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璧在大都有未与文天祥见面，除宋末诗人郑思肖写的《文丞相叙》，说他们曾见面外，史传均无记载，后人据此均不采郑思肖所传，或认为他们俩没有见面，或语焉不详。但笔者认为他们不可能没见面。理由之一是所谓正史虽没记载他们见面，但也没有讲他们没有见面；二是元廷既然千方百计诱逼文天祥投降，就绝对不会放过利用文璧进行劝说的机会；三是文璧也不可能不按元廷的指令办，否则此后不会给他封官授爵。所以笔者采信郑思肖所传，文天祥不但与文璧见了面，而且还与妻儿见了面。郑思肖写道：“贼俾公妻妾子女来，哀哭劝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而从贼耶？’弟璧来，亦如是辞之。”此外还记叙了一个文天祥拒收文璧所送元钞的情节。而邓光荐的《文丞相传》中也有一句“虽示以骨肉而不顾”，可为佐证。
与文璧在狱中相见，不像在广州辞别，那时可以避开话题冲突，而今见文天祥，文璧说什么不说什么不能完全自主，文璧也许不会像元廷指使的那样劝降，但却不得不说明元廷的意图，文天祥也不可能不予坚决的反驳与斥责。正因为如此，文天祥就不便赋诗写文。他要对家族宗祠负责，他不能伤害已为自己和家族作出了太多牺牲的弟弟，不能给弟弟落下的骂名加码。
文天祥的笔下有极强的诗史意识，他是打算将自己的文字传诸后世的。文璧既已降元，文天祥非但不同他决裂，还为宗祠考虑与他保持来往，保持着兄弟情意，这是极其痛苦极其矛盾极其无奈的妥协之举，是他本心极不情愿的，是被他视为污点的。
在写了《闻季万至》、《得儿女消息》之后，文天祥再无与弟与妻的诗作。
文璧到大都见到了文天祥，而且不止一次。除了元廷安排的见面外，以后的见面不会是公开的。于此，文天祥和文璧自己不说，又有谁能知道？
由于忽必烈在上都未归，便让专程来觐见元帝的文璧留在大都等待。
随着时间推移，知道文天祥被囚兵马司的人渐渐多起来。许多敬重文天祥忠肝义胆的北人，纷纷托乌马儿向他求诗求字。也有托张弘毅求诗求字的。文天祥义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坚持不吃元朝官饭，只吃张弘毅送的饭，狱吏开始不让送，不让送就绝食，由不得你不妥协。每遇人求诗求字，文天祥皆迅笔书与，从不吝笔。
转眼到了九月初七，这一天是母亲逝世两周年的忌日。父母逝世两周年是大祥之日，“诸子从丧主奉亡者之主诣庙，设于东室，再拜，奉桃主藏于夹室，阖门出，乃撤寝室灵床、灵座”。大祥又叫除灵，除灵后丧礼即告结束。
这天一早，文天祥身穿素缟麻衣，把母亲灵位供于桌几上，奉上供品，痛哭祭拜。他且哭且歌，歌以当哭，歌哭自己身陷牢狱，徒使母坟零落瘴江，“只今谁人守坟墓？零落瘴乡一堆土”；再哭与弟文璧、妹懿孙咫尺千里，却只能各自祭奠，“大儿狼狈勿复道”、“一儿一女家下祭”；再哭母亲忧国忘私，勉励自己抗元御敌，“当年嫠纬意谓何？亲曾抚我夜枕戈”；再哭忠孝不能两全，未尽孝道终生憾痛，“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最后哭慰母亲，说弟文璧会想法把母亲灵柩迎回家乡，也期望自己死后能魂归故里，“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
文天祥且歌且哭，遂成彻心彻肺的长诗《哭母大祥》。
“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十月，在入狱一周年之际，文天祥一连写了三首诗，其中写道：“去冬长至前一日，朔廷呼我弗为屈。丈夫开口即见胆，意谓生死在顷刻。”表达了自己必死的决心和坚定的斗志。
虽说文天祥坚信，当忠孝不能两全，应移孝为忠，以大节为要，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为大”虽可解读为后人不孝为大，然血脉不传仍被视为后人最大的不孝）的阴影仍时时纠缠着他。至元十八年（1281）元旦，在这个除旧迎新、合家团圆的日子，他想起父母，想起两个死去的儿子，想起自己对宗祠的责任，便提笔给嗣子文陞写了一封信。此《赐男陞子批》在通行本的《文天祥全集》中未收录，只见之明崇祯四年（1631）《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及清代个别刻本，因其真切阐述孝忠关系及自己态度的文字并不多见，故全文照录：
父兴保、枢密使、都督、信国公批付男陞子：
汝祖革斋以诗礼起门户，吾与汝生父及汝叔同产三人。前辈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与汝生父俱以科第通显，汝叔亦至簪缨。使家门无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遗体以终于牖下，人生之常也。不幸宋遭阳九，庙社沦亡，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吾二子，长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乱离，寻闻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没于惠之郡治，汝所见也。呜呼，痛哉！吾在潮阳，闻道生之祸，哭于庭，复哭于庙，即作家书报汝生父，以汝为吾嗣。兄弟之子曰犹子。吾子必汝，义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败，居北营中，汝生父书自惠阳来，曰：“陞子宜为嗣，谨奉潮阳之命。”及来广州为死别，复申斯言。传云：不孝，“无后为大”。吾虽孑于世，然吾革斋之子，汝革斋之孙，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吾委身社稷，而复不孝之责，赖有此耳。
