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适值“五四”运动退潮时期，追求人性解放及其觉醒后的苦闷、孤独、感伤与迷惘，仍然是小说园地吟唱的主旋律。正当“人生派”作家如冰心、叶圣陶等面对苦难的现实人生进行忠实的描摹时，青年作家郁达夫却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一举开创了中国现代“自传式”小说（包括浪漫主义抒情小说）文学的先河。作者以忧郁哀婉的笔调、典型的抒情方式以及鲜明独特的现代色彩，使自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把自身的思想情感与信息传达给世界，而作者的创作风格也便在这不经意的传达之中款款地溢显出来。多年来，文艺界对郁达夫前期小说的评价，一直偏重于从社会历史评判的角度出发，而忽略了文学作品艺术的本体意义，所以往往有失偏颇。笔者有意于从文学作品本体出发，从揭示原因入手，探讨其前期小说的个性化特征及其成因。
一、以“自我”为中心塑造形象
郁达夫认为：“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总结出来的个性化的创作思想，也是对古今中外诸多文艺流派的一种理性筛选。既然作家已经这样认为，说明郁达夫已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因此，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也会反映到他的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上去。翻阅郁达夫的前期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物上，郁达夫始终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去塑造形象。故而他的“自叙传”小说直接取材于作者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写自己的遭遇和见闻，也就是说，它们几乎都是在塑造同一形象，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自己。如作者在《沉沦》、《茫茫夜》、《茑萝行》等作品中，用第一人称写“我”，写本人的痛苦经历、悲惨遭遇和见闻；或者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身份（如在《采石矶》、《过去》、《迷羊》等作品中）写“他”、于质夫、黄仲则、文朴等，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人物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有着作家自身的影子，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零余者”，他们的人格与心灵都与作者息息相通。如若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读，我们便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有着一定的连贯性，小说所展示的基本上是作者的一条生活轨迹。通过“我”或者“他”的展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孱弱，以及这个“伟大”国民的痛苦与不幸，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和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一种寻求理解、同情与共鸣的心情跃然于纸上。
郁达夫关于“自叙传”的创作思想在当时曾引起很多非议，作者为此也作了不少辩解：“我在那里所说的意思，是在说作家要重视经验”，因为“没有经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除非是真有大天才的作家，才能做得成功”（《郁达夫代表作·自序》）。郁达夫所谓的“重视经验”，主要是指作家自己的与个人生活直接有关的身心经验，他认为除了个人的履历经验，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了”（《郁达夫代表作·自序》）。由此可见，郁达夫强调个体自我的生命体验，这也是从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出发的。
从叙述手法上看，郁达夫这一时期的“自叙传”小说大都采取了人物限制视角的叙述模式（即作者有意让小说中的人物充当叙述者），因此，读作者的前期作品，我们很容易会不自觉地将创作主体与作品主人公等同起来。郁达夫还认为：“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如若以这样的话语去看待郁达夫的作品，岂止是他的小说，就连那些清丽隽永的散文、游记，甚至于意韵深长的旧体诗，又何尝不是围绕着他自己的生活所做的记录呢？既然是注重于展现自己，只须将自己所经历过的、感受最深的生活，真实地写出来，因而也就无须再到自身之外去苦心构思故事情节。因此，在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采用过什么重大的题材，也看不到惊险传奇的情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巧妙周致的构思。作者所写的大抵都是一些日常极其普通的生活（即身边的一点琐事或个人无意中的细小经历），“通过富有浪漫气息的抒情或分身、梦幻之类特殊手法，虚构幻化出一番不免令人唏嘘感伤的情景，以表现一种特定的有时颇为微妙的心境，显示作家的才情、气质、性格、品行”（76）。作者还特别喜欢大段地勾勒存在于他身边的一些景致，如岛国的山水、洋场的奇观、苏州的烟雨、江南的冬景、西湖的月夜、北国的风光……这些与内心世界融为一体的景物描写，同样也是为了渲染或者衬托主人公某种感情的涌动：如思乡、孤冷、忧郁、哀伤、悲痛、彷徨、追求、幻灭等等。
