卧冰求鲤”便有生命危险。而“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简直是骇人听闻。鲁迅对这两个故事最为反感。鲁迅说，老莱子本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拿了儿童玩的小鼓，“简直是装样，侮辱了孩子”。他写道：“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至于“郭巨埋儿”，虽然感动了“上帝”，没有埋成，“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说明《二十四孝图》不过是欺骗孩子的。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时代的人才吗？可惜至今还有，去年我到一所中学，居然墙上还刻着这《二十四孝图》。这恐怕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误区，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
鲁迅非常喜欢儿童，大家读鲁迅的文章，以为他是一位很严肃，很严厉的人。事实上他是非常富有感情的人，非常喜爱儿童，而且相信儿童，尊重儿童。大家知道他有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首诗表达了他对自己儿子海婴的爱。对待海婴当然爱护有加，对他的教育却是很民主的。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给予他（指海婴）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如果我们错了，海婴来反驳，他是笑笑地领受的。”《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5页。有一次吃鱼丸子，海婴说不新鲜，别人都不信，鲁迅把它拿过去尝尝，果然不新鲜。鲁迅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参见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所以我们教育儿童时，一定要了解儿童，他的行为背后一定有某种原因，不能一味责备，了解了才能有的放矢地教育他。
鲁迅希望儿童健康、活泼、顽皮，不要瘟头瘟脑。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比较了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的相片，他说：“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遍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他给海婴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照一张相，“满面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顺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这不同的原因是两国照相师对儿童的要求不同，也反映了中国人教育儿童的观念与日本不同。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鲁迅很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儿童教育首先从家庭开始，父母就是儿童第一位老师。父母对儿童不仅有养育的责任，更有教育的责任。他批评当时中国的父母不注意家庭教育。他写道：“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所以他严厉地批评一些迂儒的观点。他就在上篇说到的文章里写道：“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需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所以，家庭教育还有一个教育观念和方法问道。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家长需要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同时要懂得用健康的思想教育子女。鲁迅批评旧式的家庭，一是父权太重，“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种思想不改变，难以有正确的家庭教育。所以鲁迅说，首先要“改革家庭”。二是方法不对头。鲁迅批评错误的家庭教育：一种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覇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父母往往以为是“听话”，以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面去，“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这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今天的家庭中也不少见，值得家长们深思。
00那么，正确的教育方法是什么呢？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儿童，要照顾到儿童的特点，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儿童，更不应该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教育儿童。儿童天性活泼，喜欢游戏，喜欢生动的有图画的书籍，有爱美的天性、丰富的想象力。鲁迅写道：“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鲁迅：《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鲁迅在《风筝》一文中，曾经忏悔他年轻时拆毁弟弟制作的风筝，认为摧残了儿童的天性。他写道：“偶尔看了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大家读了这篇文章，常常会问他的胞弟周建人先生，问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周建人回答，不记得发生这样的事，他对弟弟和子侄们总是爱护备至的，他写这样的文章是想表明他的儿童教育的观点吧。
鲁迅认为，儿童教育，首先教育他认识周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其次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做一个真正的人。1914年他的好友许寿裳在儿子五岁时，给儿子买了《文字蒙求》一书，请鲁迅做开蒙老师，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写了他的儿子的名字“许世瑛”三个字。许寿裳说：“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
鲁迅很重视儿童的读物和玩具。鲁迅有感于当时社会儿童读物的贫乏，呼吁文学家关心儿童读物，希望他们为儿童创作或翻译适合儿童特点的优秀作品。他自己身体力行，翻译了不少外国童话。如翻译了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九篇童话，取名《爱罗先珂童话集》、匈牙利贝·妙伦的《小彼得》等。1926年从7月6日到8月13日，在他即将离开北京的前夕，还每天到北京中山公园，在烈日炎炎下同友人一道翻译了荷兰童话《小约翰》，他要给儿童更多的精神食粮。他认为，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展滋长的。
他要求儿童读物要注意儿童的语言，要用“孩子的话”来写，不要用难字、生僻的字。他要求作者向儿童学习语言。“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鲁迅还要求儿童读物图文并茂，因为儿童爱图画，爱美，儿童总是从看图画而再看文章，所以鲁迅说：“插图不但有，且亦有益。”鲁迅：《鲁迅书信集·致孟十还》。但图画要画得真切、美观，给儿童正确的美的形象。他批评当时出版的儿童读物，书中的图画太粗劣太死板，和实物不同，色彩也都很恶浊。他说，画中的儿童“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服，一幅死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鲁迅认为，儿童画实际上反映了民族的教育和民风。
鲁迅还特别提到应该给儿童创办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向儿童普及科学知识，使他们从小就知道科学、热爱科学。这种杂志要有许多插图，让儿童饶有兴趣地阅读。当然编这种杂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说，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是不难做到的。
鲁迅认为儿童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有人专门研究。所以他甚至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纪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鲁迅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不仅具有革命性、先进性、民主性，而且具有科学性、前瞻性。鲁迅懂得儿童的心理，提出的主张符合教育规律，至今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特别是对当前家庭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存在许多误区。
