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十年（1274）九月，伯颜大军旌旗滚滚数百里，自襄阳开赴郢州。郢州新旧两城夹汉水而立，宋将张世杰列战舰千艘，又用铁索锁大舰数十艘阻于水上，守备坚固。伯颜只得绕过郢州，顺汉江而下，连破洋城、新城，十二月，兵抵鄂州。阿术领兵抢渡大江，大败宋军，夺战船千余。宋方从长江下游急援鄂州的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大恐，带三百条战船掉头东去。还有一个从长江上游来救鄂州的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也闻讯连夜逃回江陵。
伯颜破阳逻堡，诸将请追夏贵，伯颜笑道：不如叫他自己去向宋朝报告我们的胜利。夏贵与朱禩孙一跑，汉阳举城降元，鄂州的屏障既失，城内已无正官的守军也以城降元。
文天祥后来追忆起此事，还耿耿于怀：“江陵阃帅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令朱禩孙任宣阃，乃自鄂渚走还岳阳（继走江陵）。朱与夏（贵）通任长江之责，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荡然，虏安行入无人之境，国安得不亡？呜呼痛哉！”
其实，夏贵与朱禩孙临阵怯逃，只是鄂州失陷的直接原因。朝廷由贾似道一手把持，元军七月出兵之时，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曾写信给他，批评他在国危之时不该依然醉生梦死、歌舞游乐，并提出抗元上中下三策：一是尽抽内地兵力赴江北，七千里江防，百里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设总督，要害处倍其兵，战守并用，互相联络应援，此为上策；二是释放元使者郝经等人，许输岁币，以延缓元朝用兵时日，待战备整固，则可战可守，此为中策；如若以上两策都不得行，则是天败我也，就只剩下投降这一条路，为不策之策。汪立信的目的在上策，即要求摒弃从宋太祖赵匡胤传下来的“守内虚外”之策，调集兵力全力对外。
朝廷腐败和“守内虚外”的国策才是一败再败的罪魁祸首。
也就在这个月的初九，度宗皇帝赵禥驾崩。度宗只活到三十五岁，他是长期酒色过度一夜玩三十个嫔妾玩死的。度宗生有七子，夭折四个，三个活着的为淑妃杨氏所生赵昰，皇后全氏所生赵 ，修容俞氏所生赵昺，年龄分别为六岁、四岁和三岁。度宗一死，部分朝臣主张“立长”，立赵昰继位，贾似道则主张“立嫡”，以赵 继位。后宫拥有实权的谢太后支持贾似道，年仅四岁的赵 遂被立为皇帝，是为恭帝。谢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诏，主持朝政。赵昰被封吉王，赵昺封为信王。
汪立信的献策到了贾似道手里，他一把将书信摔到地上，大怒道：“瞎贼狂言敢尔！”汪立信一目生得较小，如此毒骂，可见恨意之深。贾似道随之命台谏将其劾罢。
本来，面对元朝咄咄逼人之势，宋廷也为备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中央成立机速房，加强某些据点的防御，调整边防大员，由于贾似道专权，朝政腐败，使得动作迟缓甚至停滞。
鄂州“为楚上流”，南宋历来“备武不懈”，鄂州沦陷，京湖防区实际已告崩溃。伯颜令阿里海牙率兵四万留守鄂州，自己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导，亲率主力顺江而下。由于沿江诸将多为吕氏部曲，宋军纷纷望风降附，元军很快便拿下了黄州（湖北黄冈）、蕲州（湖北蕲春南）、南康军（江西星子）、江州（江西九江）、安庆府、池州（安徽贵池）等州郡。
伯颜任命献城投降的知安庆府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由他做向导，直捣临安。
鄂州陷落，元军杀气冲击临安，南宋朝野震惊莫名。群臣纷纷上奏，认为非得让十五年前取得“鄂州大捷”的贾似道亲自出马不可。在君臣的强烈要求下，太皇太后谢道清乃诏令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出师御敌。此前并下《哀痛诏》，命天下各地勤王。
德祐元年（1275）正月十三，文天祥在赣州接到《哀痛诏》和给他本人的勤王专旨。
看看《哀痛诏》是怎么写的：
先帝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耋，勉御帘帷。曾日月之几何，凛渊冰之是惧。愤兹丑虏，闯我长江，乘隙抵巇，诱逆犯顺。古未有纯是夷虏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经。慨国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浅薄。天心仁爱，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变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叹之声，而莫之省忧；介胄有饥寒之色，而莫之抚慰。