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率先踏上长征路，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之后，我就经常在报上寻找有关国工农红军的消息。我相信革命需要精神力量和信念。那段日子我在读书舍，经常讲演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傻傻听得入迷，告诉我她也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要求申请加入共产党。我那时还没有发展过女党员，看她对革命那么积极，便觉得是棵好苗子，不久便介绍傻傻入党了。入党后的傻傻，一边练武，一边在小学扫盲班读书。她每认识一个字，都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几个月下来，她认识不少字了。有一次，她从报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跨过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闻，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一时间，我们村里不少中青年学会了唱抗日歌曲，歌声使那些尚无所知的群众，得到了抗日启蒙。那些种田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惨淡经营的小商贩，本来只为生活埋头操作不问国事，却由于歌声知道了抗日；而我们的活动，也从秘密转入公开。
那些日子，我一岁多的儿子小风林也会唱抗日歌曲了。他与他的堂哥许家立两个人，低一声高一声地唱着。章丹风兴奋地对我说：“看，我们的儿子聪明吧，他可唱得比我好。“我说：“你也不错，有表演天赋。这样吧，把儿子交给你母亲管一下，你与我们到街头唱歌，发放传单去。“章丹凤惊讶地问：“我认不得几个字，也能参加抗日，“我说：“你会唱歌，发传单就行。“章丹风说：“真的？“章丹风有表演欲，从小喜欢唱唱跳跳。她的嗓子清脆嘹亮。她一唱歌，总会有许多群众围起来拍手叫好。几天下来，章丹风发出去的传单有六日多份。那天晚七回到家里，她对我说：“我表现还不错吧？“我说：“不错。“我说着就把她按倒在床上，亲吻起来。她的温柔，的确给我一种踏实和归宿感。
从秘密宣传抗日转入公开后，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苕流文艺社改成了抗敌后援会荻港分会。我们出特刊，连夜向各地传发。那天我带着章丹风、傻傻一起去湖州城，正好遇上上海流亡剧团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回来后我发动村里青年，分批到各地学校和公开场所去演讲、歌咏、演剧。我们也排演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傻傻演女主角，演得活灵活现。她不但武功日益精进，表演也毫不逊色。只是一眨眼，当年八岁的小女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说起谈婚论嫁，师傅独眼龙对小女儿傻傻不肯嫁人，一脸无奈。
盛夏时节，我和村民们忙完夏收夏种，才知道日寇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已被迫对日作战。到了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了。
村长许长海这才支持我们抗日，给我二十元钱作为补贴我们的活动经费。由于志向与观念不同，我与弟弟就像当年父亲与二叔一样，话越来越少了。我的儿子小风林就像我小时候喜欢二叔许跃辉那样，他也特别喜欢他的二叔许长海。他还不到两周岁，就会一个人朝二叔许长海家走去。第一次他独自去了他二叔家，可把我和章丹风急坏了。
我们不见了这小人儿，先是在家里每一个房间找，再到蚕房找，都没有之后，我的脸色顿时煞白了。我想起了我失踪的儿子大大，眼泪簌簌地落下来。章丹凤安慰我说：“别急，去二叔家找找吧！“果然这小家伙，就在他的二叔家与堂兄许家立在地上玩泥巴。
由于我是荻港村小学的校长，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为学校，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并组织教师和抗敌后援会荻港分会的会员，以及精武会成员听广播，了解抗战情况。从前农民赤卫军的李阿二、庞九斤、丁一松、高大年、严家辉、杨鸿庆等，也到我们学校的夜校扫盲班来读书了。他们见学校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放下锄头就来听广播。
我们听广播上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压制打击上海广播电台的播音活动。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海空协同登陆，开始有计划地对华东进行侵略，并且开始了大轰炸，把上海南市一带全都炸光了。“我们听到这则新闻都菲常气愤，精武会的严家辉和杨鸿庆随手打了一套拳，以表达愤慨。他们说：“要给日本鬼子吃拳头，给他们开膛剖腹。“我说：“好样的，我的兵一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就满脸喜悦。那时候他们都想得到我的表扬。