应该注意的是：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并不能等同于郁达夫自身，其形象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本人，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其思想与经历表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郁达夫尽情表现自我的文艺思想在“五四”时期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表现自我”本来就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自叙传”又是被经常采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便历史发展到了现在，郁达夫的这种文学主张仍然有其合理的成分。纵观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家、大家，他们也正是通过叙写“自我”的命运，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情感的律动构成了小说的节奏和结构郁达夫曾明确提出：“小说的表现，重在情感”（《小说论》）；叙述的目的只是为“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受着这作品的氛围气”（《我承认是“失败”了》）。这种美学思想不仅显示出作家的刚正不阿与坦白直率的个性气质，也决定着他的艺术视野与表现手法，而且他还说：“莎士比亚的所有伟大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把我们常人的感情——爱、憎、喜怒、猜忌、妒嫉、友情、贪婪——描写得淋漓尽致；有些作品之所以显得空洞，没有艺术的感染力，就是因为缺少情感缺少情调。”（《戏剧论》）所以，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常以抒情为艺术中轴，是用情感的波澜来织锦成文的。在小说中，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不是情节的客观展示，而是伴随着主人公强烈情绪的倾诉；读者感受的，不是有着详细情节的故事，而是抒情主体强烈的情绪。因而我们感觉到郁达夫小说结构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跳跃性大，变化自如。
譬如小说《青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作品的结构主要靠主人公的心理反应与情感的活动，作品的时空变换相当自由，时序可以颠倒，也可以越出地域界限，展开自由联想。小说一开始，作者先描写主人公“我”在一个夏夜闲坐在窗前时，脑中所涌起的种种“愁思”。这股忧郁的情绪如同大海的波涛一般，在胸中汹涌奔突，无所限制。
一会儿是“我”的感慨：
抬起头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这感慨由眼前的日历引起，倒也有点现实依据。一会儿又是“我”的自由联想：
啊啊，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我从小若学做木匠，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无聊的时候，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我的寂寥，一定能够减轻。我从小若学做裁缝，不消说现在定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无聊的时候，把我自家剪裁，自家缝纫的纤丽的衫裙，打开来一看，我的郁闷，也定能消杀下去……
这联想由“我”20年间一事无成的身世而来，时序一下倒退了许多年。后来又从“我”的自身感慨与联想过渡到西洋资本家淫乐生活的外景，然后，这内情与外景交融在一起，幻化出一种蒙、清远的幽深意境。因而又想象到一位回归故里的落魄之人，见到故家破落，已经卖给了他人，自己的妻子也为他家做了女佣，主人公悲愤至极，便去投江自尽了。小说情调委婉而悲戚，读后让人感到有无穷的情味。
再如《怀乡病者》也是这样，这篇小说几乎没有情节，也很少描写人物的行动，始终被一种消沉、忧郁、颓唐、感伤的情绪所笼罩，作品集中表现了主人公在黄昏时刻的一种情绪——那一腔身处异国的“怀乡”之情。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展示着于质夫情感流动的轨迹，郁达夫所描写的四个散乱而又跳跃的事件，只是由于于质夫的情感流动，才连缀到了一起……
在郁达夫前期小说中，作者以情遣笔的写法，使事件和情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淡化，情绪取代了情节，支撑着小说的节奏和结构，这一表达方式给了作家莫大的自由。而创作这样的小说也并非一般人所能为之，它既无完整的事件可依，又无首尾连贯的轨迹可循，不过，不管表现的内容如何变化无常，各段之间如何任意跳跃，小说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对郁达夫小说结构的评价，我们似乎可以用“形散神不散”一语来概括，然而这一表达方式会给作者增加莫大的困难，这似乎更需要作家具有深厚的功力，郁达夫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表现（66～69）。
三、浪漫的“自我暴露”式的主观抒情倾向郁达夫曾说：“浪漫主义在表现上的特质，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就是‘求异常的新的表现’。古典主义，以形式的整齐匀称为表现的极致，浪漫主义，则均衡匀称等等全不顾及，只以自己内部的要求为重（即以“表现感情”为重——笔者注），环境及传统，可使用者则使用之，否则就是完全破坏，也在所不惜。”（《文学概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源远流长，从屈原的《楚辞》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在诗词领域把浪漫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在小说界，浪漫的萌芽总是“荣而又枯，枯而又荣”，终究未能形成气候。从南朝的《世说新语》到唐传奇，再到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这些作品虽然都包含有抒情的成分，但仍然不能算是深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是郁达夫把浪漫主义带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并在创作中形成了不同于往常的独特风格。作者以大胆的描写、惊人的取材，通过塑造自我、主观抒情、情绪倾诉、直抒胸臆等手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展示了人们的苦痛，并且在审美情感的浓度与纯度上，达到了令人无法企及的地步。