非不受言也，而玩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于上闻。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余年之德泽，入人也深；百千万姓之生灵，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诏，庶回危急之机。尚赖文经武纬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难；忠肝义胆之士，敌王所忾，以献其功。有国而后有家，胥保而相胥告。体上天福华之意，起诸路勤王之师，勉策勋名，不吝爵赏。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国之将倾，天音也哀。文天祥奉诏，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这当然不是因为诏书中对兵民疾苦轻描淡写甚至推脱责任的罪己之意，更不会在于所许官爵禄位，文天祥胸中的波澜，起自于“闯我长江”、“国步阽危”、“危急之机”、“不避其难”、“忠肝义胆”、“敌王所忾”、“有国而后有家”这样一些语句搅起的悲怆感慨，起自于忧国难、痛民艰、患奸佞腐败误国，也包括对自己抱着一腔救国救民之情、秉公秉直之举屡遭挫折的百般滋味。
文天祥说：“国有大灾大患，不能不出身捍御。”接到诏书，他忠愤激发，毫不犹豫地决定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京城。十三日接诏，十六****就移檄诸路，聚兵积粮。
他知道，朝廷给他的专旨称他江西提刑，就是说他回到了十一年前曾任过的官职，除了这个头衔，朝廷什么也没给，义兵与粮饷全由自己筹措。他也知道，凭自己一介书生，要募兵筹粮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于是传檄各路，希望有人撑头当勤王军首领，自己全力相助。但他的呼吁并无人响应。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他冥思苦想，上下奔走，写信传书，日夜勤力以求。
赣州城里有一位叫陈继周的老人，贡士出身，任州县官吏历二十八年，熟悉当地人事，在当地也颇有名望。文天祥起兵当日就登门问计。
陈继周详尽介绍了当地豪杰之士的情况，以及溪峒蛮民即畲族、瑶族、苗族部落武装的情况。文天祥把他及其子太学生陈逢父请为军幕，与他们昼夜策划起兵方略，调度义士钱粮。依靠他们，赣州豪杰乃至溪峒蛮民很快都发动起来，“赣州大姓，起义旅相从者，如欧阳、冠、侯等二十三家”，“洞獠江民，听命效死，至不费朝廷一钱一粒，而精甲数万，来勤于阙下”。
各路忠义之士，其中多有文天祥的亲朋好友，在得到文天祥举旗勤王的消息后，纷纷奔聚赣州。
文天祥又把他们派出去四处招募义兵。少时乡邻和棋友刘沐被派往家乡，鼓动族人说：“大丈夫，天地父母，江山子孙。”族人叹曰：“大哉言乎！知心契合，舍昆玉其谁欤？”遂有同乡数千人相与赴难。广东摧锋军统制方兴率千余人自粤北前来聚义，被派往吉州招收乡兵。文天祥同年进士何时也被派驻吉州筹措兵财。永新人张履翁回家集合族人，并与张氏、刘氏、颜氏、段氏、吴氏、龙氏、左氏、谭氏八姓豪杰血盟举义。吉州贡士肖明哲到泰和县野陂里串联各寨，社溪人胡文可、胡文静等积极响应，并倾尽家产招募义勇。胡文可写诗曰：“剑戟挥挥过赣城，勤王又会数千兵。丹心一寸坚如铁，矢石前头定不惊。”反映出民众踊跃从军的盛况和矢志爱国的一片丹心。
聚到文天祥帐下的，还有吉州敢勇军将官张云，以武功赐第的吉水人刘伯文，吉水豪侠之士邹，赣州三寨巡检尹玉，赣军将领麻士龙，陈继周次子陈矩、其兄之子陈逢春，曾出入荆湖军幕的蜀人张汴，广军将领朱华等。文天祥同乡好友刘子俊，诗友肖敬夫、肖焘夫兄弟，文胆金应、肖资，大妹夫孙，二妹夫彭震龙等，也都闻讯赴往赣州，立誓举义勤王、尽忠报国，与文天祥同生共死。
文天祥举旗一呼，很快云集各方义士上万。为表示舍身救国的意志，也为了凝聚军心，他在自己的战袍上绣下“拼命文天祥”五个字。
宋廷得到文天祥兴义勤王的消息，即任他为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抚副使兼知赣州。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副都承旨为枢密使的属官，安抚使则是一路的统帅。
文天祥迅速建起了勤王军帅府，任命了一批文官武将，并扩大募兵范围，派遣刘沐、方兴等人去邻郡及广东、湖南等地联络招募义士。上奏朝廷，把任制置两浙主管官告院的弟弟文璧调来当助手，差为勤王军主管书写机宜文字。
此时，一个叫王炎午的人来见文天祥。他对文天祥说，现在义军初具规模了，但面临着两个紧迫的难题，一是兵士军事素养不高，二是供养义军的钱粮难续。文天祥点头。这支他费尽心血仓促拉起来的新军，全都来自平民百姓，昨天他们还在田头街坊干活，不要说打仗，甚至连兵器都没摸过；至于军费，全靠在民间筹措，朝廷连一个通宝都没给，随着队伍扩大用度增加，筹措越来越困难。
