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兰州大学本来就在大西北，占着天时地利，不需要再折腾。当初选择的原子能系教学区远离市区，紧靠飞机场，绝对安全，也隐蔽，属于三不管的“城中村”，后来把那条路叫定西路。该系实行封闭式管理和教学，不要说外人，就是本校同学星期天去看望个老乡，门卫也要严加盘查详细登记，还只能去宿舍一叙，至于实验室等场所，别想涉足。核反应堆等重要实验室建在地下，就是进去的人，也只能沿着白线指引的方向行走。实验报告现场收缴，一张纸片也别想带出来。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重量级人物都来这里指导过工作。教材也不像后来那样成册成套，多是讲义，有的甚至是一章一节的单页，用完收回。因此在兰大校园里流行着“中文系学生书最多，现物系学生书最少”的说法。现物系的学生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对家人对亲戚朋友也不讲上什么课做什么实验。总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那个院落是个神秘而神圣的所在。
市内中山路39号本是一家中等旅馆，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被一家保密单位接管，改成接待站，一般旅客无缘住宿。每到7、8月份，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背着行李卷提着小箱子来这里报到，小住几日，然后再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一拨接一拨，成百上千，养鸡养狗的，种瓜种豆的，学什么的都有，还都是大学生。有好事者打听，这是个什么单位啊？问谁谁不知道。而他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通讯地址不管在甘肃的什么地方甚至青海、新疆、内蒙古的某个地方，统统写作“兰州市39号信箱×××分箱”，而且汽车牌号也挂兰州市的。直到多少年后，人们才略知一二，他们中的大多数分布在青海的金银滩、甘肃内蒙古交界的地窝铺，还有现在人人皆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际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那里仅有的几户牧民早在1958年就迁移出来了。至于那些学动植物专业的，人们才知道，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做太空育种的准备了。
兰大现代物理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进了39号信箱。有一放射化学专业的李同学，其母二十出头守寡，孤儿寡母几十年，可谓含辛茹苦。小学中学离家近，一日三餐都由母亲做好了亲眼看着儿子吃饱吃好，才能放心。儿子考上大学了，儿子是母亲的命根根难舍难弃，就随儿来到兰州，在学校后面靠机场的围墙下搭一窝棚，住下来照顾儿子。校规没有明确规定，但系规很严，要求吃住都在学校。但李同学每天晚饭后必定回家，与母亲团聚一会儿，然后回学校上晚自习。星期天则全天陪着母亲。五年后李同学毕业了，进了39号信箱。临走重托几位低年级的老乡校友，星期天去看望看望老母亲，帮不识字的老母亲念念信，写个回信，他会经常来信；有病了带医院看看，他会每月寄钱来。开始的时候老太太挺高兴，儿子在保密的信箱单位里工作，又在兰州市，能看到儿子这么出息，一辈子也就值了。儿子来信当然是报喜不报忧，老太也相信。过了些日子，老太感觉不对劲了，就在兰州市，你一星期不回来一趟，一个月总该来一趟吧？这都半年过去了，儿啊，你那个“×××分箱”倒是在哪儿呀？老太愁眉苦脸，吃睡不宁，见几个小老乡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这问那，说哪怕儿子在天边边她也要跟上去。几个小老乡也说不清李同学在哪里，就宽慰老太说，老人家你放心，这次写信咱问清楚，叫来信说详细点。回信倒也及时，仍然没说在哪里干什么工作，但比以往多写了些具体细节，说单位东北人多（实指集体转业的志愿军），主食管吃饱，副食很少，一日三餐都有土豆，土豆丝，土豆块，变着法儿炒着吃，煮着吃。一年之后转正，李同学回来探亲并要把老母亲接走。与几个老乡团聚时说，就那封家信也算泄密事件，给他个小处分，扣发当月的保密费。几个老乡才知道，他们的家信也要检查的。
把家属接走的又怎么样？有一徐姓同学上高中时父母就给完了婚，妻子是个只读了几年小学的农村妇女。单位对徐同学很照顾，一年后也接走家属。又一年，妻子回娘家哭诉说，她们家属被安排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办农场，住干打垒地窝子，天寒地冻，风沙能把白杨树折断，不想去了。问那你男人呢？就不管？回答说，男人从来不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她只知道那个工厂距农场九十公里，一个月用大卡车送回来一趟。
这就是一代学了尖端科学技术的大学生的工作与生活。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山雪岭，戈壁大漠，与风沙为伴，与严寒为伍；他们干着单调的重复的而且不能为外人道的工作；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只有看个电影唱唱革命歌曲，引颈而望的是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他们是奉献的一代，是后代人引以为豪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为共和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升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载人航天飞船……而今，他们渐渐地老去，相继进入迟暮之年，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无调侃地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但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当载着男女航天员的神九神十相继升空并安全返回地面的时候，凡去现场的国家领导人都要去戈壁滩上红柳丛里的公墓一趟，为从“596”工程开始长眠于此的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深鞠三躬，代表人民，代表祖国。
有学者撰文这样评价：“江隆基之于兰大，犹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梅贻琦之于清华。”“从私塾到新式学堂，从国内到国外，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交织，使他接受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他比较、选择和吸收各种文明的精华，铸造了一颗完美的心灵。”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切中肯綮的。兰大七年，是江隆基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创造了兰大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兰大现象”；也是他的教育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