郑伯奇在论及郁达夫创作时曾说：“我们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绝对排斥主观，要求纯粹客观，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毋宁要求主观的深刻，主观的彻底：这是合理而可能的要求……《寒灰集》的作者，自始就是一个主观的作家，而最近的态度，更能彻底他的主观，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希望他更能把他的主观更能彻底到人生苦的底面，或是把他的主观发展人生社会的全野，那时中国的文坛必能有更伟大不朽的作品出现。”（323）郁达夫非常强调创作中主观自我的表现，他认为：“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完全是一种文艺鉴赏者的主观的价值。”（《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这种主观的自我表现的精神与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作者的用意是借此来反映社会和人生，抒发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从而也暴露出一代青年的苦闷。由于郁达夫这位浪漫主义作家创作上的大胆、袒露，因而他前期“自叙传”小说中的主观抒情倾向，常常带有赤裸裸的“自我暴露”的成分。作者认为：“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的一阶级的生活。”所以在郁达夫看来，作品表现了个人的东西，就是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他坚信自己的这种主观意志与判断，只要牢牢抓住作家的真实阅历与体验，并且认真深入地挖掘下去，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也就一定能揭示出某些阶级的印痕、社会的缩影、政治的折光以及人类的本质来。
郁达夫在展示现代人感伤的心灵历程时，不仅仅寄寓于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而是描写了从沉睡中惊醒的现代人，面对现实的丑恶与个性的受抑而感觉到的痛苦，纤弱的性格使得主人公只感到自我蜕变的苦楚，却无力去改变现实的精神重负。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作者甚至以露骨的坦率和越轨的笔致，将人物推向极其荒唐的细节之中，来表露其微妙的心理变化；或者说，正是通过精雕细刻的笔致，真实地展示了现实世界的风云给人物的情感世界带来的阴影和惊起的波澜。而在这强烈的审美情感世界里，处处浸润着的是一种浓浓的、挥不去抹不开的感伤氛围。另一方面，性本能的冲动作为西方近代文学原动力之一，被郁达夫用作有力的艺术工具，他把对现实的不满，借助于个人情欲与理智的冲突来表达，个人心灵与肉体的矛盾化作人生苦闷最基本的形式，以一种令世人都“为之瞠目”的绝决姿态，反抗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与摧残，从而完成其深厚的现代悲剧意识的展示。
值得提说的是，郁达夫前期小说中赤裸裸地“自我暴露”的主观抒情倾向，是为了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说明作者已把“人性”从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文学现象从虚假中解放出来，这完全可以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印证。作者曾在《文艺与道德》一文中很坦率地说道，文学中关于“肉体上的描写，以及犯罪、性事描写等，要指其为不道德之先，我们须看作者的主义如何而定。有些事实，平常每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事实俨然存在在那里”。所以，“有眼光的批评家则对于作家的根本主义之所在，自然能一目洞穿了的”。譬如后来的朱德发就是郁达夫所说的有眼光的批评家，他说：“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主人公的爱国情感或复仇愤怒虽然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喊出来，但他并不显得空泛理念化。这是因为他的思国复仇之念同他的情欲追求的抑郁而炽烈的情思交织在一起，性的苦闷由于渗透着弱国子民的爱国之情，使之免于低级庸俗，爱国之感由于交融着个性追求的情怀，使之免于空洞的呼喊。”（571）据此，郁达夫对于情欲的大胆描写，可以说是对几千年中国儒家以“发乎情又止于礼仪”的传统思想的一个直率反叛，这与张扬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四、大段的内心独白与直抒胸臆的反复咏叹由于郁达夫创作个性的直率、真诚，故而在早期小说中，作者特别注重自我形象的气质与情感，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描写风格和语言特色。作者喜欢把客观现实的生活碎片，漂浮在奔泻不羁的主观情感的洪流之中，引导小说艺术趋向于散文化或诗化的境界，结构上力求简单，描写真率，因而“内心独白与直抒胸臆”便是他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即作者往往在“情不可抑”时，便离开具体的描写，长篇大段地抒发感情，或者是对社会生活现象去直接地加以评论。尽管在一些心理细节的处理上，缺乏重大社会意义，其格调也不甚高，但读者所感兴趣的，是一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夹杂着苦闷、包含着忧郁的那儿童般率真的情愫。
