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
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
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
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
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