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有些帝王和贵族死后，每每要用活人殉葬，使其在阴间地府陪伴侍奉他们。这种以人为殉的葬俗，肇始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奴隶社会，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可谓源远流长。
人殉之俗发端于氏族社会末期。在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墓地中，有一批异乎寻常的成人合葬墓：墓内葬有一男二女，男子仰卧居中，两名年轻的女性屈肢侧身依附于两旁，作侍奉男子状。她们无疑是作为男主人的殉葬品而被活活埋入墓中的。这些墓葬的时代为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距今在四千年以上，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殉人墓。
在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商代，人殉的恶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自商王，下至中小贵族，死后一般都要使用活人殉葬，少者一人，多者可达数百人之众。自本世纪以来，在殷墟发掘的大量的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葬中，其殉人的现象相当普遍。殉人的数量与墓主生前的地位成正比，地位愈高，殉人愈多。在十四座商王和高级贵族的大墓中及其附属的杀殉坑和车马坑里，殉人总数约三千九百人，其中殉人最多的是商王大墓，达三百六十人之多。普通中小贵族墓的殉人数量远远少于上述大墓，多为一至数人。殷墟以外的商代贵族墓，殉人者亦比比皆是。
商代殉葬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被活埋在墓道、二层台或墓底腰坑里；有的被砍去头颅，身首异处地埋入墓内填土中；有的被斫杀在大墓附近的杀殉坑里。白骨累累，惨不忍睹！这些殉葬者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家内奴隶，也有墓主人的近臣、近亲和侍从。商王和贵族生前需要他们照料衣、食、住、行，死后也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
西周依然流行人殉，但已不如商代严重。现发现的西周殉人墓有八十余座，墓主多为诸侯王和高级贵族，共殉二百多人。殉葬者多是墓主的家内侍从，诸如宠幸的爱妾婢女，护卫的壮士，赶车的舆者，守门的杂役以及供贵族驱使的儿童等。
春秋战国时期，人殉的现象仍比较普遍。据史书记载，春秋诸侯齐桓公、秦武公、秦穆公、晋景公、宋文公、楚灵王、邾庄公等，死后都曾以人为殉。在春秋列国中，秦国的人殉尤为突出。《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后葬于雍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近年来发掘的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殉人达一百六十四人之多。如此大规模地用人殉葬，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可视为秦国丧葬文化的一个特点。《墨子·节葬下》对战国时代的人殉之风有这样的描述：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汉人刘向说：“昔齐威王卒，从死七十二人”（《七国考》卷一〇引）。除文献记载外，战国殉人墓也多有发现，如著名的曾侯乙墓就殉有二十一人，均为青少年女性，当是这位三流诸侯国君的近幸侍妾或乐舞歌女。
用活人殉葬的野蛮习俗，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开始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并逐渐走向衰落。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在为秦穆公殉葬的一百七十七人中，有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他们品行极好，颇受国人爱戴。秦国人民对他们的悲惨命运深为痛惜，赋《黄鸟》之诗三章哀悼子车三兄弟。这首悼念良人的《黄鸟》诗收录在《诗经·秦风》篇中，诗中首章写道：
交交黄鸟，（往来飞翔的黄鸟）
止于棘。（落在小枣树上）
谁从穆公？（谁为穆公殉葬呀）
子车奄息。（子车氏的奄息）
维此奄息，（这位奄息啊）
百夫之特。（真是百里挑一的贤人）
临其穴，（他走到墓穴边上）
惴惴其栗。（忍不住浑身颤抖）彼苍者天，（苍天啊）
歼我良人！（杀害了我们的贤人）
如可赎兮，（若能使他脱出死神之手）
人百其身。（我们宁愿用一百人去替代）
诗人用朴素悲愤的语言，描述了残忍的殉葬场面，表达了秦国人民对野蛮殉人的极端愤慨。
《左传》宣公十五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晋国的卿大夫魏武子有一爱妾，美而无子。武子得病后，对他的儿子魏颗说：“我死了以后，将爱妾改嫁出去。”病危之际又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嘱其子必以爱妾为殉。魏武子死后，魏颗认为父亲的临终遗嘱是胡言乱语，没有遵从父命，而是将这位爱妾改嫁了别人。类似的例子见于《礼记·檀弓下》：陈乾昔临终时，让兄弟和儿子为他做一具宽大的棺材，以便将两位爱妾殉葬其中。他死了以后其子并未照此办理，还用谴责的口吻说：“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使父亲爱妾同棺共葬的美梦化为泡影。
