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系明朝的宦官。他在担任司礼大监期间，勾结内外官僚，横征暴敛，作威作福，在历史上留下了宦官专权、搜刮民财的可耻一页。
一
明朝开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从历代周期性的宦官于政中，知道了“宦官专权”将会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于是下令禁止宦官读书识字，禁止宦官干政。后来，由于宦官在“靖难之役’冲，对明成祖朱棣作出了特殊贡献，明成祖便破除了太祖立下的禁止宦官读书识字的成例。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在内宫设立“内书堂”，特许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自愿“净身”，入宫教授小太监读书。王振就是其中一人。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早年曾在家乡读过书，后来由乡儒做了数年教官。因任职期间没有任何建树，按当时朝廷王法，罪当谪戍。为了逃避谪戍，王振便自阉净身，进入内书堂教宫人识字。
王振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做个普通宦官的人。太子朱祁镇到了读书年龄，王振为了能得到侍奉太子这份差使，便四处活动。后来宣宗看到王振确实奉事殷勤，又会教书，就把他派到东宫，做东宫局郎。王振就这样走出了决定他一生的关键一步。从此，王振与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很快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后来，这位太子又把王振称为“先生”。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病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年，朱祁镇即为英宗。宣宗病危时曾遗言，国家的重要政务由皇太后张氏处理。英宗即位后，这位精明能干的太皇太后在张辅、杨士奇、杨溥、杨荣、胡氵荧五位重臣协助下，辅佐幼主。
随着太子的登基，王振在同年七月也人主司礼监。司礼监在宦官二十四个衙门中最为重要。它负责宫中宦官的升迁谪降大权，各种特务机构，为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传达”谕旨，后来又代皇帝批答奏章。由于明朝不设丞相之位，所有大权集皇帝于一身，但皇帝又很难将所有政务一一管理，因而大权很容易落到最亲近皇帝的人手中。所以得到司礼监掌印是那些有野心的宦官们梦寐以求的职位。
王振虽然在皇上和大臣面前表现得谨小慎微，但在背后却欺上瞒下，广结死党。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不久，即利用比武的机会，将自己的亲信纪广谎报为武将第一，并将纪广由隆庆有卫指挥佥事，提升为都督佥事。但这件事不久即被太皇太后知道，王振被赐死。在英宗极力求情之下才被赦免。在此后的九年中，王振干政的活动有所收敛。
二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驾崩，此时的几位重臣不是老弱就是病故。十六岁的英宗由于昏庸，事事依从王振，致使王振拆除了那块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王振的心病去除了，于是肆无忌惮地广植私党，扩大势力。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锦衣卫，他让自己的侄儿王山、王林分别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和锦衣卫指挥佥事。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心腹马顺、郭敬、陈宫、唐通为骨干的特务网，明目张胆地干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勾当。
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禀性耿直、孤傲，不愿向王振屈膝，王振就以李时勉曾砍掉一些国子监树枝为由，诬告李时勉私伐官树占为己有。于是年届古稀的李时勉，在盛夏，被带上一百多斤的重枷，在国子监门口示众三天。这件事引起了国子监一千多名监生的集体抗议。王振怕将事情闹大，不得不罢休。李时勉这才幸免一死。
大理少卿薛碹，因痛恨王振的奸邪，不礼敬王振，被诬告为受贿，在大狱中被折磨致死。
翰林侍讲刘球，上书言政得失，奏疏中有言语刺激了王振，被逮捕下狱，王振派马顺将其杀害并肢解。
附马都尉碌石因责骂家中阉人，王振厌恶他伤害了同类，将他投入了锦衣卫大牢。监察御史李铎，偶然路遇王振，没有俯首跪拜，后被贬到辽东铁岭卫戍边服役。
王振的专横跋扈、乱加罪名贬谪，引起了公愤。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把揭露王振罪行的匿名信投向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事情败露，三人均被在闹市分尸。
昏庸的英宗，对王振的专横奸险，不但不予以制止，反看成是巩固自己皇权的必要手段，赐给王振敕书，极力褒奖他。
在皇上的带动下，慑于王振的淫威，在朝的公卿勋戚都称他为“翁父”。
福建参政宋彰因有罪被弹劾，但他向王振献上白银万两，宋彰的罪责不但没有追究，反升为福建布政使。