譬如小说《沉沦》中，作者紧紧地把握住主人公感情的奔流，以其情感的喷射与回荡，作为小说进展的内在动力。从写孤独的“他”在田园中的感怀咏叹开始，进而写“他”作为弱国学子在校园中的羞愤；插入一段求学小史后，再写“他”蛰伏之中的爱的空虚和性的苦闷；接着写进一步孤寂后的忧郁和逃遁、自怨与自忏、偶入酒楼时在窘迫之中的潦倒和挣扎；最后是主人公赴海自尽前的自我伤悼。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层层推进，到了末段的独白，可以说情节达到了顶峰：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于是“他”在月光下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长的影子，就觉得心痛起来”。接下来又是一大段独白：“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作品的主观色彩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长篇的直抒胸臆的自白表现出来的。浓烈的情感喷射，赋予作品一种内在的诗歌般的节奏美和韵律美，真可谓一唱三叹、扣人心弦，使得读者不得不为这个弱国子民的悲剧而伤悼、动情。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郁达夫的这种“人物独白”和直抒胸臆的反复咏叹，其实并不是小说中主人公心理上的感觉，它既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的心理描写，也迥然有别于与郁达夫同时代的西方小说家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所首倡的意识流。这种直抒胸臆的心理自白，实际上只是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它有力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声音。
五、主观的“自叙传”小说抒情性文体的生成过程作家的艺术个性总是要受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制约。联系郁达夫早期的留日经历和归国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难看出，作家采取这种叙述方式固然与他的个性气质和心理定势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与他自身的生活阅历相关，因为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大都是以自己的生活际遇为蓝本的，作品中所叙写的客观生活，往往是其个人生命体验的外在显现。因此，郁达夫也如同鲁迅、茅盾等作家一样，小说创作的目的不是为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对某一典型的社会环境投下了一束光环，在照亮社会某一隅的同时，又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特征。“这一事实说明了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怎样使某一特定的文学形式得以兴起……”（327）因而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自传体”主观抒情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环境的结果。
“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激发了郁达夫炽烈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反抗心理，此时在作者的灵魂深处，爱与憎、热与冷、抗争与自我，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固执地并存着，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沉沦》到《薄奠》，郁达夫为新旧嬗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剧变历程留下了虽然片面然而却是逼真的记录，使中国文学在突入人的精神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而在认识论意义上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正是这种艺术手法上的开拓，给郁达夫带来了独特的风格。他那清新哀婉的文笔、那孤愤歌哭的痛切情感、那直露酣畅的浪漫抒情倾向，与当时文坛上鲁迅的创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郁氏作品“自传体”主观抒情色彩的体现和运用，得益于西方如法国、德国等早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是西方浪漫主义者观照现实的出发点，而对自我的肯定张扬就成为浪漫主义时代的一种普遍信念。因受这一影响，故而郁达夫非常强调创作中主观自我的表现。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抒情倾向，还受益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因为作者曾经说过：“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事之前》）屠格涅夫的沉着细腻、善于在人物孤独内省的时候刻画出心灵中蒙的喜悦、深刻的悔恨和无以弥补的惆怅等写作特点，直接成就了郁达夫的《茑萝行》。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在无情中写出有情、有情中写出无情，愤怒中写出怜爱、怜爱中写出悔恨，极尽了抒发内心复杂而曲折的伤感情绪之能事，流泻着一种令人心酸的情韵美。这一特色在他的《空虚》、《秋柳》、《清冷的午后》、《烟影》、《纸币的跳跃》等小说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欧风美雨”的沐浴，对于郁达夫创作是纵切面的、历时性的影响，那么，来自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耳濡目染便显得更为直接了。