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给母亲请安，她手里捧着水烟壶，正半闭着眼睛在那里吸水烟。她穿着一套当时最流行的顺德县产的黑漆绸衣衫，有几份粮富婆——即我们通常说的贵妇人气派。其实，她这套衣服也不是新添置的，是土改时地主婆张奶奶那里没收来的“胜利果实”。
见我进来，母亲连头也不抬，依然坐在那同样也是土改时分来的花梨木坐椅上，只顾低头嘟噜嘟噜吸它的水烟。把烧完了的烟灰吐到也是土改时分来的大铜痰盂上，那模样好象在朝我吐口水。
儿是娘的心头肉。不能不说母亲不爱我。但她那威严冷峻的脸孔，见了总是令我感到有好几分寒心。反右时某大学有个很有学问的教授骂共产党一副“寡妇脸孔”，我觉得应该拿来形容我母亲最恰当。都说严父慈母，我父亲死得早，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每当母亲要拧我耳朵的时候，总是父亲急忙把我拖开。为了不让母亲打我，抱着我逃跑，他背脊上没少挨母亲的鞋梆子。老实说，我害怕她威严冷峻的脸孔，比害怕一起去搞合作化时满脸胡茬的何组长，戴着黑眼镜的报社总编辑，比人事室那位年轻寡妇还厉害。在母子关系上僵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家庭生活一大悲剧。当然，责任绝不在母亲身上。“子不嫌母丑”。我就没有遵守这句先哲的古训。但是，我也有办法制服母亲。这办法就是告诉她我准备去死，或者准备去疯人院，她一听就慌了。急忙降低要求或改变主意。无论如何没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中导条约谈判这样艰难。其实办法虽非常幼稚，一点不高明，但很有效果。可见母亲到底是母亲，家事到底是家事，绝对没有社会上，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弱肉强食的野蛮行为。
“母亲，你老人家身体好吧。我昨夜回家时间较晚。没敢打扰你老人家。”就那么几句平淡得要死的“台词”，我不知绞了多少脑汁，真比编一篇小小说还艰难。
“难为你提到了我的身体。不是罗亭，我这骨头早埋在麻风女坟后的西山了。”母亲又低下头去吸她的水烟。
“我听说了，我当时还有点不信，一个补锅阉鸡的人，怎么会治骨折病呢！后来果然给他治好了，我心理十分感激他。”
“感激理所当然。你能说这样的话我打心里高兴。养儿育女，旧社会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今天有共产党，有公社大队，养儿育女也不指望他给饭吃，也不指望他买斤肉孝敬，就是要他几句好言语。我就害怕你把老婆送去感激罗亭。”她把水烟壶放在茶几上，一脸愠意，这严厉的语言听得我全身战栗，老实说，我情愿挨母亲的鞋梆子，也不愿意她这样挖苦我。
“你总以为他是阉鸡补锅的，其实，人家是留洋的大学生，是从‘老大哥’那边回来的〃见过大蛇疴屎，吃过洋面包，念过洋书。若不倒霉打成****，兴许人家是大学问家。比你要见识得多！”
“是呀，是呀，罗亭比我有学问。开头难怪，因为他跑到我们家来蹲在地上补锅。后来才知道他是留苏学生。后来我当然改变了印象，佩服他的学问呀！”我这个时候才在老人家面前说话流利一点。
母亲又拿起搁置在身旁茶几上的水烟壶，唿了两下纸捻，又吹熄了。抬起阴阳眼问我：“昨晚睡得好吗？小俩口吵架了吗？”
“累了，睡得挺好的。你知道云云，说话细声细气，连吵架也不会。”
我以为这句话是投母亲所好，谁知母亲霍地站起来，好象在责备云云，其实锋芒指向我：“她有一副观音身，但那一副菩萨心肠要不得。男人思想不端正，动了邪念，手脚不那么干净，行为不那么检点，怎么也对他一副菩萨心肠？这样不对，不是对男人好。这样会怂恿男人干坏事！”
连珠炮一串串，象拖着火光的曳光弹，我刚恢复平静的心此刻又紧张了。
