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嗣子，文陞不负文天祥所望，后又为欧阳夫人养老送终。文陞曾哭道：“父骨既归于土，母生而不得养，我则非子。”大德二年（1298），文陞远上大都，找到文天祥的旧婢绿荷等人，打听母亲欧阳夫人的下落。恰好在这年冬天，随公主下嫁去了大同路丰州的夫人不耐北方寒冷，求得公主同意南返，在途经大都时，被文陞迎养在京。文陞侍奉夫人十分尽心，每逢节日，都要置办南方食品，请四邻的老妇过来聚谈。文陞并通过刘牢子找到文天祥的墓地（此说与他“自燕奉柩归故里”之说不合），每年春秋必陪母亲前往酹奠望拜。此时旧墓地立有大小两座僧塔，大塔的石碑上刻有“信公”二字，便是文天祥暂寝之处。大德八年（1304），文陞奉夫人回到庐陵老家。次年二月中旬，夫人得痰疾。二月十九日，婢女见一只香囊破旧，便在洗衣时扔了，夫人发现急忙叫婢女捡回，说：“此伴吾未尝须臾离也，落齿时，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与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悬吾心前，将以见吾父母，见吾夫于地下，为无愧也。”一囊一文，两个信守，一悬胸口，一系心上。就在当日，夫人咳痰而亡。文陞将她葬于富田以南二十里的洞源。
至于文陞自己，他曾辞官不做，直到皇庆元年（1312）才出任集贤直学士。不久病死，元廷追封他为蜀郡侯。
文天祥留下了大量诗文，在他死后不久即被编辑出版，广泛传播。
《吟啸集》是其最早面世的诗文集。这是在他殉难后，他被带到狱外的诗文，经民间书坊搜寻编辑，在大都刊行的合集。《吟啸集》收有诗、赋、文、歌约八十首（篇），与他自编的《指南录》、《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多有交叉重复。从集名即可触摸到编者所理解的主题和情感，甚至是出版意图。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第八首写道：“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他写此诗当在文天祥殉难后不久，由此可推断，《吟啸集》是文天祥最早面世的合集刻本之一，甚至不能排除在他生前就已出版的可能。
最早的文天祥诗文全集，是道体堂刻本，始刊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至明初，道体堂刻本“经兵燹不全”，经尹凤歧从内阁得之，又重新编辑刊印。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版本，应是以此刻本和道体堂刻本为基础整理增订的明刻本。
笔者手头有一套《文天祥全集》，系据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所刻《文山先生文集》的铅字版影印，共二十卷。明代吉水学者罗洪先为此版本作序说：“吉安旧刻《文山先生文集》，简帙庞杂，篇句脱误，岁久漫漶，几不可读。中丞德安何公吉阳来抚江右，既出素所养者，布之教令，复表章列郡先哲，以风厉士人。会郡守浦江张公某始至，即举属之。张公手自编辑，厘类剔讹，出羡币，选良梓，刻将半，复致中丞之命于余，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可见庐陵郡守张元谕在重刻时，做了许多收集、增补和校勘的工作。
除明初尹凤歧重编的《文山集》十七卷外，在张元谕前后的明刻本还有景泰六年（1455）、嘉靖九年（1530）、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三年（1575）、崇祯三年（1630）等刻本。
到了清代，以明代刻本为底本，经参校增订，不断推出新编版本。《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也收入了文天祥全集或部分著作。
文天祥的诗文，“大篇短章，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皆惓惓焉”。而“矫乎如云鸿出之风尘，汛乎如渚鸥之忘机械，凛乎如匣剑之蕴锋芒。至于陈告敷宣，肝胆毕露，旁引广喻，曲尽事情，则又沛乎如长江大河，百折东下，莫有当其腾迅者”。其大气磅礴、慷慨恣肆的才情和风格，是后世不能不仰学的文学瑰宝。
又有道是：“读其《指南》、《别集》，而知其颠沛牢骚，惟思委身以报国也；读其《吟啸》、《集杜》诸什，而知其号天怆地，悲鬼泣神，伤山河之破碎，而悼身世之飘零也。”可谓：“读之，使人流涕感奋，可以想见其为人。”人们通过文天祥的诗文，读他的身世，了解他悲怆的心路，并通过读他的诗文来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
