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亦餍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腴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译文”
汉王统一天下，诸侯在定陶共同尊他为皇帝，叔孙通拟定朝廷礼仪及君臣职守称号。高帝删除了亡秦的苛刻的礼仪之法，实行的法令简单易行。群臣喝酒争功，喝醉了就胡说，拔剑击柱，皇上很担忧。叔孙通知道皇帝越来越对这事心烦，便劝说皇帝道：“那些书生不能与陛下进攻冲杀，但可以巩固国家。我愿意征集鲁国的一些书生，与我的弟子们共同草拟朝廷礼。”高帝说：“制定礼仪不难吗？”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制，三王有不同的礼仪。礼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人情风俗而制定的。所以夏朝、殷商、周朝的礼仪沿袭、删改、增加的情况就可了解了，可以说都不相重复。我希望吸取古代礼制和秦朝的仪式，参酌制定。”皇上说：“可以试着制定，务必使汉礼容易被了解，要考虑我能够实行它。”
于是叔孙通作为使者征集鲁国的儒生三十多人，其中有两位儒生不肯同行，说：“你所辅佐的已经有十位主人，你都当面奉承阿谀。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死的人还没埋葬，伤的人还没痊愈，又要制定礼乐。礼乐的兴起是由于百年积德呀。我们接受不了你所要我们做的事。你所做的事不符合古道，我们不去。你走吧，不要玷污了我们的品格。”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迂腐不达世务的书呆子，不了解时势变化。”于是和所征集的三十人向西去，和高帝身边近臣中素有学术的人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余人在野外结扎茅草定礼仪之位，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试试看。”皇上行使礼仪后说：“我可以做。”于是命令群臣练习，习礼完成正赶上十月初。
汉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在十月都来朝拜。仪礼：在天亮之前，拜见的人负责礼仪，将来朝拜的人依次带进殿门，宫廷中设置车骑和戍兵、卫官，设置各种兵器和旌旗。传呼“趋”，即急行进入。殿下台阶两旁站了几百个警卫。在西面依次站着功臣、列侯、诸将、军吏，面向东；在东面站着文官丞相以下，面向西。大行令主持上朝礼仪，设立了九站司仪，高声传呼引群臣入殿。于是皇上乘辇出房，百官执戟，传呼清道，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依次到皇帝面前奉贺。诸侯王以下的人没有不惊恐肃敬的。朝拜结束，大小官吏都伏在地上，摆设酒宴，都有严格的礼仪。殿上的侍者都伏地低着头，按着尊卑依次起身向皇帝祝寿。饮酒九遍，拜见的人说：“宴会结束。”御史检举出违反礼仪的，就将他带走。整个朝拜喝酒过程，没有敢喧哗违礼的。于是高帝说：“我现在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拜叔孙通为奉常，赐给他五百斤金。叔孙通于是向皇帝说：“这些弟子儒生跟随我很久了，和我共同制定礼仪，希望陛下能封给他们官。”高帝全部封他们为郎。叔孙通出来，把他所得的五百金都分给了儒生。儒生们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圣人，了解当今的世道。”
“点评”
与“面谀”这种现实政治行为相表里的，是叔孙通学术行为上的多变。据《孔丛子》记载：“叔孙通以法事秦。”联系到秦朝“废书坑儒”意识形态背景和叔孙通机敏圆滑的性格特点，此说应该是可信的。入汉后，叔孙通做得最为轰轰烈烈一件事就是为刘邦“治礼”。礼，据郭沫若推测：“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据考古发掘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基于祭神活动的礼仪。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的礼，具有强烈的禁忌感和极大的威慑力，这在后代的文献记载中还隐约有所反映：“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周公制礼做乐，将礼制扩展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等庞大范围，对周王朝稳定天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在固守周文传统的同时，又对其作了拓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拈出了“礼”后面的“仁”，在孔子看来，礼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仁爱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
“礼云，礼云，岂曰钟鼓哉！”我们来看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烈侯诸将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惊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这是一派多么庄严肃穆、声势煊赫的景象，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令人战栗惊恐。对这种仪式最为惊诧的要数那一帮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兄弟了，虽然刘季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无赖的农民，但今非昔比，刘邦摇身一变成了神异的赤帝子，“履至尊而制六合”。从此后他们只能像事神一样供奉、敬畏着他，宫殿里喧呼叫嚷的热闹亲密景象恐怕再不可重现了。这一切正是刘邦梦寐以求的场面，想当初他到咸阳去服徭役的时候，曾远观过秦始皇的伟采，无限艳羡地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当年无限尊贵的始皇帝早已灰飞烟灭，固若金汤的秦帝国也被陈胜、项羽、刘邦这样的乌合之众埋进了历史的深处。今夕何夕兮，当年一个市井细民如今成了与秦始皇一样尊贵的天子。“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成功的巅峰体验是由叔孙通的“礼”带给刘邦的，正因此，叔孙通得到了“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的殊荣。
后世史家司马光目光敏锐，洞穿叔孙通是“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诚然，观叔孙通的本意未必不如此，他是在看透了刘邦对手下那帮兄弟有了厌烦心理的情况下提出制礼的，这样的动机就决定了他必定要以满足刘邦的虚荣心、解除刘邦的烦恼为制礼的根本，而不会到孔老夫子的学说那儿去找“礼之本”。叔孙通明言要用古礼与秦仪混合成汉朝仪，例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很明显是秦朝制度的影子，这样做无非是突出皇帝的尊严并且还要让皇帝不觉得烦琐。制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叔孙通用来取宠的一种聪明的手段，以此为出发点而做的儒学改革很难称得上是自觉的学术创新，与其说是改革了儒家的“礼”，毋宁说他扭曲了儒学的品格。
但是如果撇开这个事件对叔孙通个体荣辱进退的意义，而把它放进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似乎就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儒家在先秦虽然是四大显学之一，但是因为生不逢时，迂阔的议论代替不了战场上的厮杀，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除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令后人感叹唏嘘外，其学术主张并没有引起当时国君的共鸣，所以儒家学派更多的时候是“不治而议论”，对现实政治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不久便土崩瓦解，法家思想也随之变得臭名昭著，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汉朝初定，意识形态建设尚未提到治国要务上来，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除了法家学派外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借助政权的力量来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发展。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叔孙通打着儒家的旗号为刘邦治礼，虽然我们尽可指责叔孙通并非纯儒，他制的“礼”不过是些秕糠，但他的“礼”却获得了刘邦的认可和赞赏，这使得儒家学派最先走入汉朝统治者的视野，有效性与合法性得到了权力意志的极大认可。从此后，叔孙通可以堂堂正正地以儒生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使得叔孙通的弟子也“悉以为郎”，保障了儒家学派的传承延续，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