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眼睛没有瞎，他让他的新任财务经理阿诺·
泽格去平息公众的愤怒波涛，并指出，短期债务与资产负债总额的比例大约是30％，这与曼纳斯曼和莱茵钢材公司的情况一致。其间国外也表现出不安来，这一切已不足以平息不安，甚至联邦政府也参与进来。联邦政府与德意志银行发言人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一起声明，克虏伯的财务是稳定的。到那时为止，这对联邦政府来说，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件。这只有一个解释，克虏伯这个名字又有或者说还有它的象征意义。但它的内容却发生了变迁：克虏伯已经从德国好战的代表变成了德国勤奋能干的招牌。
阿尔弗里德眼睛没有瞎，但他累了。就像他伟大的榜样阿尔弗雷德一样，他越来越从日常事物中脱离开来，而让他的全权总代理处理一切。他现在考虑一个问题，康采恩将来的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当年他的父亲要确定公司和家族领导时，可以在几个训练有素的儿子中挑选。阿尔弗里德只有唯一的一个孩子，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且早已离异的妻子生下的儿子：阿恩特。
父子关系并不紧密，阿恩特·冯-伯伦是第一个没有在克虏伯精神和威拉山精神的严格教育下长大的克虏伯继承人。他童年时代跟着他的母亲。他母亲认为，她没有理由以严格和尽义务的克虏伯精神教育她的儿子。后来的战争、战后年代、入狱岁月，这一切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们父子相识时，儿子决定性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找不到相互沟通的路了。阿恩特非常准确无误地完成他父亲所期望的代表性义务，但毫无热情。凡将来的继承人应该出现的地方，他都在场。穿着正式的暗色西装，坐在礼仪规定他坐的地方：在他父亲的旁边或者后边，在父亲和拜茨中间或在两者身后。背景则是一群国外代理处代表，庆祝者或者那些想照张集体合影的场合。
阿尔弗里德年纪越大，越沉默寡言。阿恩特无法与他交流。无语是两者唯一的纽带。阿恩特只能与贝托尔特·拜茨说话，拜茨也这样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问的直接交流越来越稀少，拜茨成了他们之间的某种译员。
阿尔弗里德其实早就认识到，阿恩特，尽管是第一个获得克虏伯姓氏的人，也将成为最后一个克虏伯。同样，他也清楚，阿恩特不适合接受克虏伯遗产继承人这个沉重的职务，而且阿恩特也根本不希望接受。将家庭和公司连在一起的线已经断了。继承人不再感觉自己首先对公司是负有责任的。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要先享受再尽义务，先自我实现再共同富裕。
这一苦涩的认识使阿尔弗里德很激动，早在60年代初，他就想修改遗嘱，他想给他儿子一部分合法遗产，但立他的弟弟贝托尔特·继承人。拜茨讲：“有一天，阿尔弗里德和我一起走向他的钢柜，把他的新遗嘱给我看。”拜茨读完以后，表示了巨大的忧虑。如果全部付清给他儿子的合法遗产部分，单单这一项就能使康采恩变得弱不可击，还要为他的弟弟筹集遗产税，这几乎意味着公司的结束。拜茨成功地说服阿尔弗里德，将其遗嘱再做一次修改。贝托尔特·冯·伯伦获悉了这个消息，但不是从阿尔弗里德那里，也不是从拜茨那里。相反，家庭律师却受委托，给了他一剂苦药。他吞这片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就留给读者想象吧！
阿尔弗里德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由一个家族成员拥有克虏伯公司的时代要彻底结束了。他开始与拜茨一起思考，如何将克虏伯公司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或者一个公益性基金会。从根本上讲，他赞成一位唯一的财产所有人，他要对他的所有职工负个人责任，比那些公司的股东们和股票持有人给职工更多的好处。但他也知道，这一任务给独立财产所有人提出多么高的道德要求。他问自己，10多万人的命运是否可以依赖于一个家族成员的偶然性格？最后他决定，将克虏伯转变成一个股份公司，从而给他自己的问题一个否定的回答。
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阿尔弗里德做这样一个决定，需要时间，这个决定一经做出，便意味着150年传统的结束。那一大群法学家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们被聘用来，就是要认识到这样一个转变所带来的大批法律的、税收的和经济的问题，并解决这些困难。阿恩特也需要时间，要他放弃自己的庞大遗产，对他来说不可能是容易的事。
他与拜茨之间需要进行许多次谈话，拜茨的任务是，作他父亲般的谈话伙伴，直到他最后决定放弃遗产为止。
1966年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拜茨与阿恩特进行了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谈。会谈后，在那张将他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的文件上，阿恩特签了字。这样，他放弃了他的遗产，这份遗产据估计价值50多亿马克，单单他应得的那份合法遗产就有250亿马克。作为放弃遗产的回报，他每年都获得退休金，这笔退休金在当时价值200万马克。他还获得了布律巴荷宫。直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直到深夜都谈些什么内容。没有人知道，是否阿恩特受到了不断形成的压力？压力程度有多大？但我认为，可以想象，阿恩特的确认为他这一步是有必要的，因为他很聪明。
也许在他身上也具备一些克虏伯的家族精神，即，习惯于将个人的幸福置于集体幸福之后，即使从外面看不出来，但却隐藏在他的花花公子举止中。
1966年底，阿恩特放弃了他的继承权。他不再是德国最富有的继承人，反而成了德国最著名的花花公子。因为，令家人吃惊的是，他一点都不象是个克虏伯，也不像冯·伯伦家的人。他在公开场合毫不羞涩，反倒很乐意出现在街头小报上。从来没有一个别的家族成员这样做过。特别是阿尔弗里德很为此而苦恼，为了赋予克虏伯这个名字新的光彩，他做了如此巨大的个人牺牲，而现在阿恩特却在给它抹黑。尽管如此，阿恩特放弃了继承权，这一点至少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当家庭中分配或继承财产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凡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人，都应该给予他这份敬意。
将克虏伯从私人公司转变成股份公司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只剩下最后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澄清，这时候命运猛烈地敲门了。阿尔弗里德不得不又一次喝下失败的苦酒，又一次经历，他的名字如何极不光彩地出现在世界报刊上，又一次为本不是他个人的罪过而受处罚。但这一次他付出的不是自由，而是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