人们更从中感受到了磅沛的浩然正气。诚如明人房安所说，文天祥的诗文，“盖其得天地至大至刚之气”。这至大至刚之气播诸金石，形诸咏歌，而昭若日星，轰若雷霆，“诵其言，想其风旨，真足以寒奸邪之胆，而起吾人凌厉之气”。“历今五百余年，而其遗集流播寰区，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
正是这浩然正气，使得“海内五尺童子，闻公名，读公文章，沁心刺骨，赴义成仁之气，不觉油然自生”。
清代进士王雅感叹道：“非天地间之真正气，真文章，而能令千百载下，有如是之仰止者乎？”
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在陈价刻本的序中说：“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庐陵人邱曰韶写道：“余游衡湘间，属购是集者，所在多人，未能悉应其求。欲重刊焉……因谋于坊友，鸠工镂镌，悉心雠校，逾年告竣。”由此可以想见历朝历代对文天祥著作的刚需，不愧诗文经典。
以至七百多年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反复刻印达五十多个版本。
文天祥曾期待，他的作品“一联半句，使天下见之，识其为人，即吾死无憾矣”。如此，也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文天祥殉节之后，其旧部和士子百姓纷纷私设祭台，追怀这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崇高气节和壮烈人生。
谢翱哭祭三台的故事最为典型。
得到文天祥死讯，谢翱自感“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久而弥痛。每到一处，总会想起与文天祥漳水一别的情形，总是要设坛祭拜。路过姑苏时，他哭祭于望夫差之台；到浙东，再哭于越台；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即文天祥死后的第八年，他到了浙西的桐庐县，又三哭于子陵台。
那一天，他与三位朋友雇小船渡富春江，冒雨登上子陵台，在荒亭摆下文天祥的牌位和祭品，然后跪拜恸哭，如此再三。这时有沉沉黑云从西南方压过来，越压越低，几乎贴住林梢，就好似重重挽幛渲染了悲伤的气氛。谢翱和几个朋友一边用竹如意击石打节拍，一边自作楚辞为死者招魂。他们悲切地唱道：“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作朱鸟兮，有噣焉食！”他们悲恸不能自已，以致击打得竹石俱碎。
最早为文天祥立祠的是文氏家族和他的故乡。把文天祥遗骨安葬后，文璧即遵照哥哥的狱中遗嘱，在文山之麓道体堂立祠，并购置祭田，供子孙祭祀用度所需。富田的族人也将他祠于文氏祠堂，后又建立了忠烈祠。元至治三年（1323），吉安郡学乡贤祠为他塑像以供奉，又在城南的忠节祠增设了他的塑像。吉安原有欧阳修、杨邦 、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四忠一节”，加上文天祥，改称“五忠一节”。
文天祥早年在乡贤祠瞻仰先贤像时，发出的“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之誓言，遂得以实现。
对于元廷，文天祥是敌国的烈士，且以铁血大节影响深广，按理是不能允许为他立祠纪念的，然而在战争中粗蛮犷悍的元人，对此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明人柯暹说：“公之祀在京都、郡庠者，创于元，敌国已祀之也。”就是说，不仅是在庐陵故里，就是在京城，在元朝已有祭祀文天祥的场所了。元代文史大家黄溍曾写《文丞相祠堂记》，也可作为旁证。不难想象，在故里与京城之间，也应有文天祥祠，像阴晦夜空的星光，若明若暗地遥相呼应。
柯暹说，文天祥“为宋而殁，宋所当祀。宋亡无祀之者，虽敌国，表劝忠节，亦所当祀”。到元朝末年，有一个叫郑玉的士子，直接上了一道《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其中说，世祖皇帝忽必烈，为褒扬亡金的忠臣赵悫，曾命翰林学士撰写他的事迹刻在庙中，“盖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节者，国家之所必崇”。他竟有些情绪激昂地说，文天祥“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济寰区”，如能蒙皇上降旨，在吉安路立庙致祭，必能使“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兴”。
