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馀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
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剸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
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馀，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鄉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
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译文”
汉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就调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梁国北面以泰山为界，西面到达高阳，得大县四十多个；调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安抚他的老百姓。
当时，又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当列侯。贾谊知道皇上一定要恢复诸侯王的爵位，上疏进谏说：“我私下担心陛下将要封淮南厉王的几个儿子为王，这是没有同臣下仔细计议过啊。淮南王反叛作乱，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宽大放逐他，他自杀而死，天下谁认为他死得不应该呢？今天重用罪人的儿子，恰好辜负了天下人对厉王的谴责！厉王的儿子稍稍长大，难道能忘了他父亲的仇恨吗？白公胜为父报仇，就是针对祖父和伯父、叔父的。白公胜发动政变，不是夺权篡位，而是发泄心中的愤恨之气，手持尖刀刺向仇人胸膛，本来要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地方虽小，黥布曾经利用它反汉，汉朝能够存在真是太幸运了。让仇人具有足以危及汉朝的资本，是失策的。虽然把厉王的四个儿子分割开来，但他们为父报仇的想法是一个。给他们很多民众，使他们积累很多财产，这样做，如果不是像伍子胥、白公那样在都城公开起兵报仇，就会有专诸、荆轲这样的暗杀行刺，造就的是所谓的把武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了翅膀啊。希望陛下稍微考虑一下！”
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伤自己作为太傅失了职，常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也死了。贾谊死时，年三十三岁。
后来的四年，齐文王死了，没有儿子。汉文帝想起贾谊的话，于是把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分别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调淮南王刘喜到城阳，把淮南分成三个小国，分别立厉王的儿子为王。以后十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景帝三年，吴、楚、赵与四个齐王联合起兵反叛，向西直逼汉京城长安，梁孝王刘武保卫长安，最后打败七国。到汉武帝时，淮南厉王的儿子做了王的也有两国谋反而被诛灭。
汉武帝即位，任贾谊的孙子二人为郡太守。其中贾嘉最好学，继承书香门第。
班固说：刘向称“贾谊谈论夏商周三代和秦朝治乱的意义，他的论述十分优美，他通晓国家典章制度，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过他。假如当时他的主张得以实行，功业教化必定显著。但他被庸臣陷害，实在让人痛心”。回过头去看看汉文帝沉静无为，身体力行来移风易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被略微施行了。等到想改定制度，因为汉是土德，就崇尚黄色，官印的数字使用“五”，等到想试着拥有属国，就施用贾谊的“五饵”“三表”来紧紧拴住单于，他的办法因此取得了效果。贾谊英年早逝，他做官虽然没到公卿，但不是没有机遇。他的著述共五十八篇，摘取其中切于时事的内容写在他的传中。
“点评”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簿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虽然贾谊只活了三十三岁，但他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卓越的才能和坎坷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典型，后世的文人一旦因官位卑微而抒发感慨，往往便在诗文中借用贾谊的典故，事实上“贾谊”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一个积淀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特定原型意象；另一方面则是贾谊在他短暂的一生里，给人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下面我们所要侧重介绍的，便是贾谊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辞赋创作。
辞赋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体裁，它界乎诗歌与散文之间，但又不同于诗和文。这种文体曾经在汉代极为盛行，即使是在汉代以后，也为历代文人所看重，成为他们抒发情感、展示才华的重要载体。而在中国辞赋发展的历史中，贾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据《汉书·艺文志》，贾谊曾写过七篇辞赋，但现存可信的只有三篇，那便是见于《史记》《汉书》的《吊屈原赋》《鸟赋》，见于《楚辞章句》的《惜誓》。
贾谊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才识修养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人，从而也就在心灵上承担着比别人更多的忧患；他们都曾为君主所信任，后因谗人的诋毁中伤而遭疏放，经历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人生的大喜大悲；他们都具有刚直不回、偏执重情的性格，对君主和国家怀着九死不悔的忠诚。修养、性格和遭际的相似，不但使贾谊对屈原抱有异乎常人的同情和崇敬，而且其作品也有类似的情调。与屈原的作品一样，贾谊的辞赋也充满对世俗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自主自立的个体意识以及对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深刻思考。作品中“麒麟”与“犬羊”“神龙”与“蝼蚁”等的对立，显示出贾谊超越流俗、卓尔不凡的人性品格；而“至人”与“愚士”“真人”与“众人”等的对立，则又表现出作者明察事理、洞彻命运的旷达洒脱。赋作中始终贯穿着超人与俗人、理想与猥琐的矛盾斗争，忧伤而不颓唐，孤独中透出高傲，其沉痛郁愤、意气慷慨，堪称屈子同调，所以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作为屈原悲剧精神的直接承继者，贾谊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一直为历代知识分子所钦叹、褒扬，但屈、贾二人对待命运的态度毕竟有所不同。