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的圈子里，人们称一个经常更换董事会成员的康采恩为：“那里面生虫子了”。在克虏伯，直到阿尔弗里德去世，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康采恩的最高领导层，自五世以来，总有一个克虏伯。支持帮助这个克虏伯的，有时是较强的董事会，有时又是较弱的董事会，这要看当时的唯一所有者给了他们多少活动余地。董事会的成员一直都比较稳定，而这一点又经常招致人们的批评。所以，阿尔弗里德希望能给官僚化的董事会带来一股新风，这是他从外面请来拜茨的原因之一。拜茨没有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而是有意被安排在董事会之外工作。拜茨作为唯一所有者的全权总代理，这一职位是在公司内部所有级别之上的。这才使他有可能独断专行，他只受阿尔弗里德的监督控制。
他可以在公司的组织问题上实施自己的想法。这里他也是作为一个董事会以外的人。
实际上，拜茨从来都不是克虏伯的职员。实际上，在他整个充满传奇色彩、充满幸运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机会，与他的同事们进行伙伴式合作，没有机会学会有团队精神。他来的时候是独来独往的人，他也一直独行独往。
他根本没有必要象其他人那样为了往上爬而与别人竞争。
从一开始，阿尔弗里德就把他放在特别特别高的职位上了。
他从来都没有认识到同事间友谊的价值，他也从来没有认识到，在准备妥协和决不让步的强硬之间要达到良好的平衡，而这正是成功的集体管理体制的特点。阿尔弗里德把他当作董事会以外的人聘到康采恩来的，他的位置又在所有公司领导之上。直到今天他在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中，仍然是外面的人。
甚至他作为一家重要康采恩的监事会主席，一个“一般”的监事会主席是不能与这个职位相比的，因为，他不仅代表着股东的很重要的股权，而且，他就是股东，或者说，至少到1976年，他就是股东。1976年以后，仍然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产权在克虏伯康采恩这一家手里，在基金会手里。
即在贝托尔特·拜茨的基金会手里。
贝托尔特·拜茨，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他照在地上的影子很深，范围也很大。特别是克虏伯总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们，他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他们要使克虏伯重新兴旺发达起来，要领导克虏伯成功地度过这最近20年的风风雨雨。
在短短的23年时间里，克虏伯董事会主席已换了6位。其中首推贡特·福格桑，在他就职的时候，他坚信，直到自己职业生涯结束，他都是康采恩的仆人，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这样想的人。他这样做，与阿尔弗里德的亲自委任有关，关于康采恩转变成股份公司以后的上层领导，他是这样设想的：作为阿尔弗里德的全权总代理，拜茨应主要通过领导即将成立的基金会，来代表所有者的权力。他应该负责，将基金会分到的利润部分按照阿尔弗里德的想法来使用，从而保持克虏伯承担社会义务的传统。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人带领康采恩走向未来，就象阿尔弗里德所想的那样，这个人应该长期在康采恩工作，并在经营管理中继承发展克虏伯传统。至少这就是当时的方案，福格桑1967年加入克虏伯就是基于这个方案。但这个方案恰恰是拜茨无法真心同意的。他在康采恩的领导地位不是他自愿放弃的，而是被迫的，这个他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
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象阿尔弗里德想象的那样。
