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除了用小说、散文、诗词等来叙述心中的苦闷，表现对国家对社会的不满外，还用了相当多的力量去从事杂文的写作。粗略统计，郁达夫一生发表过的杂文有400余篇，并且这一文学样式已经成为他宣传革命、打击敌人的有力的武器。郁达夫杂文的内容可以说人生、政治、习俗、文化等无所不涉，但大多却与国事、民情、国民革命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等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即郁达夫在新加坡的那段时间），作者几乎是倾全力于这一类文章的写作，他那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突现出了战士的本色。在那明白晓畅的文句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那昂扬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觉醒与牺牲精神所鼓舞，为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艺报国的节操所振奋……统观郁达夫杂文，可以说这是作者在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极富有思想性的部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要求平等反对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情绪以及他那爱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我们应该知道，郁达夫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生活环境中去写这些文章的。这段时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巩固和扩大它的占领地，建立伪政权，威逼利诱蒋介石同他和谈并使其妥协；中国共产党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中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在国际上，德、意、日形成伐共轴心，积极准备在中东会师；新加坡的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是普遍高涨的，但侨领宗派之间很不团结；而国民党的“海外部”又在挑拨离间，排斥异己。在这样环境中的郁达夫，从物质上来说，虽然比较富裕，但精神上却是很枯寂的，比不上当时在国内的郭沫若和同样从文学家转上新闻战线的夏衍，他们有强大的共产党作后盾，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可以得到及时的向导和后援。而郁达夫却是处于“万里投荒”的战场上，没有依靠，没有后盾，只能是孤军奋斗……然而，他却凭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学生时代的社会科学素养和横溢的文学家才华，三天一篇社论、两天一篇杂文，写下了那么多的“政治诗篇”。仅凭着这种精神、勇气与爱国的热情，便足足可以给那些对郁达夫缺乏了解或只有曲解、误解的人，提供极为宝贵的认识。
也许是由于离开了熟悉的江南故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漂流海外、生活不定、应酬繁忙，来不及涵养情思、锤炼文笔的缘故，更可能是为了战时“应急”的需要，因而郁达夫在南洋时所写杂文，有些篇章笔法比较粗糙，艺术上也不够讲究（对此，我们是不能苛求他的）。不过从总体来说，郁达夫杂文的艺术性还是比较高的，其中有不少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之前的一些作品）仍然还保持着他过去的写作风格（其笔法颇似鲁迅）。如《写作闲谈》：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说木铎少年》：借古讽今，一针见血；《杂谈七月》：文字委婉，涉笔成趣；《杭州的八月》：从容不迫，挥洒自如……
1922年1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从那以后，我国人民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蓬勃兴起，它像暴风骤雨似的袭击着残破的旧中国，给予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这不仅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悟，而且也给了郁达夫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因而，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军阀和官僚，曾用“赤化分子”、“共产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革命人民和自己的同胞时，郁达夫对他们的阴谋进行了揭露：
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了。
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为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我觉得比一口含糊的骂人家赤化，还要进步一点。在我们中国，在那里实行恶意义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是谁也知道，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几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真正的共产蛋。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义，是在什么地方。（《牢骚五种》）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攻击共产党最激烈的”国家主义派，他也进行了痛斥，说他们“当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像“虾蟆在田里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来，不声不响的一口就把它吞了去”（《牢骚五种》）。这些言论表明，郁达夫在当时已有了相当激进的思想，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拥护、支持和对反动腐朽势力的深恶痛绝。
郁达夫曾在当时军阀官僚和政客聚集的北京生活了一年多（1923年10月到京，1925年2月离京），亲眼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以及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到处遭受迫害的悲惨情景，为此，他在文章中不时迸发出反叛的呼声。他说：
我想看看你们的威武，究竟能持续几何时？……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的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给沫若的旧信》，后改题为《给沫若》）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又指出，在那样的社会里，只有“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才能够过好生活，单靠拿一张大学文凭，天上是不会自己“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在这里，作者告诉青年一个生活的真谛，即“应该起来反抗”。他甚至认为，做土匪是最高尚的行为，并直接劝青年去“做贼”，去偷那些也是偷自别人的人的东西，如此才有生路。这里自然有作者的愤激之词，作者提出的方法也并不可取，但是字里行间却燃烧着抨击丑恶旧社会的愤怒烈火，喊出了青年内心的苦闷和他们要求反叛的呼声。这时期的郁达夫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的这种进步思想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向上的，并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郁达夫的民主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追求自由和对民主的渴望上。如在《艺术与国家》一文中他说：
我们生来个个都是自由的，国家却要造出监狱来幽囚我们。我们生来都是没有污点，可以从心所欲，顺着我们的意志作为的，国家偏要造出法律来，禁止我们的行动。我们生来都是平等，可以在一家之内如兄如弟的过去的，国家偏要制造出许多令典来，把我们一部分的同胞置之上位，要求我们的尊敬和侍奉，同时又把我们一部分同胞，置之极处，要我们拿了刀去杀他们，或者用了刑具去虐待他们……
啊啊，现在的法律，都是国家为自家的便利而设的禁令，哪里有丝毫正义在内呢？
这段时期，在郁达夫的杂文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那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反对压迫、反对束缚的民主主义情绪。
1933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思想文化界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5月14日，逮捕了作家丁玲、潘梓年，6月18日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作为该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郁达夫，也在被秘密通缉之中，尽管如此，郁达夫没有惧怕，仍然保持着向来所具有的爱憎之心，坚持斗争，伸张正义。9月1日他发表了《暴力与倾向》一文，文章中作者借谈《明史》里成主对铁铉用酷刑的一段记载，讽刺和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力统治：
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哪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用在老虎凳上；电器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方面看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
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此外，郁达夫还表达了决不屈服于国民党政府暴力统治的意志。因此他又说：
私刑尽管由你去用，暴力也尽管由你去加，但铁铉的尸骨，却终于不能够使他北面而朝，也是人类的一种可喜的倾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中国圣经贤传里曾经提出过的口号。“除死无他罪，讨饭不再穷”，是民间用以自硬的阿Q的强词。（《暴力与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