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笔者说庆历新政的最大亮点，不在它要解决吏治和“三冗”“三费”问题的具体设想，以及解决得如何如何，而在它所折射出来的民本思想的光辉，充分证明其改革者已然超越前人，站在一个新的思想制高点，不仅想到要为帝王谋国以尽忠，也衷心想到为民谋福祉以尽道，将传统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活学新用，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而且值得骄傲同时又令人悲哀的是，以范仲淹和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者所达到的这个“宋代高度”，至封建社会终结（这种终结仅指政治制度层面而言），悠悠又是千年岁月，可叹再无人跨越。
36.皇帝的软肋
庆历四年（1044）初夏的一天，宋仁宗忽然看到一封紧急密奏，有台官[57]声称，他们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首犯两人，一个是枢密副使富弼，一个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其罪状是：石介与富弼相勾结，商议阴谋废黜宋仁宗，另立新主云云。其证据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亲笔信，内为谋逆内容。罪犯、罪状、罪证等一应俱全，谋逆大案铁定。仁宗皇帝又惊又疑，不由联想起最近的朝野传闻，陷入长久沉思……
半年以来，范仲淹和他的改革团队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庆历三年（1043）十月十二日，首先颁布“择官长”诏令：“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为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范仲淹等为“择官长”一条进有专章如下。
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者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尔。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二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人。既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如是行之，必举皆得人。凡权入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后方真授之。虽已精择，尚恐有不称职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称职则后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者，宜就与升擢之。若然，官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朝廷唯总其大纲而振举之可也。
宋仁宗正是根据上述奏议，颁布了第一批“择官长”名单，随后又有一系列实施诏令。半个月后，十月二十八日，再颁“明黜陟”之诏令。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峻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职，岁受官府之会，以诏王废置，三载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故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主于宽大，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比年事边，因缘多故，数披官簿，审阅朝行，思得应务之才，知亏素养之道。然非褒沮善恶，则不激砺；非甄别流品，则不愤发。特颁程式，以懋官成。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磨勘三年，赃私罪杖以下经取旨，徒以上再经取旨，其能自新无私犯而著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请厘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若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入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举数不足，毋辄关升。
过了二十天，十一月十九日，“抑侥幸”的实施诏令又颁发下来，其行文几乎脱胎于范仲淹条陈十事之“抑侥幸”条。诏曰：“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进士三人以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遇馆职阙，取曾有两府二人、两省三人同罪举充者，仍取著述看详试补。”谏臣欧阳修认为此诏于馆职要求还不严格，上疏提出自己的建议。宋仁宗觉得说得在理，就根据欧阳修“先择举主”的建言再颁诏令：“今后馆阁阙官，即据合举人数，降敕委学士院与在京龙图阁直学士以上，或舍人院与在京待制，同共保举有文字德行官员，具姓名并所著述该时务文字十卷以闻。”
十一月二十八日，颁发“限职田”实施诏；跳过年，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颁发“精贡举”实施诏；五月二十八日，再颁发“减徭役”实施诏，真是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半年多点时间，就将范仲淹条陈十事中的六条化作实施诏令，在全国推行。这里有必要把与天下民间读书人最为相关的“精贡举”诏令展示出来。
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英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敩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之贤，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比令详酌，仍诏政事府参定。皆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先策论，则辩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才。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
