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同志历来重视深入生活。他在一次儿童文学座谈会上说：从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不仅要了解一般的生活，还要了解孩子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兴趣、习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他们的语言。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孩子们才看得懂、愿意看。他还深有体会地提出：作家和孩子们接触应该具备三重资格：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像教师和辅导员一样，像知心朋友一样。正因为他长期同孩子交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对孩子的生活、心理和语言了然于胸，这样，他在短短的几年（1951—1956）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等一批让孩子们受益又爱看的作品。这些作品成功塑造了贪玩、管不住自己的罗文应、想借助宝葫芦要什么有什么的王葆、不动脑筋的王大化这样一些个性鲜明的生动形象，丰富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如果说在30年代写出《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是天翼同志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50年代写出《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则是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张天翼以其贴近孩子生活、人物形象生动、表现手法夸张、语言流畅风趣的作品，赢得了小读者、大读者和同行们的赞扬和爱戴，很自然地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作为50年代儿童文学领军人物的张天翼，他的作用和影响，还表现在对当年儿童文学工作的组织和推动上。1953年，全国文协设立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创作委员会按照会员从事的文学体裁，分别设立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作为作家进行创作和学习活动、互相联系和帮助的一种方式。天翼同志是创委会委员、儿童文学组干事会成员和组长。当年天翼身体欠佳，但在干事会另一成员、副组长金近的大力协助下，儿童文学组还是生气勃勃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不少活动和工作。我记得，曾研讨过《鹿走的路》《金斧头》等作品，讨论过童话、民间故事、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还举办小型讲座，请叶圣老等前辈来讲课。儿童文学组成员较少，总共只有10多位，其中还有一些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因此，吸收非会员中有写作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参加，更多地着重于对青年作者的培养、教育和提高，就成了儿童文学组活动的一大特色。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如今已年届耄耋的杲向真、葛翠琳、陈子君、赵镇南等，当年都是参加儿童文学组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有机会向有经验的老作家学习，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后来相继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如今这些作家谈起这段经历，对天翼同志等前辈给予的帮助、指教，都还感念不已哩。
天翼同志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十分注意把作文与做人、文品与人品统一起来，女作家李惠薪的成长，就是一个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李惠薪是北师大女附中天翼文学小组的一员。她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1950年读初中时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春天的花朵》。她带着这部长篇草稿向老天叔叔请教。在老天叔叔的帮助指导下，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枣》得以先行发表。李惠薪将所得全部稿费，捐献给正在进行抗美战争的朝鲜儿童。对此，金日成将军来信赞扬她，她写了散文《金日成元帅来信了》登在《北京日报》上，成了当时引人瞩目的一则新闻。天翼同志一直关心她，帮助她，同她保持联系。当李惠薪把中学时代陆续发表的《鱼和菊花》《小队的秘密》等作品结集为《枣》出版后，天翼同志给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在信中谆谆告诫她：“你写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给送到什么选本里面去。我预先提醒你，切不要因此骄傲自满，以‘作家’自命。发表的文章愈多，读者愈多，就愈要警惕自己的自满情绪，愈要感到自己对读者的责任，应当具体体会到：一切工作（写作在内）都是为了替群众做事。”李惠薪没有辜负老天叔叔的期望，在创作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行，1956年参加了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1965年又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后来还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作协理事。她是内科大夫、教授，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澜沧江畔》是天翼同志“****”后期被宣布“解放”后帮助其修订、出版的。
加强对儿童文学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研究，关注青少年的文学阅读，也是天翼同志一直萦绕于怀的一件大事。我记得，1955年冬去春来之际，我所在的创委会秘书室收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转来的一封青年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要求作家为孩子们写作，要求有关方面注意黄色书刊怎样毒害孩子们的问题。创委会秘书室回复后将此信转天翼同志参考。天翼同志在《文艺报》发表的《作家们不要再沉默了》一文谈及这件事。他直率地指出，仅仅复一封信是不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用实际行动来答复他们”。他“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对这方面稍为注意一下。尤其希望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这样的机构和《文艺报》这样的刊物能对这方面稍为注意一下”。在天翼同志的提醒和督促下，创作委员会把了解、研究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和问题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50年代中期，我写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正是在创委会期间分工阅读作品、有感而发之作。可以说，我涉足儿童文学评论，固然与赵景深、严文井等前辈的启蒙、教诲分不开，也与张天翼对创委会秘书室提出的关注儿童文学的要求分不开。
回望我国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喜见今日儿童文苑生意盎然，我们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开拓者、奠基人的张天翼功不可没。
2006年8月26日于北戴河
可敬的老园丁陈伯吹