“她也批评我，说男人把女人－娶回家来，就这点不理想，那点不满意。女人又不是金枝玉叶。她说我把女人比作一只尿桶，想尿尿时到处找，提到身边来；尿完了就嫌臭，赶快拿得远远的。倒是她对我的至亲老娘，尽了一百个一千个孝道，而我却没报答你的养育之恩，没有尽到责任。”
当然尿桶那段话是我随口编出来的。大鸣大放时我就因为把党对知识分子比作尿桶，差点打成****。其实云云根本没说我把女人当作尿桶。这是我为了迎合母亲的心情随口编出来的。用强烈的“对比法”使母亲觉得云云是个贤慧的媳妇。
“她真的这样对你说啦？”母亲抬起头来，这才正经看我一眼。
“真的，真的这样说。”我加强了说话的语气。
“这个女人心太软了，难怪受男人欺负。”母亲长长地为云云的软弱善良叹息一声。“她受的气有谁受得了？她男人想把她象牲口一样让给别人，他哪里把女人当尿桶啊！当一只尿桶也不赖呀！作用大得很呢！淋菜，浇杂粮，用得着它；耕田作地种谷子，少不了它。他哪里是把女人当尿桶，分明是当作一头活牲口。打你鞋梆子，是念在夫妻一场恩爱。要重重打，拦面打，打得你满地滚，跪在床头叫讨饶。她为什么把我事先吩咐的话全忘了？装出一张笑脸给你亲个嘴。一宗冤案便就烟消云散。唉，这个女人！”她又无可奈何叹息一声。“提我干什么？反不提她自己那一肚子委屈，倒劝男人要对母亲尽孝道。离题万里啦！根本没尽责任教训自己的男人。”
我说：“犯了错误，我完全接受母亲的惩罚！”
“惩罚？惩罚要花气力，花心血，到头来母子情更疏远，我才不干这蠢事。”你听，她说得多漫不经心？好象她一个早晨都不是在训诫我，而是在教堂里为我的幸福祈祷。
“看了小花没有？”她这才转话题了。
“我因为要向你请安，把看小花的事放在后一步。”
她这才点点头，表示我这有先有后的做法是对的，至少懂得做人的规矩。其实，我昨晚就见了小花和罗亭。这话纯属编出来讨她老人的喜欢。
“呆会儿去看小花。治小花的主意是我出的。为了救小花一命，我和罗亭都说好了，他不怕进班房，我不怕被人烧院子。土改还没进入复查，那些老封建就把小花的亲娘活埋了。我们几个老姐妹，把小花送到潮汕，瞒住全村人说小花得了伤寒死了。其实，有人也不相信小花真死了，但她离家乡几百里路，大家也装聋作哑不计较。”母亲这一席话又使我对她产生由衷的崇敬。为了救小花一命，她准备被人放火烧院子。她与小花一家并无半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小花治好了，我不知会给母亲带来什么好处，对她会有什么奖励，我看什么都没有！住房院落，在农村主妇们的心眼里占据多重要的位置，为了救小花，她准备存人放把火把屋子烧成灰烬。足见，人道主义的光辉已成为她心灵中一根牢不可拔的支柱。这种崇高境界，庸夫俗子根本无法理解。训子严厉几乎达到极限，而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却准备倾家荡产，这种奇特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说：“你到底是文化人，要笔杆子吃饭的。知道你回来了，想放火烧院子的人，想收拾罗亭一条命的人，想处置小花的人，他们都得反复计议，掂量掂量怎样发手？烧院子他要不要赔偿？死了人他要不要偿命。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孔夫子沿下来几千年都有规矩。更何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阿洋，你说呢？”
我问：“村里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小花回来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想，有人知道了。”母亲说。
“知道不知道治小花的罗亭是****？”我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