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城》中，孙柔嘉是仅次于方鸿渐的人物。如果仅从故事的层面看，《围城》主要写了方鸿渐和周、鲍、苏、唐、孙五位小姐的故事。周小姐很早去世，并未在故事中实际出现。她与方鸿渐的订婚从改变生活道路的角度对方鸿渐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对方鸿渐思想、情感本身的影响却近似于无；方鸿渐在回国途中被鲍小姐所诱惑，是典型的灵肉分离；在上海与苏小姐周旋，开始是因为空虚，后来则是为了接近唐小姐，是一个他可以走进而不愿意走进的世界；唐小姐是方鸿渐真正动过感情的人，却可望而不可即，是一个他想进入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剩下的就只有孙柔嘉了。孙柔嘉虽然到故事的第二部分快结束时才姗姗出场，但一直活动到故事结尾，且越到后来越走入故事中心，到故事最后一部分，占据中心舞台的其实只剩下她和方鸿渐二人了。有人把她和唐晓芙联系起来，说唐晓芙是结婚前的孙柔嘉，孙柔嘉是结婚后的唐晓芙，则将她在作品中的作用延伸到作品的前半部，影响更加明显了。在《围城》中，“围城”意象虽被引申为可以覆盖人间万事，但最初的出发点及故事中的实际描写仍集中在爱情、婚姻方面。比较爱情与婚姻，重点又在后者。在《围城》中，实实在在描写的“围城”主要只有婚姻家庭这一座，而这座“围城”的主人就是孙柔嘉。有人说《围城》表现“两性间势均力敌的矛盾冲突”，能担此重任的，在女性方面，也只能是孙柔嘉。所以，理解孙柔嘉，就成了理解“围城”意象、理解《围城》话题和语义的关键。
孙柔嘉在故事中出现的时间正值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恋爱失败之后。她最初给人的印象很平常。大学本科毕业，相貌一般，第一次出门做事，没说太多的话，怯怯的和一般女子没有什么区别。但以一年轻弱女子能在战乱之际随几个并不太熟悉的男人远去千里之外的内地谋事，多少透露出她的勇气与坚韧。方鸿渐开始曾感到这么长途跋涉去内地带着一个女子肯定麻烦、不方便，可一路上，包括到三闾大学之后，她不仅没有成为别人的累赘，反而做了些别人无法做的事情。在三闾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也处得不比别人差。最后还成功地俘获了方鸿渐。但和方鸿渐结婚以后，二人便争吵不断。至故事结尾，孙柔嘉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离去，方鸿渐在想好去内地的计划后死一般睡去，他们短暂的婚姻实际上已走到尽头。平心而论，他们婚姻的最后破裂，责任不能全归孙柔嘉。在远去湖南的路上，孙柔嘉固然一见面就倾心方鸿渐；而方鸿渐同情她以一弱女子仍在战乱时期远离亲人到他乡谋生，一念温柔，种下情种，说明他们的婚姻并非毫无基础。在方鸿渐因与唐晓芙恋爱失败而极度痛苦的这段岁月，孙柔嘉的出现并走进他的情感世界对他痛苦的平复并从中走出来不能说一点没起作用。结婚之后，夫妻口角，她有不讲理的时候。如在香港遇苏文纨，无端地受了气回来和方鸿渐大吵大闹，逼得方鸿渐也说了很绝情的话。但方鸿渐不讲理的时候也不少。如他在孙柔嘉姑母家受了气回家路上和孙柔嘉大发其火的那回。在孙柔嘉与方鸿渐父母家的矛盾中，方鸿渐夹在其中很不好受；在方鸿渐与孙柔嘉姑母的矛盾中，孙柔嘉夹在中间有时也很为难。应该说，孙柔嘉是爱方鸿渐的，是爱他们那个家的。比较之下，倒是方鸿渐有些保留。比如和鲍、苏、唐几位小姐的关系，他虽在孙柔嘉的追逼下交代了一些，但也“见机藏匿了一大部分”。即使结婚后，他有时也还会想到唐晓芙。那么，是什么缘故使孙柔嘉仍不能完全得到方鸿渐的心？仍使方鸿渐感到她是他的“围城”？
他们婚姻的基础一开始就不十分牢固。方鸿渐爱的是像唐晓芙那样的清纯女子，而孙柔嘉恰恰不属于这种类型。杨绛先生曾说，《围城》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唯独孙柔嘉，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和她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但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初遇方鸿渐，正是后者恋爱失败、事业不顺、心里最空虚的时候。她如赵辛楣说，像一条大鱼，很有心计很有耐心地张开大口，等待对方落入自己的口中。俘获方鸿渐是她的成功，但也表明他们婚姻缺少坚实的基础。那些使她成功的小心计恰恰成为他们婚后不和谐的种子。但这并不是导致他们婚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管孙柔嘉在接近方鸿渐时用了多少小心计，那都是一般女孩子追求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时可能采取的，于方鸿渐并无歹意。导致方鸿渐和孙柔嘉婚后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是方鸿渐觉得孙柔嘉在限制他的自由。如前所述，方鸿渐与孙柔嘉最初的心灵撞击是在去湖南的船上，说孙柔嘉孤身一人远去他乡挺值得同情，赵辛楣说他一念温柔种下情种。本是怜香惜玉，要做一回护花的骑士，但订婚一个月，就感到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孙柔嘉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的弱女孩儿，她不仅很有主张，而且坚持用自己的主张去影响别人。“虽然自己没有被她训练得驯服，但对她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他们婚后的第一次直接争吵发生在回上海的路上。途经桂林，邂逅赵辛楣。他乡遇故知，方鸿渐非常高兴，马上要去看他。孙柔嘉有些不乐意，方鸿渐还是去了。接谈极洽，回来晚了些，孙柔嘉大不高兴。本来，孙柔嘉认识赵辛楣在先，方鸿渐认识赵辛楣在后；在去湖南的路上，孙的家人托赵辛楣照顾她，她一路上也称赵辛楣“叔叔”，这次他乡相遇，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去，方鸿渐去她是不太有理由反对的。