汝性质闿爽，志气不暴，必能学问世吾家。吾为汝父，不得面日训汝诲汝。汝于“六经”，其专治《春秋》。观圣人笔削褒贬、轻重内外，而得其说，以为立身行己之本。识圣人之志，则能继吾志矣。吾网中之人，引决无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礼》：“狐死正丘首。”吾虽死万里之外，岂顷刻而忘南向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为汝歆。仁人之事亲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岁辛巳元日书于燕狱中。
文天祥在信中陈述了立文陞为嗣的情与理，要求他以学问传家，专攻《春秋》，作立身之本，以继承自己的遗志。闲来无事，文天祥把此信又抄录了几遍，由求字求文的人带到狱外，在北人间被争相传阅。
至元十八年（1281）春天，忽必烈在宴殿召见了文璧，封他为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忽必烈在上都时，广东宣慰使、右丞相帖木儿不花曾去向他奏报文璧抵京的事，还特意说了一句：“此人是文天祥弟。”忽必烈对文丞相耳熟能详，却不知文天祥是谁，便问：“哪个文天祥？”孛罗答曰：“即文丞相。”忽必烈恍悟，叹息了好一阵，点头说：“是好人也。”遂又询问文璧的情况。帖木儿不花奏曰：“是将惠州城子归附的。”忽必烈又点头，说：“此人是孝顺我的。”他是去年秋季回大都的，不知为何过了那么久才召见文璧。
觐见了元帝，封了官，在大都逗留近一年的文璧就要回江西临江路上任了。他到狱中与哥哥告别。感慨之余，文天祥交代了迎母亲灵柩归葬、自己的后事等一干事宜，文璧一一应诺。哭别时，文璧拿出四百贯元朝宝钞，要哥哥改善伙食，买些衣物用品。文天祥问这些元钞的来路，文璧不敢说这是元廷授爵所赏，只如实说是元廷赏的。文天祥双手一推，说：“此逆物也，我不受！”文璧只得收起元钞，赧然退出牢房。
文璧离开后，文天祥犹感对自己的身后事交代得不细，又写了一信。“潭庐之西坑有一地，巳印元渭阳所献月形下角。穴地浅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买以藏我。如骨不可归，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续，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为悲痛。吾弟同气取之，名正言顺，宜极力出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文山宜作一寺，我庙于其中。”信中指明自己死后归葬的山穴，请邓光荐撰写墓志铭，在文山建祠堂作为祭祀自己的场所。信中并要求文璧尽全力把大妹懿孙一家带出大都，带回家乡。
此时小弟文璋受任同知南恩路总管府事，文天祥又写一信同他诀别。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隐当若何？山中读书可矣，其它日，为管宁，为陶潜，使千载以下，以是称吾三人。”劝文璋不仕元朝，像历史上的重节名士那样隐居读书。
文天祥又把入狱后编定的诗文五卷整理好，与书信打成一个包裹。这五卷诗文为《集杜诗》二百首一卷；《指南录》四卷，其中“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常州）、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
包裹里还有一个小布袋，内有一束从他头上剪下的头发，以示永诀。
包裹托张弘毅带出牢房，交给了文璧。
对哥哥忠心不贰的文璧南归后，果奉祖事亲，竭尽孝道，不负哥哥的重托。为把母亲灵柩迎奉归葬，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但由于广东匪攘道梗，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八月才得以派了一个叫林端荣的旧属去河源办此事。不料护柩至循州时，林端荣暴病而死。次年夏又派孙礼到循州迎归。灵柩至值夏江口时，文璧和懿孙一同哭迎，启棺改殓，一路扶柩回到富川，安葬于淳化乡靖居里三采之原。除了把懿孙一家带回家乡，他又终身供养孤寡的二妹淑孙，命文陞万里迢迢去大都接回了养母欧阳夫人，终老故里。同时，他还收回了被元朝没收的田产，设法买回被没收的祖传老屋，建立家庙，祭祀历代祖先。他当然也妥为迎葬了文天祥的遗骨，完成了在文山买田建祠的任务，并将文天祥交给的诗稿及多方收集的散存遗稿整理刊行，传诸后世。
文璋也听从大哥的劝告，辞官归隐，读书终老。
文璧和懿孙南归后，元廷仍未放弃劝降的努力，而文天祥的表现更加决绝、激烈。
郑思肖描述道：“公竟如风狂（疯狂）状，言语更烈，一见鞑之酋长，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谒，公问：‘汝来何以？’曰：‘来求北地勾当。’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数日复来谒，已忘其人曾来，复问曰：‘汝来何以？’是人晓公意恶鞑贼，绐对曰：‘特来见公，徐无他焉。’公意则喜笑，垂问如旧亲识。他日，是人复来，公又忘之矣。”
对文天祥的这种表现，“叛臣留梦炎等皆骂曰‘风（疯）汉’，北人皆曰‘铁汉’”。
郑思肖又写道：“千百人曲说其降，公但曰：‘我不晓降之事。’虏酋曰：‘足跪于地则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贼曰：‘跪后受爵禄，富贵之荣，岂不可乐，何以自取忧苦？’公曰：‘既为大宋丞相，宁复效汝贼辈带牌而为犬耶？’或强以虏笠覆公顶上，则取而溺之，曰：‘此浊器也！’”
文天祥也曾在诗中用元官佩戴的虎牌毡笠贬损过唆都。他对侵灭祖国的元朝官吏已到了恶其余胥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