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还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至清的河。比如尼罗河，它的含沙量是每立方米1公斤，这个数字与奔流在青藏高原上的黄河干流的含沙量相一仿，你去青藏高原看黄河水，那水是清盈的。你甚至会惊讶这是黄河吗？是的，是黄河，黄河为什么非黄不可呢？再比如美国的科罗拉多河，每立方米的含沙量为10公斤，已列人世界多沙河流的行列之中，凭美国当今独步世界的现代科技，使科罗拉多河不再含沙彻底变清，至少在眼下尚属空谈。不过，黄河的含沙量也确实太大了——每立方米37.7公斤——这个数字无论对黄河本身或者黄河流域的人片土地、家园而言——无疑都是灾难性的。
无论黄河怎样浑怎样浊怎样决溢怎样泛滥，只要一见滔滔巨浪以及沉浮其间的羊皮筏子，每一个中国人又怎能不追思以往、心潮激荡呢？
我两次在黄土高原踏访时，从沟壑间跋涉到黄河边，看着几棵瘦小的枣树被连根卷入洪峰之中，满目形销骨立的黄土高坡，一条泥沙俱下的浑沌大河，见过家徒四壁痛哭失声的陕北老乡，也见过习惯于“吃皇粮，喝黄汤，穿黄装”的救济生活的等待和麻木，失去家园以后的人格的矮化、尊严的扫地。黄河，我也一样曾经抱怨过你，你的几乎是愤怒的排空浊浪撞向峡谷时的粉身碎骨，已经是在回答我了：
你看清楚灾难之源了吗？
对于黄河，对于这一条曾经孕育、流出，壮大并延续了几十万年华夏文明的大河，我们有过多少悉心的爱护及体贴？我们几曾把它当作大地完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与之相望相闻相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想到，一切都会疲倦，流水也有不再浪漫之时？而这样一条大河的负重、兴衰，跟我们的家园乃至整个民族，又是怎样休戚相关的呢？
人有今日之人和昨日之人。
我有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
河有今日之河和昨日之河。
今日之人与昨日之人都是人，但不是一样的人。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都是我，但不是一样的我。
今日之河与昨日之河都是河，但不是一样的河。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是最迷人的也是最惘然的。我们通常说的“上下五千年”，或者“三皇五帝到如今”，实在是太短暂了，那没有文字的历史又实在是太辽阔了。人的视野就那么一点，翻捡旧书又常常会发出孔夫子一样的感慨，“文献不足征也”。常常为无字记载而遗憾。但也有庆幸，因为那样巨大的历史的沉默和空白绝对是真的。所谓盛世修史，文字往往太密集，可信度便随之减少。我们当然要歌颂文字的创造，但从文字中脱出来，遥想真个苍茫的天地玄黄间的大河奔流，你也许什么都看不见，你也许什么都看见了。
考古发掘的实证告诉我们：早在八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便在黄河流域开始采集，狩猎的生活了。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我们的先人一定有点胆怯，甚至不知所措，在他们离开森林的营地之后目光是惘然的，那是真正举步维艰的岁月，那时的黄河中上游被树木和草地覆盖着，有各种野生的果实，狩猎的收获也不薄，但真正吸引着我们的祖先并且有所依傍开始筚路蓝缕艰苦卓绝过程的，却是黄河。因为干渴的驱使，因为水的呼唤，他们走到一起了。
黄河流域已经发现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二千多处原始村落，便是发掘出来的不是文字的实证。这实证要可靠得多，因为它是历史本身的断片。它和文献不一样，文献是记录者的叙述而历史本身并不出现。当然以今天“文明”的眼光去看，这原始村落是既无大厦也无殿堂的，不过是几个土丘，残存的也就是泥盆瓦罐、石片刀斧、箭头鱼钩、一堆堆破烂、一片片废墟。不过假如你想到这是鸿濛初开之际，这一切的发现和发明实际上已经进入文明的初创，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区域已经格局底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因黄河的走向而大体明确时，你能不从心里发出感叹吗？我们永远只是生活在历史中，现代人的狂妄大抵也只是因为无知而已。
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时，是我们自己把更加久远的文明失落了，或者说丢弃了。
李零先生说得好：
比如近代有“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之名几乎家喻户晓，好像很了不起。但真正的“地理大发现”、更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是什么？恐怕还是旧石器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当时的人，绝无令名传世，但他们已到达地球各处，不但各大洲的崇山峻岭、荒漠绝原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就连高寒极地、大洋深处也都有人居住。我们今天的生存方式，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大格局都是很早就已奠定。我们的文明史，离开这种背景是看不清的（顺便说一句，我们从小就学“社会发展史”，其实这门课早已落伍，很多“常识”都最没常识）。
善哉斯言！
正是八十万年前，先民在“地理大发现”中发现了黄河，发现了长江，并且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定居于黄河流域，从事原始的也即是最早的农业生产，播下了农耕文明的种子。所谓历史总是离不开年代及地理环境的，农耕文明的年代却又为什么独独发源于黄一河、长江流域呢？这两条河以及流域的地理环境又是怎样影响甚至制约历史进程，并由此孕育、发展了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呢？
梁启超在1922年于清华园内曾作《地理及年代》的演讲，在论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和文化心理的关系时，他说：
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因。
中国的地理、历史当然离不开黄河，梁启超以十八条理由论述黄河流域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实录前七条如下：
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以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岗峦崎岖起伏，无湾琦琦离旋折，气候四时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平和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舍神秘性与希伯莱、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之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组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惟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蛮或未开化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雅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磨相砺相资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新石器时代中期，散布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炎帝族、黄帝族、蚩尤族渐渐强大，他们迁徙不定游牧为生，但始终不离开黄河沿岸。率先进入农耕并开创农耕文明的是炎帝族。史书有神农时代之谓，但炎帝与神农是否同一个人或同一氏族，自战国以降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不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因着农耕文明的创立初世而被后人相连在一起的，经过层累叠加，炎帝神农或神农炎帝便流传至今了。《逸周书.尝麦篇》说，中国太古时有两大对峙部族，西为赤帝即炎帝，东为蚩尤，赤帝为蚩尤所一逼，便联合黄帝攻杀蚩尤，并定居在黄河流域的陕、甘、晋地区。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炎帝神农教民食五谷、耒耜耕薅等等，在后来的典籍中有所记载：
《周易.系辞下》：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盍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盍取其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管子.轻重戊》：
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食谷而天下化之。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庄子.胠箧》：
昔者客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中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庄子.盗跖》：
神农之世，卧者居居，起者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君书.画策》：
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织而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亡。
《吕氏春秋.爱类》：
神农之教日，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也；女有当年不织者，则天下受其寒。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