屈原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虽屡遭困厄，也从未动摇，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社会抗衡，但改造环境、抗争命运的勇气至死不衰；贾谊却似乎从自己坎坷的遭遇中领悟到了道家关于人生无常的要妙，向往远离世俗与丑恶的隐居生活，幻想随王乔、赤松去做长生遁世的“真人”。与这种人生态度相联系，贾谊之作与屈作的“悲壮”不同，而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气态。然而屈原人格，是一种尽善尽美、超越现实的人格类型，具有明显的非实践性，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几乎是不可能效法的，而贾谊的情感中却充满着现世普通人的悲苦，与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因而也就更能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文人深切的理解与认同。
宋代的大思想家朱熹在《楚辞辩证下·晁录》中说：“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贾谊的三篇辞赋作品，或悼前贤以抒不平，或发理想而为自遣，文辞瑰玮激昂，格调高古深远，从而构成了贾谊文学成就的重要侧面，体现了汉代辞赋初创期的风格与实绩。
贾谊上述三篇作品在我国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们构成了辞赋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如果将“骚体”（或称“楚辞体”、“骚体赋”）这一屈原开创的文学样式视为中国文学百川中独立的一支，那么在它发展演变的不绝长流中，上承屈原、下启两汉的贾谊辞作便是其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标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从形式上看，贾谊的《吊屈原赋》等三篇赋都是纯粹的骚体，但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所以游国恩称其“把散文的形式融合在骚体里面”。沿着这条路径，不仅经由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逐渐成就了完全散体化的汉代大赋，而且汉人的骚体作品散文气息越来越浓，以致渐次形成了一种在体制上兼类“骚”与“赋”的新体制。这种新体的辞赋在魏晋南北朝非常流行。从内容上看，以说理为主的贾谊诸赋，打破了屈、宋骚体专事抒情的传统，造成汉代《太玄赋》《幽通赋》等一批类似作品的兴起，并使之在题材上呈现出纷繁多元的格局。
贾谊的骚体赋作，还开了汉有代模仿楚骚的风气。从东方朔等人的代言体作品，到汉武帝《吊李夫人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等，可谓绵绵不绝，蔚为大观。骚体赋在两汉的繁荣，当然有统治者的喜好、道家神仙思想的流行等社会原因，但贾谊以文坛巨子的身份开风气之先，树立仿“骚”的旗帜，对于这一文学风气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贾谊辞赋对“楚辞学”也具有重要意义。楚辞学是对楚辞进行研究的学问，两千多年来，楚辞学已形成了自己专门的发展历史。然而在楚辞研究领域，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一直缺乏确切可信的文献资料，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能得到解决，以致国内外不断有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所幸的是，贾谊的赋作，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信息。《吊屈原赋》中写道：“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已矣，国其莫吾知兮……何必怀此都也！”生长于北方洛阳的贾谊，通过“仄闻”得知屈原的身世及《离骚》等作品，并由于遭遇的相似和心灵的共鸣，在湘水之滨写下这篇名作，从而使屈原这个光辉的名字首次载于文献。同时通过作品，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屈原“遭世罔极”“自沉汨罗”的事迹，了解到屈原是《离骚》的作者，以及汉初流传的《离骚》即我们今天所见之《离骚》等宝贵情况。贾谊离屈原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处于汉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这些可信程度相当高的史实，对于后世的屈原研究、对于驳斥“屈原否定论”者的轻率荒谬，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贾谊对屈原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屈原的评价。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对其峻洁的品行也是崇敬的，但他又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屈原应该选择归隐或另投明主，因而责怪屈原不知权变，过于拘谨，以致造成投水自尽的悲剧。贾谊这种同情、崇敬加不理解的态度，后来几乎成为汉代人评价屈原的固定模式，司马迁来到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扬雄读《离骚》，“悲其文”，“未尝不垂涕”，却又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在《汉书》的《地理志》《艺文志》《贾谊传》等文献中言及屈原时，均表示同情和崇敬，但在《离骚序》中却主张君子“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批评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的行为。班彪、蔡邕等人亦有类似的看法。这种评价屈原的基本模式几乎贯穿了整个汉代，直到东汉王逸编《楚辞章句》才有所变化，而汉代以后，这种观点仍然被许多研究者所采用，可见他在楚辞学方面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贾谊的三篇辞赋，不仅本身在艺术、思想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楚辞学、辞赋发展史和文体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加上他脍炙人口的政论散文，也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1954年作了一首七绝《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鲁迅赞贾谊：“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第二十八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