克虏伯最后一位继承人阿尔弗里德过早去世。贝托尔特· 拜茨，这位遗嘱执行人，立即穿上了阿尔弗里德死后遗留下来的衣服。在他与贡特·福格桑的权力斗争中，他游戏玩得技术很高，但他输了。阿尔弗里德对福格桑的终生任命刚刚过去5年，这位老克虏伯兼新克虏伯就离开了康采恩。
贝托尔特·拜茨没有料到这个结果，他必须尽快寻找一位新的董事会主席。在克虏伯领导层谣言四起。有人诋毁他，说他要寻找一位唯命是从的主席，他极为愤怒地制止这个猜想，他声明，“我不想要稻草人，”而且监事会成员、克虏伯信贷银行的银行家庞托也补充道：“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应该能够独立自主地工作，能全权负责康采恩的领导。”或者，就如《资本》周刊所描述的那样，“要找的是第二个福格桑。”拜茨在康采恩内部找到了一位。尤根·克拉考接替了福格桑，他创了一个悲伤的纪录：他在任只有66天，然后，他也走了，据他自己讲是自愿卸任。
拜茨又开始寻找新的董事会主席。他成了人们的话柄，不管对与不对，那些可能的候选人都已经很怀疑，拜茨是很难相处的。克虏伯虽然已经整顿，但仍然很不景气，对那些候选人来说，说服自己，担任这个康采恩的领导，这是一回事，而将来要与监事会主席发生争执，这是另外一回事。在克虏伯上层领导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克虏伯人，他是福格桑一手提拔上来的，而且做得很成功，拜茨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但他也认为监事会主席、遗嘱执行者和基金会主席的地位太高了，太压人了，而拜茨这个人也太不让人信任了、太变化无常了。他不可能有真正的事业成功的机会。
于是，拜茨只能再从外面找一个人来，就象他自己一样。这个人差不多已接近退休年龄，他以其守规矩和沉稳而著名，他在政治的艰难学校里已经学会了如何对待敏感的自我。这个人叫恩斯特·沃尔夫·毛姆森。他在蒂森做得很成功，后来与汉斯·贡特佐尔发生冲突，因而离开了蒂森，
1970年，他听从他的朋友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召唤去了波恩。他的工作是名誉职务，没有薪水。他帮助施密特在德国政府执政，有3年之久。先是在国防部任国务秘书，后来在经济与财政部。1973年1月1日，拜茨又把他调回了经济界，担任康采恩领导，这个康采恩仍然在联邦德国大企业中占第13位。
开始一切都顺利。毛姆森得到一份合同，合同一直持续到他65周岁。现在他63岁了，在合同期结束后，他自然会离开康采恩。贝托尔特·拜茨不必害怕会有人指责他，说他应为此次董事会主席的离任负责任。克虏伯的人员变换象走马灯似的，似乎可以随便调换。
毛姆森确实是拜茨的帮手，他的爱好与拜茨一样。不仅如此，新任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毛姆森的私人关系比与贝贝的关系好。他特别在行的政治领域，恰恰是贝贝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自己的政治领域：东方。在这方面毛姆森超过了拜茨。陪同施密特到莫斯科拜见勃列日涅夫的是他，而拜茨只陪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去了次苏联。在那些贝贝认为有损公司形象的场合，毛姆森也敢于表现其政治特色：职工参与决策本是有争议的题目，在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时，毛姆森恰恰由工会推举为领导，让别人谈论自己，这是失礼。他甚至也非常懂得高谈阔论，这在克虏伯原本只是贝贝的特点，毛姆森成了贝贝的内部竞争对手。考夫钢铁股份公司监事会曾讽刺道，弗里得里希·克虏伯钢铁股份公司(沙阿当时参股时，该公司叫弗里得里希·克虏伯冶炼厂)还是应该叫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沙阿。对此，毛姆森回击道：“你们的屁股是凉的，而我们还坐在暖融融的波斯地毯上。”如果毛姆森能够成功地领导康采恩，这类对贝贝虚荣心的攻击会把毛姆森惯坏的。