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也得到了加官晋爵。工部郎中王祜，天生没有胡须。一日，王振忽问王秸：“你怎么没有胡须？”王佑献媚道：“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王祜的回答博得了王振的欢心，不久便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徐唏向王振屈膝下跪，不久，升为兵部尚书。
王振还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据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虽无才学，却家产万贯。他们都想在京谋官，便通过各种渠道向王振行贿。徐颐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成了中书舍人后，不久又升为中书主事。所以在京师中，称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
王振还借认侄儿王山、王林为义子之事，在私宅中大摆宴席，那些溜须拍马之人，乘机向王振献上厚重的礼品。
王振除了向朝中大臣索贿之外，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伸向了府县。他对送礼者，来者不拒，“以百金为寻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饱一醉而出”。
由于王振好佛，正统年间，寺院越开越多，游方僧随之日益增加，寺院一片混乱。王振借整治寺院为名，乱发度牒。正统五年(1440年)春夏两季半年中，即向二万二千三百余人发卖度牒，大发度牒财。
随着寺院的增多，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达官贵人，殷实之家。出于对佛祖的虔诚，他们会不惜重金，乞求佛祖帮助他们实现愿望。因而，在当时拥有了寺院，就拥有了财富。
庆寿寺，建于辽金时期，是北京城里最大的寺院，所以到这里采祭奠的信徒自然很多。王振假借庆寿寺年久失修之名，强征军民万余人，耗费几十万两白银重修庆寿寺。当时京城百姓传唱一首“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的歌谣，以宣泄不满。以大内名义和费用整修后的庆寿寺，更名为“大兴隆寺”。它富丽庄严，实属罕见。因王振早已对它垂涎三尺，所以，昔日的庆寿寺成了王振手中的摇钱树。
英宗对于王振的肆意横行，反以为是忠诚，致使王振不仅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还“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又用搜刮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在京城内外，建有宅第数处，处处重檐邃阁，陈设豪华，并且还役使民工在他皇城东宅第旁，修建了一座智化寺，勒石竖碑，为己祝福。
三
瓦刺是明代蒙古族的通称。永乐年间，瓦刺逐渐强大，不断在明王朝北部边境制造事端。到了英宗时期，王振为了得到瓦刺的良马，把国家利益抛到脑后，唆使心腹，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制造大量的钢铁箭头，运往塞外，换取瓦刺的良马。同时，为了讨好瓦刺，对瓦刺的贡使，待遇优厚，赏赐有加，有求必应。先前在洪武永乐年间，规定瓦刺贡使每年不得超过五十，但到了英宗时，瓦刺见明王朝软弱可欺，逐渐把贡使增加到二千人，并且每次都能得到无数赏赉金帛，满载而归。如稍不如意，便骚扰明王朝边境。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刺首领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到北京，为多得赏赐，却诈称三千人。王振一反常态，要礼部按实际人数发放赏赐，并减去了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刺贡使愤愤而去。七月，也先率兵大举人侵。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不顾群臣的极力劝阻，七月十六日，英宗、王振率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王振还要继续北进。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了前线惨败的情况，王振这才害怕起来，于是下令回京。王振本想经紫荆关，由蔚州回京，以夸耀乡里。后因担心大军损坏家乡的庄稼，便改道东行。八月十日，明军到达宣府，瓦刺追兵也追击上来，明军大败。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王振因自己的千余部辎重车辆还没赶到，不愿意进驻怀来城，英宗便驻扎在土木堡，使明军失去了撤退的时机。八月十五日，瓦刺军诈退，并派使者前来讲和，英宗派通事去瓦剌军营议和。王振见瓦刺退兵，下令移营就水。瓦刺军趁明军混乱，挥军冲杀。英宗护卫将军樊忠，见大军毁于一旦，举起铁锤把王振砸死。英宗突围不成，成了瓦刺的阶下囚。
明军在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郕王根据群臣的要求，命令把王振同党一一诛杀，王振家族不分老幼，一律斩首。
王振擅权七年，抄其家时，缴得金银六十多库，玉盘一百个，高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珍宝玩物不计其数。
王振虽死，但复辟后的英宗仍对他念念不忘，用木刻王振，招魂以葬，在智化寺立词祭起，赐祠名为精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