关于江隆基的教育思想，已有众多的专门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专著诞生，本书是文学作品，仅就他写于1962年春天的《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作一简要介绍，以见其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把握和超越历史局限的远见卓识。这篇文章的诞生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即1962年1月召开的****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后在省委党校干部轮训班传达学习，江隆基参加了。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的启发，他结合在贯彻执行“高教60条”中对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梳理出几条在小组会上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大家认为所谈正是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建议整理成文。原稿以《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规律性》为题，正式发表时改为《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此文一时间在全国各高校广为传阅，反响强烈，竟被称之为“江8条”。半个世纪后站在历史高度重新审读，仍不难发现它的可贵之处，尤其是对1957年后教育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他独到的见解和正面的回应。譬如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明确写道：“政治是统帅，教学为中心”。“政治为统帅，是指加强党的领导、监督，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要压倒一切。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应根据学校的性质和专业的需要在学校计划中规定一定的比例，过多或过少都是不对的。”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他认为“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往往是零碎的，在多数情况下，它和系统的教学工作是无法结合的”。“那种把生产劳动当作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手段，因而认为生产劳动越多越好，甚至主张把全日制高等学校改为半工半读的学校的想法和做法是现阶段不容许的。那种把生产劳动当作生财致富的手段，企图通过生产劳动去实现学校经费或粮食自给的想法和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也是不现实和不适当的。”他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的特点是依靠一定的教师，借助一定的教材，按照规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用‘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来硬套教学过程是不对的，用‘实践—理论—理论’或‘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来解释教学过程更是错误的”。他认为对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来说，应该是“理解、接受、巩固，消化、融会贯通、实际应用”。关于“双百”方针，他认为“‘百家争鸣’的说法只能适用于哲学领域。在纯学术问题上，应该有多少家算多少家，不得硬套阶级观点，不得乱贴标签”。关于教学环境，他认为“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奋斗的学术活动，是一种复杂细致的思维活动，它需要安静的环境、稳定的秩序、清醒的头脑和持续不懈的旺盛情绪”。“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就其性质和特点来说，是不适宜于采取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的。”此外，关于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党与非党、老教师与青年教师等问题，在该文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那次传达学习会上，江隆基感受到党内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回归，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重要讲话，******也就1958年的“******”作了自我批评，在这种优良作风的感召下，他在写完《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规律性》一文后，对自己的“心灵”也作了一次实事求是的重塑，接着写出了长达万余言的《申辩书》，就离开北大时北大党委对他长达两个多月的批判并做出书面鉴定、指出他的五条“****错误”做了深入的思辨并提出申诉，他写道：“我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对于同志们对我不适当的指责，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和反复的申辩，但当时同志们对我的话是听不进去的。最后，我急于取得工作的机会，做了一定不够实事求是的让步，除在反****问题上保留了两点意见外，对意见书上的其他指责表示同意。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三年半，实践已经替当时的是非之争做了结论，我本来不想旧事重提，但在这次参加的甘肃省委的干部轮训班期间，冷静地回忆了这一时期的工作经历，觉得把当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的某些是非问题澄清一下，对我们总结过去一段的工作经验不会是没有益处的。”文中所说“反右”问题上保留的两个意见，一是对学校矛盾的分析他认为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二是后来被广泛传诵的一句话：“是实事求是地有多少算多少呢，还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向上级报功呢？任何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同志都应该采取前一种态度，而不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
这份《申辩书》写好后考虑再三，他按组织程序报给“甘肃省委转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并北京大学党委”，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与回音。
江隆基是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是在北大，有了那张永载史册的照片；第三届是在兰大，有了陈毅副总理和他的一次祝酒并简短的交谈。继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在广州召开了为时两个月的全国科学会议，兰州大学刘有成教授参加了此次大会。会上******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都作了重要讲话。回来传达时才知道，陈毅副总理除主管外交还兼管文化教育。1964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一天晚宴，陈毅副总理端着酒杯由工作人员领到江隆基桌前，经介绍认识，陈老总爽朗地说：“你就是隆基同志啊，你在北大的工作很不错嘛。你看，我们把你调走了……来来，干一杯！”对这种形式的会见和这样的问候江隆基毫无思想准备，有点慌乱，急忙端起桌前的酒杯干杯，让座，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请陈老总放心，我一定把兰州大学办好”，接着顺理成章地汇报起兰大的工作。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功夫江隆基修炼得很到位，如数家珍，长短自如，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兰大的概况后说了三个数字：“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从50%左右已经上升到86.2%了，这个比例在全国高校是比较高的。”陈老总听得高兴，插话说：“不是比较高，而是很高的啦。”江接着说，北京正在举办的全国新产品展览会上，兰大有三十九项成果参加展出；学校还向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申报了九项重大科研成果。接着还想说点什么，陈老总挥手打断，连说：“好啊好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才，你给咱们多多地培养吧。国家强大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也就硬喽。”说完握手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