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在50年代所做的所有努力与工作，表面上看，是为了那个分散后成立的克虏伯康采恩。但实际上，有一个目标，象铁夹一样将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它超出日常要解决的问题范围之外，那个目标就是，让梅莱莫条约失效。开始公众对他们的这一打算只是猜测，后来在1955年，即梅莱莫条约签定刚两年后，这就众所周知了。
为出售克虏伯的一些企业，盟军任用了受托管理人，但到1954年底，受托管理人没有找到买主。所有国外的买主出的价钱都低得不能忍受，但在德国国内，克虏伯的竞争者及其他潜在买主，没有一家企业出价。可以猜想，阿尔弗里德对规定的出售计划持抵制态度，这在有关工业圈内几乎无人不晓，而这个认识实际上吓走了那些德国买主。谁又想跟克虏伯过不去呢？
这个威吓效应只对德国那些私人企业有效，但如果联邦属下的企业有意购买的话，那情况就不同了。联邦政府于1954年签署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内容包括：结束、占领状态，接纳联邦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并明确表示承担履行梅莱莫条约各条款的义务。因此，联邦政府有意要向同盟国家表明其信守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受托管理人属下的银行团成功地出售了克虏伯的一家企业。银行团位于杜塞尔多夫，受莱茵一鲁尔银行的领导。1954.年10月，它将属于出卖条款中的艾姆舍·利坡煤矿股份公司卖给了希伯尼亚股份公司，该公司位于赫尔内，归联邦所有。拜茨勃然大怒：“这将是唯一的一次出售，我们将不会再卖一块砖！”，他决定，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整体谋划，从根本上处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次出售极为卑鄙。1955年，在这次出售几个月后，他第一次出席了那些被分离走的克虏伯企业的股东大会。阿尔弗里德拒绝参加，他甚至决定，绝不踏进那些煤矿与冶炼厂一步。贝托尔特·拜茨说：“他一惯对当局措施很尊重”。据估计，阿尔弗里德这样做，更多地是因为他的骄傲。虽然他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但受托管理人却行使他的权力。作为一个毫无权力的领导，某种意义上只作为一个参观者，阿尔弗里德是不愿意去他自己的工厂的，这可以理解。而对他的全权总代理来说，却没有这一个人敏感问题，他的任务是，成功地代表阿尔弗里德的利益。
现在，艾姆舍·利坡被卖掉之后，拜茨觉着，他的紧迫任务就是通过他的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象他所说的“来表明，那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财产。”受托管理人知道，列席股东大会的那位全权总代理虽然很友好地微笑，但他来者不善，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些。但受托管理人是否反对过拜茨出席股东大会？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阻止过，那么这种努力也是失败的。拜茨开始明确地、不容忽视地在股东大会上代表阿尔弗里德作为所有者的权力。不仅如此，对那些处在托管管理下的克虏伯公司的董事会，他也有效地行使这个权力。
每当贝贝去拜访那些总经理们，那几个小时对他们肯定不好过。无论如何他们都坐在椅子里。尽管那些忠实克虏伯的企业董事会非常愿意重新返回企业联盟的怀抱中，但他们只可能在私底下承认这些，因为他们真正的领导，现在是受托管理人，他们有义务忠实于他们。谁如果想保住自己的岗位，谁就不能破坏这个忠实的原则，既使他一想到，他的公司会转让给别人，而他会不再是克虏伯人，他就会因害怕而冒一身冷汗。如果一位总经理觉着，把他的公司卖出去也没什么不好，他就会被拜茨迅速又拉回到现实中来。拜茨努力给他摆清事实，问他有什么感觉？如果有一天，一个嚼着口香糖的美国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问他：
“你是这儿的经理吗？”只要他一回答“是”，他必须估计到，这个美国人会转向他聪明的陪同，对他说：“好，吉米，坐那儿。从今天起，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我已经把这个厂买下来了。”有些总经理并不把成为克虏伯康采恩成员作为其生活目标。对这些人拜茨随时都会给他们以炮击。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自由，对于再一次遵守克虏伯的康采恩纪律或者听命于贝托尔特·拜茨，慢慢觉着没有多大兴趣。这种背叛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莱茵浩森冶炼厂监事会主席布鲁诺·富格曼。拜茨对这个叛逆者说：“一旦出售条款删掉，您也将被删掉一那么您就得在5分钟之内从这里滚出去。”拜茨提前实现了这个诺言，甚至比通知他的时间还早。
这个过程对富格曼的同事们也产生了影响。
梅莱莫条约象德莫克莱剑悬在那些克虏伯公司的监事会与董事会头上，对拜茨来说，他们并不难对付。那些受托管理人要比他们难对付得多。受托管理人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在出售过程中，他们不仅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反倒只会赢得什么，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不仅仅如此，他们每履行一个月的托管职务，就会得到1，000马克，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可能还会每卖出去一个工厂，而得到很丰厚的佣金。