王炎午有备而来，见文天祥蹙眉，便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对前一个难题，他建议“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后一个难题，他建议文天祥“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他本人也表示要变卖家产以献军资。
王炎午又名王鼎翁，自幼力学，专攻《春秋》，时为太学生，与文天祥曾有交游。听了他的建议，文天祥深以为信，并想把他留在幕府。王炎午的父亲刚去世，尚未下葬，母亲也重病在床，忠孝进退陷入两难。文天祥深为体谅，也深为惋惜，让他先回去料理家事。
文天祥完全采纳了王炎午的建议，马上派人招募有战斗经验的淮士来训练义军，同时尽以家资充作军费。这后一条文天祥也许早已想到了，把文璧调来就有把一家老小全都托付给他的打算，以后文璧知惠州，老母及一家人都随往惠州。
文天祥入仕后，从他营造文山、娶妻纳妾、交游应酬看，他的收入应当不斐。初任知赣州时他曾给友人写信说：“近奉八十七之祖母，与老母俱。阖门长幼，无虑二百指，悉从官居。糜费俸粟，是皆公朝锡类之造。”可为证明。现在他把家资全部贡献了出来，全部用作救国新军的军费，“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便不是一句空话。此举一出，不令而行，人不分贫富贵贱，纷纷解囊助军，甚至破家救国，掀起捐资热潮。这一来，不仅缓解了军费之急，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军心。
正当文天祥日夜招募人马、编训兴师之时，朝廷诏书又到，晋升他为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抚使，兼江西提刑，并催他从速提兵入卫京师。
朝廷为何急着催他率师赶赴临安？
攻下鄂州，伯颜率元军主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太皇太后谢道清在群臣强烈要求下，命贾似道督兵出师。贾似道犯难了，畏缩不前了。
贾似道不是握有开庆元年（1259）的“鄂州大捷”吗？他还能惧怕手下败将？也许君臣真的有所不知，当年的战功被贾似道大大地虚夸了，甚至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骗局。
当年忽必烈亲督围攻鄂州，贾似道奉命进入鄂州城内，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忽必烈日居五丈高台往里看，贾似道自也登高向外看。忽必烈久攻不下，采取在城墙上掘洞的战术。贾似道则在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墙，破了对手穴城而入的企图。在贾似道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渚，尤其是入川蒙军北撤后，吕文德自重庆沿江而下，进抵鄂城，使城守愈加坚固。此后，为防蒙军北上或进入江西地区，宋廷又命贾似道突围至黄州，组织起第二道防线。贾似道移司成功，提振了两淮、江西一带下游之兵的士气。
应该说，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确有可圈可点处，并不像有些史家讲的那样无能无功，一无是处，甚至连忽必烈也说过抬捧他的话，所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文天祥后来被囚元大都时，回忆起鄂州战史，说贾似道“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也对他当时的表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然而，蒙军退兵，鄂州解围，却并非是由于贾似道的战功。
胶着的战事持续到这年年底，战区发生了流行性疫疾，蒙军十之四五被感染，加上粮食匮乏，战斗力大减。正当此时，忽必烈之妻弘吉剌氏自上都遣使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这年七月，蒙哥大汗攻打合州钓鱼城时战死（一说病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同为拖雷正妻所生，同为成吉思汗之孙，都有继位的资格。得到密报，谋臣郝经认为争夺汗位事急，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忽必烈感到根基不保，决定立即退师。
恰又在此时，贾似道派宋京到元营求和，提出愿以“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作为条件。忽必烈抓住这个机会，允许与宋议和，自己即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自立为大汗。
就是说，“鄂州大捷”多半是贾似道撞了个大运，这其中还有他擅自向敌求和的嫌疑。但在上报理宗时，他却一味大肆吹嘘自己的战功，把账全都算在自己的赫赫战功上，而向蒙军求和的行为却只字不提，隐瞒不报。
殊不知那边授人以柄，这边扰乱国策，以此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