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成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女儿赵纪造成的家庭创伤还没慰平，大女儿赵绛又出事了。她1958年考进科学院办的兰州科技大学——当年办大学也放“卫星”，好多县都办起了各种名目的大学，但这种异想天开“跃进”出来的大学注定短命，一年后纷纷停办了。省上决定科技大学所招学生全部转到兰大物理系或者现代物理系。赵绛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好就选择了物理系，但一批又一批转过去了，就是没有她。开始不给家里说，自己跑，跑了那头跑这头，问来问去，跑了几个月，终因父亲是极右分子而被淘汰出局。女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告诉了妈妈，再由妈妈转告爸爸。爸爸肝肠寸断，无泪呻吟，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再怎么也不能让这个女儿失学。失学意味着失业。这一回，他得厚着脸皮见一次江校长。但怎么见又是个问题，总不能直扑办公室或者敲家门吧，那太造次太唐突。思来想去，托熟人先打个招呼，能不能见鄙人一面，就谈女儿上学的事，不涉其他。
从十里店出发，倒换两路公共汽车，12点下班前，赵俪生来到4号楼门口，东张西望地等着。老远看见江隆基拿个笔记本走来，他迎上去叫“江校长，我是赵俪生……”江隆基把笔记本换在左手，伸出右手握住他，开口叫他“赵先生”。这称呼恍如隔世，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了，乍一听很不习惯，便连忙说：“戴罪之人，不配叫先生。”江隆基说：“该怎么叫就怎么叫嘛。对不起赵先生，学校没有照顾好你的家属，小女儿遭遇不幸，听说大女儿又遇到了什么麻烦。走走，去家谈。”
上了二楼，进家坐定之后，赵俪生简明扼要地说了赵绛的情况，江在笔记本上记着名字，还问是哪个“绛”。来不及找笔，赵就用手指写在茶几上，江记好后合上笔记本。接下来，他就要说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话了。不料江用手势打断，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就饿出的病，吃饱就没事了。又问回来干什么。回答安排他打扫厕所。又问你愿意留那边还是愿意回兰大。他说本来就是兰大的人，当然愿意回兰大。
谈完这些琐碎，江隆基便切入正题：“赵先生是搞学问的人，你研究历史应该知道，有些事，就像这几年的许多事情，在当代是说不清的，只能留给后世去评说，现在没有争论是非曲直的必要。你在原单位关系处得不好，与校长搞得很僵，在兰大我希望你能规范自己的言行，正身律己，和领导和同事搞好团结。历史系分出去了，但咱们还要恢复，综合性大学不能没有文科，文科不能没有历史。老师愿回来的欢迎，不愿来也不勉强，咱们再找。这些事情都要人去做。我想给赵先生一个任务，给咱们拟订一套教学文件，包括招生计划、教学大纲、开什么课需要什么教师，还有必需的图书资料等等。这方面你是内行，不知赵先生怎么样？”
这就是赵俪生第一次面对的江隆基！第一次聆听他对重大问题的看法，第一次听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第一次接受安排工作。言语不多，但寓意深刻，他大喜过望，表态没问题。看江校长很累，还没吃午饭，不便打扰，便起身告辞。
回到十里店，夫人问他结果，因为江隆基没有给出肯定否定的答案，他尽往好处说。夫人还是放心不下，彻夜失眠。万没想到，第二天赵绛就接到物理系的通知，要她去报到。当时不要说家庭电话，连公用电话也没有，她急忙坐车到家告诉父母这一喜讯，之后又回身到兰大办了手续。悬起的心落到实处，全家人喜出望外，赵俪生开始了恢复历史系的准备工作。
赵俪生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时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但身板挺直，声音洪亮，确是鹤发童颜。此时的赵俪生已培养出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如****，又进了赵的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成为当今史学界的新秀。
赵住江隆基住过的4号楼，客厅没有任何现代装饰，水泥地板，家具是从老家搬来的，傻大粗笨，磨损得没了颜色也没了棱角。几架线装书是落实政策后发还的，丢失很多。谈到当****劳改一节，老先生风趣地调侃说：“张贤亮老弟的小说我看过几本，就那个情况。”他并没多谈自己，更多是谈“****”和江隆基。