在儿童文苑不知疲倦地耕耘了75个春秋的老园丁陈伯吹同志，告别他情有独钟、毕生为之奋斗的儿童文学事业，悄悄地走了。十多年前，他在年近八旬时曾郑重宣示：“尽我余年，全力以赴，全速前进，跑毕全程。”现在他犹如一个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终于如愿地胜利到达终点。尽管他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时间之长、涉猎儿童文学领域门类之广（兼及创作、理论研究、编辑、翻译、教学、组织工作诸方面，而创作又包括诗歌、童话、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寓言、剧本等多种体裁样式）上，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愿炫耀自己的成绩。我们仿佛看到他一如既往地面露慈祥和蔼的笑容，十分谦逊地说：“我是当代中国文学大军中的一个小兵丁，做得还很不够，要向同志们学习！”这就是陈伯吹老人的本色，怎能不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肃然起敬！
我少年时代就读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童话《阿丽思小姐》《波罗乔少爷》，但当时并未在意作者陈伯吹的名字。5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参与《儿童文学选》的初选工作，读到陈伯老的童话《一只想飞的猫》，曾情不自禁地为之拍手叫好。陈伯老出版于50年代末的《儿童文学简论》，更是我涉足儿童文学论坛之初细读过的一本好书。进入新时期，当陈伯老得知1957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的作者舒霈就是我时，显得特别高兴、亲切，一种同行、同志的情谊很快地把我们联结到一起。在80年代中期，作协书记处分工我联系儿童文学界之后，我同陈伯老的交往就多了起来，经常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并时有书信往来。
陈伯老为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儿童文学评奖顾问，一向热情关注、支持作协儿童文学工作，不时给以指点和引导。前些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新时期儿童文学已经起步了，但真要腾飞起来，关键在于领导。他对文联、作协、新闻出版部门没有使足应有的力气来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深以为憾，大声疾呼：“这张有力的一翼该好好地鼓一鼓了吧！”他屡次给我写信，满怀热情地鼓动：“20世纪90年代快过去了，新的世纪即来，我们应努力向前，多跨进几步才是。”“世界各国、各个地区都在动，我们也得加一把劲！”“奋发有为，才能赶上形势。”他老人家寄希望于我和我兼职的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可是，我人微言轻，力薄势单，加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始终没能干成几件有利于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繁荣的实事。至今我仍抱愧不已，深感辜负了陈伯老的热切期望。好在近些年在江****总书记繁荣少儿文艺等“三大件”指示的鼓舞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呈现活跃向上的态势，作家创作热情饱满，不少文学新人崭露头角，预示着儿童文学又一春的到来。我想，陈伯老与世长辞前，得知这些喜讯，当会感到无限欣慰的。
在陈伯老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既强调对孩子思想品德的教育、性格情操的陶冶；又注重传播科学知识，培养科学兴趣，提高审美能力。我记得，1988年之夏，我和陈伯老同在北戴河创作之家小住。一天傍晚，我俩在海滨边散步边漫谈，他不无忧虑地向我谈起，现在有些少年小说描写少男少女所谓的“朦胧爱情”，尽管它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热衷于此，搞过了头，未必有益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他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斩钉截铁地说：“儿童文学虽是派生于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儿童文学又不能不受制于教育。”从这里我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儿童文学老前辈关心未来一代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年届耄耋的陈伯老，他的思想观念与时代同步，紧跟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他在儿童文学界，是科学文艺热情的倡导者、鼓吹者。早在1984年底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他先在上海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就发展科学文艺做了发言；然后又连续两天清晨三点半起床，赶写出题为《在儿童文学阵地上，高举起科学文艺的旗帜》的书面发言，让我转交大会简报组。他说，历史大变革时代，应当重视智力开发和智力投资，使少年儿童既能在获得文学欣赏的美的享受的同时，又能不太费力地记取有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使之从小就对科技有感情、有兴趣，日长月久，自然而然地爱科学、钻研科学、运用科学，成为四化建设的勇士和闯将。我还记得，在80年代后期，陈伯老曾为一篇科学文艺作品在中国作协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中落选而仗义执言。他尖锐地批评作协那次评奖忽视了科学文艺的教育价值、认识价值，没有把它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估量。一向谦虚平和的陈伯老，为了宣扬发展科学文艺的重要意义，捍卫优秀创作成果，直言不讳，毫不含糊。他那种顽强执拗的精神实在可敬可爱。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安于清贫、严于律己的，陈伯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平常省吃俭用，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但他在80年代初却毫不犹豫地把近60年来积蓄的稿费55000元拿出来，作为儿童文学园丁奖的基金。后来，由于货币贬值，利息有限，这项评奖几乎难以为继。他在1989年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捐款，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愈来愈贬值……1980年我的捐款几乎可购三幢房子，如今则半幢也买不到了，令人气短！徒呼奈何。”当时我读着这封信，不禁潸然泪下。陈伯老为了鼓励优秀创作，奖掖文学新人，真是愁白了头、操碎了心啊！所幸的是这项评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支持下一直正常运转、如期举行，至今已举办了16届。陈伯老企盼的通过评奖促进作者写出高质量、具有国际水平作品的愿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内容健康向上、富有艺术魅力的儿童文学精品一定会在亿万小读者心中生根、发芽、开花。陈伯老，您安心地、慢慢地走吧！
1997年11月7日
温故而知新——缅怀陈伯吹
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德高望重的儿童文学老前辈陈伯吹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时候，首先想起的是他老人家那永远和蔼慈祥的笑容，那谦逊质朴的谈吐，还有他那一颗始终与孩子息息相通、永不泯灭的童心。
陈伯老从1923年夏开始写作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到1997年11月6日谢世，在儿童文苑辛勤耕耘了整整75个春秋。他的一生，都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翻译、编辑出版、教学、组织工作紧紧联结在一起，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真正把毕生的心血、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他的创作涵盖诗歌、童话、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寓言、故事、戏剧、科学文艺、幼儿文学各种体裁、样式。他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时间之长，涉猎儿童文学领域、门类、体裁之广，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称得上国中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