日本近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及其深远的影响，其特点为：刻意追求细腻的心理描写、浓郁的抒情笔调、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细致传达人物感情以及赤裸裸的大胆的人性忏悔等，这些都成为后来“私小说”效法的榜样。在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尤其是《沉沦》中，亦可窥见它的身影：写身边琐末细事、大胆暴露丑恶以及忧郁感伤的情调等，与其是何等的相似！可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和日本“私小说”派（又名“自我小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创作思想和个人境遇方面，他们都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日本的“私小说”派，由日本原先的自然主义文学演变而来，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派别，这正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和写作《沉沦》的时间。“私小说”取材于作者的身边生活，作者本人成为小说的一部分，葛西善藏便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那时，许多的日本文学家封闭在自我的社会里，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膨胀，社会黑暗，专制主义的高压，更把日本文人驱上自我反省的道路。他们竭力想从这种压迫、不安和危机中解脱出来。这种愿望就是“私小说”产生的心理和社会背景。葛西善藏一生穷苦，再加上身体多病，所以他就以自己停滞的私生活作为唯一的素材，把整个身心寄托在上面，严格地加以观察并进行创作。而葛西善藏又是郁达夫所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对郁达夫的影响较大。不过“私小说”这种文体一经郁达夫的心灵过滤，便成为作者自己的东西了，后来还突破了题材的限制，使它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较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因而，郁达夫前期“自叙传”小说抒情文体后来又表现为：
1.在单一的抒情主人公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作为抒情对象的第三人称的主要人物。如《春风沉醉的晚上》，除出现抒情主人公“我”一个贫穷的文学青年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性格较为鲜明的女工陈二妹的形象；《薄奠》中除了出现“我”——一个受着黑暗社会压榨的深感谋生艰难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因受着社会残酷剥削的过着艰难生活的人力车夫。但贯穿全篇的仍然是第一人称“我”，着重表现的是“我”对生活的感受。
2.以心理情绪结构和情节结构替代了早期小说中单一的心理情绪结构。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作者着重写“我”与陈二妹的四次交往：相识、谈心、疑惧、释疑，构成了作品的开端、发展、转折和高潮。而在谈两个人的关系时，从人物“内在的心理”着墨，紧紧抓住了“情绪”两个字，着重从“我”的角度去写“我”的情欲净化、伤感、同情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使人物始终飘浮在感叹、呻吟、反省和联想之中。这样就把情节结构和心理情绪结构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3.在创作上糅进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技巧。如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跟1922年前纯属浪漫抒情的《沉沦》等作品相比较，又有了重要的发展。它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并兼有浪漫主义的作品，既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重视在典型的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描写较具体，故事的真实感很强，但又有一定的抒情色彩。作者在写陈二妹、人力车夫时，是素笔淡墨，以勾勒描述为主，而在写“我”时，却又改换成了浓墨重彩的笔调。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它启示人们：劳苦人民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在整个黑暗社会改变之后才有可能。
综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他对“自传体”抒情小说的开拓性贡献。就文体本身的艺术技巧而言，郁达夫无疑率先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崭新格局：“自传体”式的叙事风格、情绪化的结构方式、感伤柔弱的人物形象、趋势热烈的内心情感以及清新一格的语言特色等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感伤主义文学的最基本的描写方式和最典型的文体特征。虽然郁达夫不是抒情小说的开创者，但在小说领域，最早以激愤沉郁的鲜明个性、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发方式来表现“五四”时代伟大精神的，他却是仅有的一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独特个性，也正是其作品能震撼当世、传之久远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