他说，江隆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校之长，能够解救自己于危难，抢救小女的生命，扭转大女的人生前途，每当他想起江校长握着自己的手说“学校没有照顾好你的家属，小女儿遭遇不幸，听说大女儿又遇到了什么麻烦”的时候，“我自认还算个会写文章的人，写了一辈子，但当听到江校长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寥寥数语的时候，我的感情是什么，我的思想是什么，我确确实实不会描写了……”
他说，1978年4月得知为江校长平反昭雪的大会即将召开，我们一家人精心制作了一个花圈，绸带下款写着赵某、高某“率长女赵绛”敬挽。为什么这么写？因为江校长改变了长女的命运，走上了物理学的治学之路，“无非还是报恩思想，表达对这位执行公正政策的领导人的感激之情罢了”。
又到高校招生时。
高考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是人生的竞技场，充满着拼搏——时下不但拼分数，还要拼钱拼权势；再早是“拼爹”，有口诀为证：“一等爸爸不说话（自有人关照），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跑断腿，四等爸爸没办法”；刚恢复高考那阵儿单纯拼分数，因此偏远山区的农家子弟也有可能上清华北大；再早是拼“推荐”，只要被“推荐”，管你初中高中都能上大学；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拼“出身”：那时候中学生毕业鉴定都要有个结论，分三种：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不予录取。凡“不予录取”者都是有政治问题或刑事问题的，而中学生犯这两条戒律者少之又少，主要看家庭出身。只要你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表现再好、考分再高也难录取。陈时伟的女儿陈绪明和朱子清的儿子朱启秀就是典型，考第一名也没用。
江隆基记着这两个孩子。
本来，一年一度的招生是一所大学的常规工作，只要主管副校长或教务长召开一次会议即可，但这一次江隆基亲自参加，通知到会的人也多。
会议由教务长陆润林主持，他宣布了各系各专业的招生名额和各省市的分布，以及对外派招生人员的安排意见。话音一落，会场就活跃起来了，都在争外派的名额，都抱怨过去给他们太少，说有的同志工作七八年都出不了一趟差，而且都在争京津沪和南方省份的名额。江隆基十分理解这种心情，身处内陆城市，土生土长的想出去开开眼界，外地来的想借机回家看看，就放任他们去争论。陆润林敲着桌子说：“别争啦别争啦，听江校长的。”江隆基说他稍后再讲，点名张开基讲讲去年在北京招生的情况。
会场立即安静下来。张开基紧张得干咳了两声，然后说：“去年北京九十个名额，报咱们兰大的人不多，成绩差不多的都录取了，有三个成绩很好，但家庭历史都有点问题，一个的父亲被镇压了，一个的父亲去了台湾，一个的父亲刚刚划成****。我打电话请示咱们领导，领导说坚决不要。我和家长联系过，问他们为啥不报北京的大学。前两个的母亲说报北京担心不录取，报你们大西北的兰大，可能会放得宽一些。后面那个的父亲说他还有点名气，刚划成****，担心孩子受不了，离家远一些孩子少受些影响。但北京招办不退，说要退得经过全国招生委员会主任周培源批，这样我就到北大找到周培源，汇报了三个学生的情况和领导的决定，没想到周培源也不批，说这么好的成绩你们为什么不取。没有报北大，报北大我们就取。父母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子女上学是子女的权利，要分开。回去，回去就说我不批，我叫录取的。然后他给我指了个地方，叫我去看看江校长……”他望了江校长一眼，再没往下说。
“那回来呢？”江问。
答：“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说就凭你取了这三个学生，就可以把你补划成****。”
“划了没有？”又问。
“没划成。我叫派人找周培源调查去。”
“大家讨论讨论，看今年怎么能招得更顺利些？”江隆基把会议扭转到正题上，接着从赵俪生的女儿赵绛转学开始，讲到陈时伟的女儿陈绪明和朱子清的儿子朱启秀，说去年“******”，办了一些冒牌大学，赵绛有幸考上了，但陈绪明和朱启秀成绩那么高，还是没人录取。今年呢？今年如果还是高分，我们兰大取不取？大家发表意见。
会场沉默了。点火抽烟的，低头拧脖子的，手托下巴望着校长的，各种神态都有，就是没人发言。
“我再问一句，像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兰大的子弟还有没有？”
没人回答，又是沉默。陆润林想了想说：“可能还有。中文系匡扶教授的女儿也该考大学了。”
立即有人反对：“匡扶都到师大去了，还管那么多！”