一些有识之士还用“死者之无知”的道理，极力劝阻贵族当权者不要用活人殉葬。《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昭王之母宣太后在掌权期间，纳魏丑夫为面首，供其淫乐，宠幸无比。太后临终前发话：“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丑夫得知后极为恐慌，托庸芮为其在太后面前说情。庸芮对宣太后说：像您这样神灵的人，明知人死之后万事无知，为什么还要让您宠爱的魏子白白送死呢！如果死者有知的话，早逝的先王对您生前的暧昧行为已积怒日久，您赔罪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机会和魏子在阴间地府行鱼水之欢呢？听了这一番巧言相劝，太后颇觉在理，遂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给魏丑夫留了一条生路。
上述事例说明，当时人们已将殉人的恶习视为残暴、非礼和无知之举，并采取了谴责、抵制或劝阻的态度。迫于社会舆论，有的国家还明令禁止用人殉葬，如秦献公在即位的当年（前384）就明确宣布，“止从死”（《史记·秦本纪》），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人殉制度。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法令实施得并不彻底，人殉的现象禁而未绝，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普遍反对殉葬的时代潮流。
人殉之风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落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俑的出现。由于社会各阶层的群起反对和国家法令的禁止，贵族们已不便肆无忌惮地用大批活人殉葬，遂别出心裁地用陶土或木头做成人形俑，以代替活人殉葬。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陶俑出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座齐墓中，与俑共存的还有殉人。陶俑的形象有男有女，姿态各异：或伸臂起舞，或张口说唱，或披甲执锐，或骑马戏耍，当是模仿墓主生前的伎乐和武士。这种陶俑和殉人同墓并存的现象，说明以俑代替生人殉葬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反映了人殉之俗的根深蒂固。湖南长沙一带的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的木俑，有手执戈、剑的武士俑，击鼓弹瑟的奏乐俑，手持勺、铲的炊事俑，平手持物的侍奉俑等。这些偶人象征的就是过去用于殉葬的活人，通过它们的形象，可以了解到古代殉葬者的具体身份。
殉葬的习俗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衰落，到秦代却回光返照，秦始皇死后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葬始皇于骊山，始皇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为防止泄露陵内的秘密，二世还下令将营造地宫的全部工匠活埋于地宫之内。为始皇殉葬的嫔妃宫女和惨死的工匠究竟有多少人？西汉学者刘向在谏汉成帝厚葬的上疏中说：“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汉书·刘向传》）。刘向距秦末仅一百多年，博识多闻，其说应有所据。如果真像刘向所说的那样，始皇陵内的殉葬者当在万人以上！如此规模的殉葬，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秦代以后，大规模的殉葬已不复存在，但人殉的现象并未绝迹。西汉宣帝时，赵缪王刘元胁迫供其寻欢作乐的奴婢十六人自杀殉葬，被朝廷以“暴虐无道”的罪名废除了封国。（《汉书·赵敬肃王传》）河南洛阳曾发现一座东汉末年的殉人墓，活埋十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陈武战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三国志·吴书·陈武传》）。东晋史学家干宝之父有一侍婢，颇受宠幸，宝母大为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晋书·干宝传》），活埋殉葬。明代以前，汉族地区的人殉虽时有发生，但毕竟已是个别现象了。
到了明初，以人为殉的死灰再度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到宣宗朱瞻基，明初四位皇帝的山陵毫无例外地都用妃嫔殉葬，少者十余人，多则数十人。《朝鲜实录》记载了明成祖朱棣死后宫人殉葬的情景：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飨之于庭，飨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自雉。据上文可知，从死的宫人是被缢杀后葬入山陵的。“哭声震殿阁”一语，道出了其场面的悲惨。天顺八年（1464），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前做了一件好事，“遗诏罢宫嫔殉葬”（《明会要》卷一七）。至此，明初以来皇帝升天后妃嫔从死的惨剧，才宣告收场。
清朝初期，皇室中也每每以人为殉。据《满洲实录》记载，中宫皇后死，“太祖深为悼惜，将四婢殉之”。一六二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驾崩，皇后“遂服礼服，尽以珠宝饰之”，自尽后与另外两个皇妃同时为太祖殉葬。一六六〇年，顺治皇帝的爱妃董鄂妃死，三十名太监和宫中女官被“赐死”后为之殉葬。清初人殉并不仅限于皇室，在八旗贵族中也较为流行，《清稗类钞·丧祭类》在记述八旗丧葬习俗时说：“其旧俗多以仆妾殉葬。”大约在顺治以后，由于朝廷下令禁止，以人为殉的现象逐渐消失。