误区之一是只重视孩子的知识学习，不重视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和人格的养成。其实儿童是长身体、长智慧最关键时期。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不仅影响他一生的行为，而且会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性格倾向。例如我们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一粟一粒来之不易，饭米粒掉到地上都要捡起来吃掉。当然今天讲卫生，不应该吃脏了的东西，但却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与脾性，看到资源的浪费，心里总会觉得不舒服。又如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玻璃瓶打碎了，一定要把玻璃碎片拣起来，以免扎伤了光脚走的农民。虽然现在没有人光脚走路了，但养成了我们为他人着想的性格。
知识是不是学得越多越好？并不见得。知识不等于智慧。要使知识变成智慧，一方面要学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孩子的思考内化为他自己的智慧。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光向孩子灌输知识，不让孩子思考，怎么能形成智慧？现在很多家长把许多知识塞进孩子的头脑，实际上是对学生天生的好奇心的摧残，对产生智慧的压抑。
误区之二是家长把孩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物。把孩子学习的好坏看做与自己的面子有关。表面上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实质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于是在学习上互相攀比，不断加重孩子的学业负担，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全不顾孩子的天性和爱好，让孩子整天埋在作业堆里，使他变成书呆子，表面上成了听话的“好孩子”，等到走出家门，什么也不会。
误区之三是教育方法不对头。正像鲁迅早年批评的，不是溺爱迁就，便是打骂虐待。现在城市多为独生子女，受到父辈和祖辈多位的爱护，养成自我中心，在家里是暴主、霸王，但到出了家门，什么都不能。另一种是压服，甚至暴力教育孩子，现在媒体上炒作的所谓“虎妈”、“狼爸”、“鹰爹”，似乎他们的孩子都有了很好的成绩，都上了大学，就算是教育成功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将来一生就幸福呢？恐怕还要等将来的实践去检验。总之，如果只有知识，没有健全的人格，也难幸福一生，难以说得上是教育的成功。
我们现在的父母们，应该学学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肩住传统观念的闸门，把孩子从沉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他快乐地学习，幸福地享受童年，自由地发展。
第五，青年要读有用的书，走自己的路。
鲁迅对青年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认为，青年总将胜过老年。社会虽然黑暗，但青年不应该看到环境的黑暗就消沉，而是要“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进一步他希望青年将来成为革命的战士。1930年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4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除却与之指与当时政府帮闲的反动文人——编者注。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坟·论睁了眼看》。所以他要求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
他反对青年做空头文学家，1932年他曾在开列的译著书目后面附了一段附记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都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这段话今天读来不是仍然很有意义吗！
鲁迅希望青年努力学习，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才能肩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大家都知道，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反对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实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出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而提出来的。1925年1月《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请学术界人士开列书单。当时一批学术名流开列了一批书单，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鲁迅则给他们泼一瓢凉水，所以在应征表上写上“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而在附注栏中写上“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此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一番争论，许多进步青年都表示支持，也有少数国粹派文人写信挖苦谩骂他。鲁迅一一予以回击。其实鲁迅并没有绝对否定读中国书，只是在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主张社会改革的时候，怎样引导青年读书的问题。当时正在寻求社会变革的时候，但却有“学者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实际上是对上述一些学者文人的批评，主张青年要走到实际中去，寻求社会的改造。如果离开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情节就很难理解了。
其实鲁迅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学说的学习和整理，且不说他曾经多年抄碑帖，研究古文字，他还整理、编著了《嵇康集》、《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这不都是古籍吗？他反对的只是宣扬封建道德的书。好友许寿裳在长子考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后，请教鲁迅应该读些什么书，鲁迅曾开了一张书单，其中包括：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王充的《论衡》等十几种。许寿裳说：“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廖廖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
他希望青年读点哲学社会科学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自己曾经在秘密藏书室研读过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所以他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鲁迅：《书信集·致韦素园》。但读马克思的书需要读原著，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本意。他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他还比喻读原著等于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
他赞成青年读点历史，特别野史和杂记。因为正史往往是“官修”或“钦定”的，粉饰太多，不可信。野史和杂记自然免不了有讹传，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真实情况。
鲁迅十分重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所以希望青年学点自然科学。他曾经指导自己的胞弟学习植物学。他还主张文理兼学，学理科的学点文科知识，学文科的学点理科知识，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鲁迅还主张青年要掌握一门外语。他曾经辅导许广平学习日语，而且自编读本。他曾经和唐弢、曹白等几位青年讨论学习外语的重要和学习的方法。
鲁迅认为读书要独立思考，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反对人云亦云。他说，看别人的批评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不看原作，不自己思索，往往会越看越糊涂，弄得无所适从。还要自己观察，他说：“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谈世间这一部活书。”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
鲁迅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散布在他的所有杂文之中，看起来是零星的，但把它收集到一起，就可以看到他的教育思想那么全面，那么深刻，那么具有时代气息，那么具有超前性。鲁迅离开我们已经有76年的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他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宛如今天，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鲁迅的教育思想如此博大精深，很难在一篇短文中论述全面，还是请读者认真阅读鲁迅的原著，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取得真金。
顾明远
2012年夏日于北京求是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