有人附和：“就是，要我们把****分子的子女都包下来，那还要不要讲阶级路线？”
又有人附和：“对对，我们兰大工农兵子弟比例太低，应该大大地提高。”
会议陷入僵持状态。陆润林请江校长讲，江说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最后讲。
聂大江和崔乃夫交头接耳说了点什么。
“我谈点看法，”崔乃夫说，“工农兵子弟的比例，这几年咱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已经接近百分之五十了，据我所知，在全国高校中，除人民大学外，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问题在于咱们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不是解放初办的工农速成班，要达到高考分数线。我个人的看法，父母的问题是父母的，不能因为父母有问题就连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也剥夺了。陈时伟夫妇和朱子清都是有名的化学家，都是经过千辛万苦从国外回来的，人家为什么回来，不就是为了建设祖国嘛，不就是把祖国当成家嘛。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讲团结，只讲改造，结果弄得孩子连学都上不了，甚至逼得跳黄河，我们这些人坐视不救，说得过去吗？”
有人打断他的发言反问：“没有啊，哪有跳黄河的？”
“怎么没有？陈绪明是我接的派出所的电话，是我派人接回来的。”保卫处长张凤巢当过聂荣臻元帅的警卫员，也是个谁都敢顶撞的角色。
陆润林说：“让崔部长把话讲完。”
“好，我再讲几句。”他说，“古今中外，教育的价值都是普世的，就是说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分民族种族也不分国别。要那样区分，人家欧美的发达国家接收中国的留学生干什么。科学无国界，教育也无国界。其实这种教育思想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无类，他的得意门生子路、颜回等等，在座的谁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就拿北京的那三个学生说，不管出于什么考虑，人家选择了我们大西北的兰州大学，说明我们兰大在全国是有地位有影响的，我们应当感到光荣才对。试想，我们如果能给北京培养三十个、三百个这样高分的学生，将来他们再回到北京去，在国家的各个部门工作，那将是多么大的影响力？”
他讲不下去了，被接二连三的风凉话打断：“宣传部长嘛，嘴皮子能行！”“那阶级路线呢？”“人家北京来的嘛，还要回北京去嘛，多几个得意门生当然好啦。”……
江隆基意识到，一点小事都有这么大的阻力，何况更大的举措？
他和陆润林交换了一下意见。陆说：“会议该结束了。现在请江校长作总结。”
江隆基清了清嗓子说：“大家的看法有分歧，我就不总结了。我只讲一点，理论上的认识要靠学习来提高，希望大家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我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这是大学，大学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工业革命以来，最优秀的科技成果和文化成果基本上出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从重点大学的角度出发，不要跟风、瞎起哄。我只提一点要求，各单位回去调查一下，凡子女高考成绩够而因父母的问题没有录取的，都报上来。凡咱们学校职工的子女报考兰大的，只要成绩合格，不管父母是****或者其他什么问题，都考虑录取。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政治问题，我来承担责任。散会。”
这次会议的效果是，朱子清的儿子朱启秀当年考进兰大化学系，二十年后子承父业成了兰大的教授；两年后陈时伟的女儿陈绪明考入物理系，“****”开始后神秘失踪。
聂大江和童若兰每隔一段时间，要向江隆基汇报一次基层调查的情况。
这次汇报生物系。童若兰说教学秩序还很混乱，教师凭良心上课，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只制订出一部分，是全校完成最少的。聂大江说关键是系主任甩手不干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江隆基说：“我不是明确说过，生物系的系主任还是郑国锠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