除中原王朝外，人殉之俗在古代少数民族地区也非常盛行。战国、秦汉时期的匈奴，其首领单于死，“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史记·匈奴列传》）。汉、晋时期的夫余，“死者以生人殉葬”（《晋书·四夷列传》）。唐代的东女国，“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旧唐书·西南蛮传》）。宋代的女真族，“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大金国志》卷三九）。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记载了唐代吐蕃殉葬的具体场面：
其君与臣自为友，号曰“其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又有亲信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
吐蕃是古代藏族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死后，其臣僚和亲信往往以身殉葬，而且带有自愿从死的特点。上述事例说明，人殉的现象在我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综观古代历史，人殉就像一个难以驱除的幽灵时隐时现，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游荡了数千年之久。那么，这种残酷而又根深蒂固的陋俗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认为，人殉的习俗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在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下，古人相信人死之后还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继续生活，只是挪动了一下地方而已。古代的帝王和达官贵人，生前妻妾成群，奴仆如云，衣、食、住、行无不有人侍奉，享尽荣华富贵。他们幻想在阴间地府还像生前一样过奢侈淫逸的生活，就将妻妾、奴仆、宠臣、亲信等带进坟墓，继续供其驱使。同时，古代的人殉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文明程度。愈是野蛮落后的社会，人殉的现象亦愈为严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人殉之俗也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国古代，与人殉有关的还有夫死妻从的所谓“殉节”。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女子为丈夫保持贞节，“生是夫家人，死做夫家鬼”。一些受封建礼教毒害甚深的女子，在丈夫死后每每以身殉之，用牺牲生命的极端方式表明对丈夫忠贞不贰的心志。自东汉以后，妇女殉节的现象就常常见诸史籍，历代正史、野史和方志中的《列女传》，对烈女、节妇们为夫慷慨捐躯的“壮举”颇多记述，大肆渲染。明清时代，殉节之风极为盛行，据《清稗类钞·贞烈类》记载，有这样几位清代烈女殉节的典型事例：
李氏，康熙朝人，归安孙龙行之妻。龙行素有呕血之疾，婚后病情日笃，眼看不久人世。李氏归宁与母亲诀别：“孙郎病恐难治，儿将以身殉之矣。”龙行病危时，问李氏日后作何打算，李明确表示：“君若不讳，则惟随君地下耳。”龙行死后，李氏粒米勺饮不进，其母强灌以粥，李咬碎粥碗，绝食数日而死，时年十八岁。
袁素文，钱塘人，幼年许配如皋高氏之子。高家因其子患有恶疾，愿解除婚约，素文不允，曰；“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遂嫁入高家。其夫系不肖之徒，脾性暴戾，对素文动辄拳脚相加，甚至以火炮烙之；且赌博成性，债台高筑，曾打算将素文卖掉以偿赌债。即使这样，素文亦不改初衷，低眉顺眼地侍奉其夫。后其夫病狂暴卒，她整日号哭不止，血泪交迸而死，当了恶鬼的殉葬品。
单氏，渑池人，永宁郝小车之妻。小车五短身材，英年谢顶，手挛足跛，目眇口吃，系远近闻名的“丑夫”。单氏姿色秀美，嫁与丑夫后常受邻里妇辈女流的嘲笑，单正色告之：“夫，天也。天可憎乎？且吾命也，勿复再言！”后乡邑大饥，其夫身亡，单氏静坐破窑之中，饿数日而死。
周氏，上元人，江都陈国财之妻。国财死后，周氏决意以身殉夫，自杀竟达四次：先是吞金五钱，不死；又食大黄若干，亦不死；无奈以手自勒脖颈，因秀手无力而未达目的；最后绝食二十余日，气衰而死，终遂其愿。
不难看出，古代妇女的殉节具有自愿从死的特点。殉节和殉人虽有一定的差别，但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联系，殉节属于变相的人殉，是人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另一表现形式。被封建礼学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殉节，不知夺去了多少无辜女子的性命；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以身殉夫的“烈女”们，至死也不明白她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封建礼教无谓的牺牲品，只是在封建礼教的“英烈谱”上留下了几滴淡淡的墨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