为文天祥建立祠祀，如果说元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到了明代，则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北京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便是在明朝开国不久的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由北平府按察副使刘崧督建的。该祠在囚禁文天祥的土牢上修建，原在顺天府学以西，万历年间迁至府学以东，原祠改为怀忠会馆。至公元1930年，曾按历史资料修缮复原。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拨专款再行加以修复。
笔者曾拜谒过北京的文丞相祠。该祠坐北朝南，两进院，有一前殿和一享殿。举行祭祀的享殿，是一座悬山筒瓦大脊建筑，殿内，文天祥彩塑端坐正中，其仪表堂堂，表情庄肃从容，双目炯炯直视南方，凛凛然透出一身正气。享殿前有一棵古枣树，相传为千年前文天祥被囚时手植，其苍劲虬曲的枝干俯身向南，彰显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意志。前殿陈列着许多文物与资料，其中有******手书《过零丁洋》复制件。前殿与享殿之间小院的院墙上，录有明代文征明手书《正气歌》的仿刻。大门一侧醒目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中小学课程“教学活动实验基地”等金色牌匾。
明代各地修建了一大批文天祥祠，到了清代，文天祥更是入祀文庙，为他立祠之风不减。明清两代，在文天祥任职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起了文天祥祠。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一位叫习孔教的人写道：“先生之忠义，自宋迄今三百余年，其祠而尸祝之者，自京师达于中外，若柴市、真、扬、临安、江淮、岭海之间，且遍天下。先生之精神，上为日星，下为河岳，流行于宇宙，万古不息，风御云流，宜无所不至焉。”习孔教赐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修撰、纂修国史，他应能掌握各地情况，所言应是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文祠在当时已然遍及大江南北，以其独有的蕴含，蔚为一道壮阔的人文景观。
与此相应地，围绕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天祥祠，历代拜谒者写下了大量的祭文、赞、记、碑铭和诗词。这些充盈着浩然正气、至大至刚、气吞寰宇、诚感千秋等词汇的文字，以真挚崇敬的感情歌诗文天祥身上体现出来的伊（尹）吕（尚）之贤，（伯）夷（叔）齐之贞，程婴之功，屈原之洁，诸葛之忠，终军之锐，苏武之节，范滂之操，越石之壮，祖逖之志，杜甫之心和胡（铨）杨（万里）之气；以真挚崇敬的感情颂扬他将上述人格棱面集于一身，凝聚升华为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正气伟节的人格境界；以真挚崇敬的感情，表达了对他的无比景仰和深切怀念。
文天祥殉国的第四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五月初二，是他的五十诞辰忌日。这一天，邓光荐与王幼孙相约来到富田。文陞迎到村路上，引领他们沿着明山秀水，来到文山之麓的道体堂文天祥祠。
祠堂的题匾为“文山旧隐”四个字。堂内，正中供奉着文天祥画像。
邓光荐、王幼孙在铜盆里净手，而后恭恭敬敬地焚香燃烛，顶礼膜拜。
待缓缓抬起头来，邓光荐已是热泪滚滚。他站起身，上前一步，仰面端详着文天祥像，拜曰：“信国公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
“孰能使之烈烈？”王幼孙也已是泪眼婆娑，也上前一步，“无愧清气，正气，间气，英气！”
“东南英气萃于其身，其身可死，其神不死。”邓光荐忘情地接道，“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人世间？”
继而各取一盅酒，酹洒于地，俯身再拜。
拜毕，文陞在堂侧摆好笔砚。王幼孙挥毫写下一幅《过零丁洋》。
接着，邓光荐手书了一幅《正气歌》长卷。书罢，意犹未尽，又展卷吟诵了一遍。
末了长叹道：“自古不朽者有三：维德，维功，维言。今诵正气一歌，其德，其功，其言可以不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