(由于命运的安排)他没有成功地领导康采恩。在第二次克虏伯危机发生之前，贝贝与毛姆森在公开场合吵了起来。克虏伯高层人士写了一篇不署名文章，文章中所描写的事实使《明镜》杂志十分震惊，它愤怒地写道：“康采恩目前陷入停滞不前状态，而克虏伯的两个头儿，两个势均力敌的‘精神病’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是对付他们自己。”拜茨必须又得发泄他的怒气。有谣言说，毛姆森与拜茨之间已经危机四伏，他反驳道：“这类东西，每年都在报纸上重新出现。”尽管如此，不久歌就唱完了，毛姆森65岁一过，就离开了康采恩。又有人开始在拜茨背后指指点点，他又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克虏伯首领。
这一次他不想再找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人。贝贝认为：“内部的人要比外面的人好，”而他本人就曾经是一个“外面的人”。他提拔克虏伯的海因茨·裴特利填补了董事长的空位。其他监事会成员都对裴特利不很信任，尽管如此，在拜茨与沙阿的帮助下，他必须带领康采恩度过第二次克虏伯危机。在他执政期间，克虏伯在联邦德国大企业排名中的位置又往下滑了一两位。他执政期间，也没有能够解决康采恩的老问题。克虏伯的生产项目仍然没有紧缩，自有资本仍然太少，仍然只能期望，从中长期来看，克虏伯会有赢利。裴特利也没有能够在他的董事长职位上呆满，三年半以后，他也离开了康采恩。
贝托尔特·拜茨又必须第五次重新寻找企业管理人才。
尽管报纸上整页整页地是有关他的反面报道，他现在也不生气。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将克虏伯与其他同样大小的康采恩进行恶意的比较。他们提出的董事长人选有佐尔先生、施帕特曼先生、查恩先生和麦克勒先生等。但所有这些人贝贝都不喜欢。他现在必须要让克虏伯内部安静下来，拜茨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这一次，他仍然不想从外面聘任一个好的管理人才。
他又想在克虏伯内部寻找一个新的董事长。但这一次，他挑的比较对。这位1980年上任的董事长名叫威廉·沙伊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89年初，共9年，这个纪录他的前任中没有一个曾打破过。
现在，克虏伯康采恩的董事长威廉·沙伊德是一位纯粹的钢铁专家。他是国民经济学博士，获得学位后，他就职于煤钢联营高级部门，在那里，他是煤钢工业经济统一联络处处长，随后他任职于轧钢厂办事处，并担任新教堂钢铁厂董事。1973年，他开始在克虏伯工作，平步青云。不到几年，他就从波鸿的克虏伯冶炼厂的副厂长升为董事长。1980年，贝托尔特·拜茨提拔这位克虏伯头号公爵担任克虏伯总不断有人造谣说，拜茨要取代他，而沙伊德已经学会在谣言中生活了。他与他的监事会主席也妥协了，有人问及他与拜茨的关系，他回答：“我们相互已经很适应了。”而拜茨坐在旁边，制止道：“我知道，沙伊德对付我是不那么容易的。”但他也说，“有些人认为，因为我总是很轻松的样子，我可能不会做出强硬的决定，那他们就错了。”这是事实。
这次谈话表面上的确很和睦，可是，没过几个月，威廉·
沙伊德就在其合同期满之前，离开了克虏伯的董事长之职。
这一决定得到了真正贵族式的补偿，使他的痛苦镀了一层金：贝贝同意给他三年年薪，他可以继续免费住在他任职时的房子里直到1995年，共6年，而且有人照顾他的生活，有车供他使用。而他所住的房子是贝塔·克虏伯生前一直居住的地方，贝塔·克虏伯死后，她的儿子哈拉德·冯·伯伦居住在此。沙伊德上任时，花了大笔钱将这所房子装修一番，他已经习惯了这房子。他仍然担任克虏伯钢铁股份公司和克虏伯一劳诺公司监事会成员，这样的安排应该使他继续保持与康采恩的内心联结，尽管他已经离开康采恩了。
因为，贝托尔特·拜茨已经学会了一点：自从福格桑谢任以来，他都使用这种形式的金嚼子来堵他们的嘴，他在这方面一路顺风，有关人士都保持铁一般的沉默。他一手拿着甜面包，另一只手则拿着鞭子，但他做得很有风度，很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