上海沦陷后，我与尹玲娜失去了联络。我一方面为她的安全焦急，另一方面依然宣传抗日。我们村就像一个小小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大半年下来，村民们基本都会唱抗日歌曲了。章丹风在家里一边干家务一边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她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脸上长出来几块孕妇斑。那天她正在唱歌，我在无线电收音机上听到一则新闻，顿时紧张起来，气势汹汹地冲章丹凤说：“别唱了，别唱了。“章丹风停下来说：“这么凶干吗？不唱就不唱。“章丹风有点委屈地进了里屋，我说：“你给我出来。“章丹凤又乖乖地出来了。她说：“你怎么了？刚才听到什么新闻了？“我没好气并十分悲伤和气愤地说：“日本鬼子打到我们湖州来了。昨天他们已经占领了南浔镇，无线电上说他们****掠夺，无恶不作，大街电线杆上挂了我们中国同胞血淋淋的人头，惨不忍睹。“”那我们怎么办？“章丹风脸色顿时变得苍白。”逃难。“我说。”逃哪里去啊？“章丹凤的声音焦急而颤抖了。”山上。“我突然觉得应该马上组织村民们逃难。我首先与村长许长海商量，可他不无好气地说：“你在村里的威信超过我，你觉得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知道许长海对我有怨气，可事实上他当村长后，替政府做事总是小心翼翼。但现在不是讨论威信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村庄村民们的生命安全。我说：“不是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要携手组织动员村民逃难，逃到山上去。“许长海说：“是我们打猎的深山，还是村里埋葬死人的馒头山？“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我们打猎的深山，常年有野兽出没，谁能保证村民们上去不遇上狼和野猪，抑或是老虎？而村里埋葬死人的馒头山，离村庄太近很难说有安全感。然而时间就是生命，我想了想说：“馒头山吧！“许长海说：“我们分头联络动员村民，让他们马上撤离村子。“抗敌后援会荻港分会的成员和精武会成员，分头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并且连夜到馒头山安扎帐篷。一个个帐篷，就像一所所房屋。
村民知道日本鬼子打到了南浔，都紧张得脸色煞白。那些积极响应拖儿带女、提着大包小包的村民乱作一团：哭声、尖叫声、骂声此起彼伏。
但也有很多村民不愿逃难。他们认为与其与死人住在一起，还不如住在家里，谁知道日本鬼子会不会进村来呢？师傅独眼龙就是坚决不愿坩，逃难，他说：“凭什么日本鬼子来，我们就要逃？我是堂堂中国男人，他们来了我就清他们吃中国人的铁拳。“师母和傻傻见独眼龙不愿上山，便陪伴他留守家里。我本来想让傻傻在山上照应村民，但傻傻说：“我的哥哥姐姐们拖儿带女地上山了。我有责任留下来照顾父母。“我想想也是。师傅独眼龙脾气倔，有妻子和女儿在身边总归好一些。
经过两天的动员和撤离，村里大部分村民都上馒头山去了。但还有一小部分像师傅独眼龙那样的顽固分子，无沦如何坚决不愿撤离。
午后，我与弟弟都把各自的岳父岳母、许家立、小风林还有高美丽、章丹凤送到馒头山帐篷住下。我让高美丽和章丹凤的脸上涂上煤炭，这样即使日本鬼子上山，也不会把她们当作花姑娘。我和弟弟给家人安排妥当后，对留在村子里的村民还是不放心，决定再去劝劝。大约黄昏时分，我们兄弟俩一人提着把猎枪，走在半路上就听见了枪声。我们在馒头山腰远远望过去，只见曹溪河上停着数十艘汽艇，那些穿着黄呢军装的日本鬼子，手持军刀，腰间别着手枪，正在荻港登陆。我看见日本鬼子来了，气愤得咬牙切齿。如果不是弟弟阻拦，我会冲上去与他们拼个死活。后来，我和弟弟埋伏在馒头山半山腰把守，以防日本鬼子突然上由。
我们的双眼，紧紧盯着山口要道处。从山口要道处望过去，就是村西一带。我们看见穿着黄呢军装的日本鬼子来回穿梭，不一会儿熊熊大火就燃烧起来了。我对长海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了。“弟弟说：“我们要守住，别冲动，更加不能暴露目标。“这时候长海冷静沉着，就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皱着眉头思考着，而我心焦如焚。我想着师傅独眼龙和师母，还有傻傻与留在村里的那些老人和女人。他们是否能逃出这一劫难？
夜晚来临时，获港的天空一片血红。大火还在燃烧，日本鬼子辗转朝和孚镇的方向去了。我们不断听到枪声，但不敢让山上的村民们马上山。我与弟弟回到馒头山上，村民们在帐篷里点着煤油灯挤在一起，个个吓得脸色苍白，连那些小孩也憋着嘴不敢哭闹；有带干粮的，就拿出来大家分享。我吃不下东西。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马上下山去一趟。弟弟说：“万一日本鬼子叉回到村里来怎么办？“我说：“我与李阿二先去探探情况。“长海嘱咐道：“千万要小心。“长海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我知道长海在当村长的第二年加入了国民党。我们虽然党派不一样，但抗日是一致的。
我与李阿二快步跑下山时，大火刚刚熄灭。村西一带那片连在一起的草屋和木屋，已化为灰烬。那是师傅独眼龙和其他贫户人家的房屋。我的心一紧，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笼罩着我。我在废墟中，一眼就看见师傅独眼龙被烧焦了的尸体。我悲凄地带着哭腔喊：“师傅，师傅啊！“我默默地为师傅哀悼。几分钟后，我去寻找师母与傻傻。
我没想到短短几个小时后的村庄，竟然横尸遍野，血流成渠。我看着一具具熟悉面孔的尸体，有孩子、老人、女人，他们都是起先不肯撤离，见情况不妙携着包裹想逃跑而被日本鬼子机枪扫死的。我默默地为他们哀悼。在这批尸体中，我没有发现师母与傻傻，仿佛感到了一种希望，我与李阿二兵分两路。
一路上，我看见日本鬼子大扫荡后。把每家每户翻得一塌糊涂。不少管家狗都被打死了，公鸡吓得喔喔啼。我在经过自己家门口时，见屋里面两只八仙桌，一只被翻了个底朝天叠在另一只上。两个下身裸露的女人交叉着躺在上面，双腿叉开被绑在八仙桌的腿上。她们嘴里被塞着毛巾，双手被粗绳捆绑着。我借着月光，认出了她们是师母和傻傻，她们满面是泪，我赶紧拿掉她们嘴里的毛巾，给她们四肢松绑。她们的大腿已冻得发紫，下身满是血，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