她之不乐意方鸿渐和赵辛楣来往，一是因为当初她在船上偷听到赵辛楣说她像一条大鱼张开口等着方鸿渐的话，知道他一开始就看出了她的心计，心里有了过节；二是她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占有欲。后来到上海，她姑母曾私下传授她：“柔嘉，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不能sPoil的。”其实，孙柔嘉用不着传授，她早已无师自通。她视丈夫为自己的私产，一结婚就要对方时时守着自己，不能再有自己的世界。她曾多次追问方鸿渐在她之前和苏文纨、唐晓芙的关系，虽声言自己不会吃这种陈年老醋，但方鸿渐从她的脸色上还是庆幸自己藏匿了一大部分。觉察到这种对自己私人空间的肆无忌惮的侵占，方鸿渐逐渐积累起心中的不满。因为妻子就要疏远朋友，这难道就是结婚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不满到上海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方鸿渐重回上海的生活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方鸿渐们已经成了亡国奴。生活在孤岛般的租界，靠赵辛楣的关系才在报馆找了个资料员的差事，感觉如在牢笼。父母一家也从老家逃到上海，家境大不如前，而乡间土绅士的脾气依旧。夹在孙柔嘉和自己的家人中间，他不仅为难而且还自觉有失脸面。另一方面，在家里，孙柔嘉工作比他好，挣钱比他多，说话自然比他更有底气。无端地又冒出个孙柔嘉的姑母，她更是个有专制瘾的人物，在洋人开办的厂里当人事科长，习惯了假洋鬼子对自己同胞的颐指气使；自幼宠爱柔嘉，这次又替孙柔嘉买了套嫁妆，自然更觉得有权干涉孙柔嘉和方鸿渐的家事。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瞧不起。就连一个保姆，也因自幼带大孙柔嘉而和孙柔嘉、孙柔嘉的姑母沆瀣一气。“三个女人一台戏”，弄得方鸿渐在自己家里倒像个外人。几种力量合在一起，方鸿渐深切感到环境的压力，感到自己生存状态的恶化。他曾自嘲地对孙柔嘉说：“哎，像我这个倒霉人，倒应该养条狗。亲戚瞧不起，朋友没有，太太——呃——太太容易生气不理人，有条狗对我摇摇尾巴，总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低，要讨我的好。”偏他是个不太愿意受委屈的人。反抗大环境没有能力，也找不到明确的对象，孙柔嘉就成了感受中压迫他的环境的最近切的代表，自然也成了他反抗和发泄的对象。“今天真是晦气的日子！只好回家，坐电车的钱也没有，一股怨毒全结在柔嘉身上。假如陆太太不来，自己决不上街吃冷风，不上街就不会丢钱袋，而陆太太是柔嘉的姑母，是柔嘉请上门的——柔嘉没请也要冤枉她。”这是方鸿渐就要和柔嘉彻底闹翻前的心理活动。他视柔嘉为“围城”，并决计从这一“围城”中冲出去，显然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了。
但如果仅如此，方鸿渐的“围城”感觉似乎还不是完全站得住脚。孙柔嘉对方鸿渐婚姻生活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将她视为异己环境的代表，并以此将她作为反抗、发泄的对象，并不完全正确、公正。包括方鸿渐自己，如我们上面引的那段话，多少也觉得对她有些“冤枉”。但方鸿渐为什么仍在心底觉得孙柔嘉就是他的“围城”，并决计要冲出去呢？在更深层次，可能就是二人在精神上的歧异和距离。孙柔嘉是一个很实际的女人。“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到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爱自己的家，也爱自己的丈夫，她只是要求这个丈夫要尽量符合她的标准，或接受她的训练，和她同心同德，可方鸿渐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这在作品中有一个很小、很具体却很能说明问题的表现，那就是他们对“泛论”的不同态度。作品在好几处写到这一点。第一次是刚订婚不久，还在三闾大学。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么好！他嘴快把这话告诉她，她不做声。他逼她讲话，她回答的都是“唔”“哦”。他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说并未不高兴。他说：“你瞒不过我。”她说：“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鸿渐道：“不成，你非讲明白不许走。”她说：“我偏要走。”鸿渐一路上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都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他急得跳脚，说她胡闹。