其令曰：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遣，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而令试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尝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为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干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
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又以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格。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义意可观。宣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宋仁宗作为皇帝，能认识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能做到“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委实不易。就算这诏令乃臣下所拟，他能认同并认可推行，也实属难得。若能这样坚持下去，把已然铺排开来的改革局面再行扩展，更坚定地支持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班子，那么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不会只是一道短促的闪电。可惜，宋仁宗再开明，再宽仁，再伟大，他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皇帝。皇帝就有皇帝的软肋，那是皇家遗传基因所决定了的。而宋仁宗的软肋一旦被击中，庆历新政就要在劫难逃了。
还在范仲淹刚刚就任参知政事的庆历三年（1043）七月，宋仁宗就收到一封长达数万言的奏折。你道作者是谁？不是别个，正是那位煮熟鸭子没得吃的夏竦。这打的是一张悲情牌，又是一个试探气球，说自己是多么的无辜，是多么的忠诚，现在又是多么的可怜，仁宗你得替我做主，还我清白，让我再为你尽犬马之劳吧。前文说过，夏竦极有文才，《宋史》本传说他“为文章，典雅藻丽”，奏折写得声情并茂，颇能动人。宋仁宗不是仁吗，还真有点被感动。不过，此时尚改革心切，正想重用范仲淹和韩琦等人解决国家难题，起用夏竦这不给自己添乱嘛，所以思忖多时，还是让学士孙抃代拟诏书，内中有言：你夏竦如果想“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弥谤言，莫若修实行。”暂时朕就不考虑你了哈。夏竦一看，此招不灵呀，怎么样才能打动皇上呢？思谋良久，忽然自己骂了一声自己“糊涂虫”，当年吕夷简是怎么治范仲淹的？不就在“朋党”二字上做文章吗？这是皇上的软肋呀傻瓜！于是，几乎就在庆历新政风起云涌之际，一股“夏式暗潮”也有铺天盖地之势。
宋仁宗不是改革心切吗？新政诸君子不是首以“明黜陟”“择官长”“抑侥幸”开刀整顿吏治吗？特别是范仲淹不是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实地考察官吏优劣善恶情形，然后由他铁笔点断，宁肯让“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从而断送了很多贪官和庸官的前程吗？这就直接触怒了既得利益集团，破坏了人家的特权链和旧有秩序，从而招致忌恨与反扑，这本是必然的反应。老练的夏竦正好借风扬沙，乘势作祟，那真该叫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大造范仲淹们“荐引朋党”的舆论。当时，尤以什么“江东三虎”和“山东四伥”为攻击焦点，借此打击范仲淹们的庆历新政。所谓“三虎”“四伥”，即指那些被派往各地巡视的按察使们。这里掉一闲笔。“江东三虎”史有误传：原指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他们受新政委任，提点江东刑狱，竞相揭露举发贪官隐罪，无所宽贷，遂被目为“江东三虎”。而南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力，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其后持此说者颇多，如清人汪诗韩《诗学纂闻》云：“逮宋而杨大年与钱、刘号江东三虎，诗宗李义山，谓之西昆体。大年复编叙十七人之诗为《西昆酬唱集》。”其实这是错误的。“江东三虎”之名是在杨亿死后二十多年的庆历年间才出现的，不是指诗风，而是指为政；不是指杨亿与钱惟演、刘筠，而是指杨亿之侄杨纮与王鼎、王绰，根本与杨亿无关。《宋史·杨纮传》载：“纮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听听，这不就是范仲淹的语义吗？
且说“朋党”之议起，宋仁宗分外留心在意。从前“朋党”之说起自朝堂，仁宗知道那是吕夷简一党所为，心中有数；如今却多起自于坊里民间，飞短流长，无边无际，仁宗可就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摸不着头脑便有些心里发慌。找谁落实一下这事呢？范仲淹正为朕所重用，虽则他是舆论中人，可绕过他也不合适是吧？那就先问问他吧。《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四年甲申……四月，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呢？讲得率真而深切：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是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就看你宋仁宗的心胸和鉴别力了，你能让士君子们道结为党，给国家和老百姓真正做点实事有什么不好呢？宋仁宗听了这话作何反应，史无记载，笔者估计宋仁宗不会太满意，那更是放心不下了。且说皇帝还正自惊疑间，忽又有一声惊雷，是与范仲淹一样身处舆论攻击的欧阳修，激于义愤，一笔挥就雄文《朋党论》，不仅当时震撼朝野，而且成为流传千古的瑰丽篇章。文章不足千字，全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