但那些受托管理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方。托管协议对他们的任务有很准确的规定。托管协议是梅莱莫条约的一部分。所有的所有者权力都转给了他们，他们有决定权和询问权，甚至可能要求得到红利，当然，所有的这些都记在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帐上，他们是他的受托人。但他们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工作。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公众舆论也是反对他们的。
托管理事会主席是前帝国首相汉斯·路德博士，他有两个助手，银行家赫伯特·卢伯斯基和卡尔·戈茨。路德是一个强人，很正派，尽管他认为，出售条文有悖于德国的民族感情，但他也很明白，就象他对《明镜》所表达的那样，托管不是“长久的事物”，但他决心执行其应尽的任务。他愤怒地声明：“我们并不是愚蠢的受托管理人”。贝托尔特·拜茨对付他大概不会那么容易。
如果托管理事会在1955年姑息了贝贝参加莱茵浩森冶炼厂的股东大会，那么，贝贝采取的下一步惊人之举时，则受到受托管理人的强烈反对。1957年9月，拜茨加入莱茵浩森冶炼与煤矿股份公司监事会，并担任监事会主席。
同时，他还将汉斯·卡伦博士安排到了董事会，虽然卡伦同时也是克虏伯康采恩技术中心的领导，他负责生产。受托管理人向他们的最高报告机构(按照巴黎协议，这个机构是联邦政府)，写了一封莫名惊诧的信。如果克虏伯让贝托尔特·拜茨这个人担任莱茵浩森监事会主席，他们如何才能完成出售任务呢？而这个任务本来就非常困难，这是无法容忍的。而在波恩，克虏伯一再提出的抗议也不是没有效果。
联邦经济部给他们回了信，信中只包含一些安慰性的、协调性的套话：拜茨最近所造成的事实并没有违背康采恩解散法。路德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即气恼地回信，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请联邦政府以书面形式通知他，并且请联邦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亲自在上面签字。但是经济部的官员们很顽固。副部长路德维希·卡特施特劳特非常友好地复了信，但很坚决，他信中说，联邦政府通过他向受托管理人通知，希望能主动减轻克虏伯的重担。
拜茨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但只靠拜茨一个人吗？肯定不是。他的行动很有步骤，这场反对梅莱莫条约的斗争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他们还很聪明地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及公众舆论的有利形势。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这个谋略背后有一个冷静的、有战略眼光的人。所有这些都说明，阿尔弗里德是这场战斗的主谋，拜茨是冲锋陷阵的人。多少年来，他们两个坐在克虏伯的主楼阿尔弗里德的办公室里，在克虏伯公司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油画的严肃的双眼注视下，长时间地交谈，谈论梅莱莫条约。梅莱莫条约已经成为板上定钉的事情，而阿尔弗里德无论如何不想履行这个条约。他的这一想法在那些有同样命运的德国公司中也是唯一的。如，弗里克公司非常大方地实施了出售条款，通过这种方式他得到了资金，他又将资金用来购买了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大批股票，给弗里克带来大笔财产，但到了80年代，当他最后将他持有的股票卖掉时，却引发了联邦德国一场最大的税收与捐款丑闻。在1955年，曼纳斯曼、赫施和克莱克纳等康采恩也将大部分盟军对他们的解散措施取消了。克虏伯的确又一次获得了特殊处理。
对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来讲，弗里克所选择的出路是根本不予考虑的。他根本无法想象，不再从事钢铁工业而是做其他的行业。他受到的教育、他深深植根于有着140年历史的克虏伯公司、他在纽纶堡为康采恩和家族所做的牺牲，特别是，他坚信，他本人对康采恩的职工负有高度的个人责任，所有这些都不允许他选择那样的出路。另外，还有他的骄傲，如某些人所说的，他的固执，都不允许他走曲折的路。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想履行梅莱莫条约，但他也明确地拒绝回避梅莱莫条约。在今天我们看来，这个条约有一个不用解释的弱点：它不允许阿尔弗里德将那些被迫出售企业而得到的钱再用于钢铁工业，但条约中并没有说，不允许他向国外的炼钢厂或煤矿投资。例如，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购买荷兰或比利时的煤矿，或者接受一个极其大方的生意，在巴西建立一个钢铁厂。但阿尔弗里德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类似的建议。他想使莱茵浩森的冶炼厂和煤矿重新回归康采恩，并且要公开地、合法地回归。
贝托尔特·拜茨并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曼彻斯特是克虏伯作家之一，他报道，拜茨曾给他说：“阿尔弗里德吗，您知道，他总是想很正确，我给他讲：您去非洲呆2、3个月吧。我是您的全权总代理，我会处理这些事的。我会将所有的卖给随便什么一个人，也可能是阿恩特，但阿尔弗里德……只是摇头”。拜茨曾狡猾地建议，应该将莱茵浩森总公司卖给瑞士的“稻草人”，阿尔弗里德也拒绝了。他不想以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没有忘记，在纽伦堡进行的漫长的审判使他受到公开的污辱。他现在仍然被人公开谩骂，而且仍背着战犯的罪名。虽然他说“我已经习惯这些了。”但他还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怎样将他的公司重新正常运转起来的。而且要正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