另一次是在他们从香港重返上海的船上。想到一年前同船去内地还是陌路人，现在回来已是夫妻，两人都有些感慨，于是谈到“缘分”。
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坐这条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相知不深的陌生人——”柔嘉打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呵欠。像一切人，鸿渐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呵欠，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他立刻闭嘴。柔嘉道歉道：“我累了，你讲下去呢。”鸿渐道：“累了快去睡，我不讲了。”柔嘉怨道：“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鸿渐恨恨道：“跟你们女人讲话只有讲你们自己，此外什么都不懂！你先去睡吧，我还要坐一会呢。”柔嘉佯作不睬地走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海。方鸿渐在街上遇到他过去认识的沈太太，回去告诉孙柔嘉。孙柔嘉立刻警觉地说他可能还会遇到另一个人，那就是唐晓芙。方鸿渐笑她“胡闹”。
他叹口气道：“只有你这傻瓜念念不忘地把她记在心里！我早忘了。她也许嫁了人，做了母亲，也不会记得我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要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的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会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柔嘉道：“你议论发完了没有？我只有两句话：第一，你这个人全无心肝，我到现在还把恋爱看得很郑重；第二，你真是你父亲的儿子，愈来愈顽固。”
……
这就是二人的区别。孙柔嘉讲求实际，不喜欢“泛论”，讨厌“泛论”。不论讲什么事情，也不论这事情离自己多么远，她都能将它们与自己联系起来，并根据它们与自己的关系作出反应。如果真联系不上，或与自己关系不大，就打呵欠，就无兴趣。相反，方鸿渐喜欢泛论，喜欢将具体的、个别的事情提升到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层次。一说到这些普遍的、全人类的事情，就浮想联翩，热情飞扬。他的这种脾性在他认识孙柔嘉之前就表露无遗了。如在苏文纨的沙龙里，由唐小姐所学的专业引申到女人主政、战争与和平之类。最著名的还是他将主要讲爱情、婚姻的“围城”引申到“人间万事”。这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一种癖好。孤立地从这一角度去比较方鸿渐和孙柔嘉，说谁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更好、更合理，并非易事。因为二者都存在合理性，弄得不好，也都可能成为弊端。关键是二者形成怎样的整体结构，并随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味“泛论”，什么都扯到普遍、一般、全人类上去，一定条件下会走向清谈、空疏、不切实际。方鸿渐的性格就多少存在这种缺点。他议论纵横却行为被动。即如在处理爱情、婚姻的问题上，在船上被鲍小姐诱惑，不爱苏小姐又长时间地与她周旋，爱唐小姐又逡巡犹豫，最后酿成悲剧。与孙柔嘉相处，他连自己究竟爱不爱她也始终没太搞清楚，一步步被她牵着陷入“围城”。他的生存状态的恶化不能说没有他性格方面的原因。在这方面，孙柔嘉尚实的价值取向便显出了优越性。在战乱条件下敢于只身前往内地；看准了方鸿渐便盯着不放，“千方百计”地将其俘获到手；到上海，找工作、结婚、与方家父母相处，她都显得理智、有主张、讲究功效。比之方鸿渐，她更有适应环境、巧妙地利用环境的能力。但过于尚实，过于注重切己的实际功利，必然大幅度地限制自己的视界，被动地适应环境，同样是一种失落自己、被环境所异化的生存方式。席勒曾谈到人身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前者趋向永恒，后者趋向实利。过于强调前者缺少生命的感性，生命会变得干涩、枯萎；过于强调后者，生命主要局限在感性生命的领域，只作为“世界”本身而存在，同样不是理想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方鸿渐和孙柔嘉拉出了距离。不管方鸿渐的“泛论”、清谈多么不切实际，多么没有用处，但他毕竟有一种在形而上的层面对社会、人生及自己生存状态的观照，有一种对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诸问题在内的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问，有一种感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漂泊、被抛、荒诞、无意义生存状态而产生的形而上的痛苦，而孙柔嘉的精神世界里恰恰没有这个层面。孙柔嘉的世界是以她自己为圆心，以她的实际功利为半径划出的“围城”。她并不真正理解方鸿渐，也无法走进方鸿渐的精神世界。她也从未想到过要做这种努力，而是一直在设法怎样将方鸿渐封闭在自己的“围城”中。这使他们在精神的最深层次互相隔阂，彼此都觉得对方不是自己婚前所要的那个人，方鸿渐视孙柔嘉为自己的“围城”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这正是方鸿渐的悲剧：无论城内城外，价值都已不复存在。他虽有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可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要什么。爱情婚姻如“围城”，人间万事如“围城”。论者曾认为《围城》是一部典型的解构主义作品：方鸿渐回国途中与鲍小姐的苟且是对西方商业文化的解构，在家乡的遭遇是对江南小镇文化的解构，去三闾大学是对封闭的内地文化的解构，重回上海的生活是对十里洋场买办文化的解构。在整个故事中，方鸿渐一直在路上。从一座“围城”到另一座“围城”，却找不到真正的家。这种漂泊感其实也是现代人对自身生存状态具有普遍意义的感受。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忧郁地歌唱：“我背着七弦琴在大地上流浪/到处遇有人问：去何方/我不知所自，也不知所往/只知幸福在我不在的地方。”到处寻找幸福却到处找不到幸福，价值缺席了。但是，“只知幸福在我不在的地方”，是说我没有找到幸福但未从根本上否定价值的存在。“幸福在我不在的地方”，所以要去寻找，寻找本身便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但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里，这种对价值存在的信仰也被消解了。拉康心理学中有一个后来成为解构主义重要基础的概念，就是“认证危机”。拉康认为，就像婴儿是通过镜子中的形象来确认自我、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来一样，人也是通过社会、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确认自我的。社会也是一面镜子。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社会还是人的心理，都失去了统一的理性的性质，人在很大程度上和深隐的语言结构一样，被流动的、无规则的、非理性的无意识主宰着，一个统一的理性的镜像不见了，自我成了分裂的自我。这就出现了认证的危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找不到可以安置自己灵魂的绿洲。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就是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地往山顶推石头；表现在《围城》中，就是人们在围城内外冲进冲出。可问题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否自觉到这种处境，这种生存状态？街上常有一种耍鼠的游戏：将一只白鼠放在一个会转的转盘上，小白鼠一爬动，转盘就转动起来。小白鼠爬得越快，转盘也转得越快。但无论小白鼠怎样努力，它都还在那只转盘上。一个人，甚至许多人极认真地去做一件注定没有意义的事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自然就有了些反讽性；但这许多人也包含了生活中的自己，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就油然生出些悲剧性的体验。关键在人们是否能够以尼采所说的“分身”的方式从现实的自我中超越出来，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将现实中就有反讽意义的处境放到对象的位置上去观照。方鸿渐的形而上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代人这种悲剧的处境的感悟、体验。孙柔嘉缺少这种体验，《围城》的多数人物也没有这种体验。借用鲁迅先生评《红楼梦》的话，或可以说：荒诞之雾，遍被“围城”，能呼吸感受者，唯鸿渐一人而已。
但这又何尝不是孙柔嘉的悲剧。任何生活都有需讲现实、功利的一面。如果意义、价值就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或者说，大家都认为意义、价值就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活在围城之内或围城之外，人们都不会感到痛苦，甚至不会有人间万事都似围城的概念，就是梦，也会给人带来安定感、幸福感。可现代生活的价值匮乏消解了这种意义，或者说，是人们的目光击穿了传统还衷心信仰的梦，使现实人生显出它固有的荒诞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已破，家何以能够安宁？孙柔嘉所处的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即使她甘心“围城”也未必能够如愿，除非她真的心如死灰。杨绛先生说：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围城》第一章写方鸿渐刚从国外归来，在他已经去世的女朋友周小姐的母亲带领下去买办商人张吉民家相亲，看到那位小姐的书架上有本书，书名是《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孙柔嘉“获得”了一个丈夫，但却未能“守住”他。孙柔嘉大概没有读过这本书，否则，她会做得更好些。
（原载《求索》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