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过去了，闫泰岭的手指已经不疼，却一直没有等来夏宏雷的道歉，姜校长也没有再说起给他处分的事儿。闫泰岭每逢有人去校医室看病，就嘟囔和抱怨。当时的见证人吕易居、白丽红两位老师也为此事抱不平。校长在大家心里一贯是个秉公办事、敢说敢干的“老革命”，他给师生们讲革命故事的时候说过，在敌人面前他从来没有软过。但是，这次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校长很软，他明显在偏袒夏宏雷。他怎么能怕一个粗暴的下级呢？后来，白丽红去问过姜校长，反映大家的意见，姜校长对她说，“这件小事，公开批评一个党员干部会影响党的威信，不能为一点小事，让一个年轻干部威信扫地，影响他的发展前途。你去劝劝闫医生，肉长好了、不疼了，就不要再计较了。让他忘了吧，俗话说‘好了疮疤就忘了疼’，让他多宽容别人！”
这话传到闫泰岭耳朵里，他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愤怒了。他在校医室里大声喊道：“这不是官官相护吗？让他夏宏雷检讨错误，就影响他的前途？咱这教育人的单位，还有没有是非？”他实在想不通，就又去找校长论理。
这次，姜校长不再说夏宏雷半个“不”字，反而严厉地对闫泰岭批评起来：“你这个人，对同志、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一个党员同志的小毛病，对别人一时急躁出现的过失，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心胸咋这么狭隘？你还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政治觉悟体现在啥地方？对党的感情到哪儿去了？真是辜负了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自和夏宏雷的冲突发生后，学校的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科长等一干人，见了闫泰岭也都视而不见、相视无语，党支部不再通知他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在校医室里，李彩凤的脸上总是阴云笼罩，行动更加自由散漫，更不在乎闫医生对她的要求。
一天下午，闫泰岭正无聊地坐在校医室，从门外进来一个捏着手指、满身煤灰的人。他眉毛又黑又浓，眉棱骨上像是粘了两小块煤疙瘩，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韵，两面颊刀削般平展，一圈络腮胡子像是带刺的柴草一样，给人以粗犷刚烈的印象，也让人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操着河南腔请求道：“大夫，我来给学校灶房送煤，指头让架子车上的铁丝划破了，请给抹点药吧！”
“过来坐下，让我看看！”闫泰岭如同对待本校教工一样，仔细地为他把伤口清理干净，消毒、包扎好。
这是周三铸第一次到胜利中学来，既是来送煤，也是想看看这个中学的环境。他算着再有一年多，儿子周伊波就要考中学了。可是儿子天天喊叫头疼，特别是一看书就头疼。妻子柳枝不停地埋怨，“孩子还没长大，脑子就用坏了，如果成了废人，还不如当个大老粗！”
他承认儿子的毛病是自己拔苗助长的结果，可是，儿子的脑子不至于轻易就能用坏，他坚信，儿子到这里上中学是早晚的事。
这个山东口音的医生和蔼耐心，也不收钱，周三铸谢罢他刚要出门，忽然又回头坐下顺便咨询儿子伊波的头疼病。闫医生判断他儿子可能是神经衰弱或者是眼睛屈光不正，提醒他对孩子的病不能大意，还告诫他，“孩子如果没有了健康，可就啥都没有了。”医生的话和妻子说的一样，这才让他浑身发紧。
周三铸在回家的路上，拉着架子车走过逐日扩大的城墙豁口。当他看见成堆成片的断砖颓垣时，身上不禁一阵颤抖。前几年刚开始拆城门时，他就有这种感觉。他呆滞地望着那些已经装满砖土的大卡车和架子车，叹着气从路边搬了一块城砖，放到自己的架子车上。在周三铸心里，这门、这墙是老祖宗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挑土烧砖，一块块垒起来的。他想起自己刚从河南老家跋涉来到古城时，一走到城门洞跟前，就感觉到了一股清爽的远古遗风，释脱了不少身心的疲惫。他说不清更多道理，但他知道这墙拆掉就没有了，拆墙是件对不起祖宗的事。他心里有气，憋得难受。
城墙豁口外火车站广场把环城北路分成东西两段。广场中央几层正方平台上，一个七八米高的大理石柱，坚定地托起一个方形“四面钟”，每个方位的钟面都有马车轱辘大小。大钟在告诉人们，时间在前进时代也在前进。在一些主政者的眼里，时代前进的标志是破旧立新，先破旧才能立新，只有彻底砸碎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周三铸的家住在火车站广场西侧铁路小区的南排，临近环城北马路，门口有棵大槐树。南排的几个大杂院，大门都开在北边。而每个大院里都有十几户人家，一家挨着一家。这家的墙壁就着那家的屋山；那家屋檐挨着另一家后墙。在大杂院之外，还有一些“见缝插针”和就地借势搭盖起的简易草棚庵屋，与马路对面及城河边的那些相似，周三铸家的茅屋就是这种类型。南排只有少数是铁路职工家庭，多数人家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们基本是从潼关以东的豫、鲁地区逃难到这里落户的穷人，只有少数人家是从晋南、苏北、皖北来的，本省籍的人极少。南排北边还有两排院落。紧靠着铁道一侧，都是单门独院，房主大多在抗战以前就在这里住下。他们一般都在铁路机关工作，大都有些身份，男女主人都被尊称为“先生”、“太太”。“先生”、“太太”习惯于仰脸看天，说话时常常是从鼻孔里发声。北排和南排之间的中排院落，比较整齐，大小一致。每院一般有三、四户人家，多是火车司机、司炉、电工、水工、机车工、列车员、勤杂人员的住家。中排院落的大门，一般都开在南边。这样一来，院里人到马路上方便，二来是这排的铁路工人，似乎在感情上与南排的“大老粗”更接近，从南边出出进进，可以少与“先生”、“太太”碰面。中排只有西头的宋锺家是单门独户，有宽敞的院落。这家大门上挂着黄底红字的“光荣烈属”标牌，人们把院主宋锺老汉也称“先生”。他六十多岁，已经弯腰驼背，早已失去解放前在通信段当段长的风采。解放后二儿子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精神受了刺激，这可能是他早衰和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他原配夫人生了两儿一女后去世，二房太太生下一个女儿后又去世。后来，他又娶了第三房太太。这个太太比他年轻得多，而且脾气乖戾，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前二房太太生的孩子就都成了她的眼中钉。她特别是见不得还不能走出家门的第二房太太生的女儿婵婵。那些前两房太太的亲戚，仍然和宋家不断来往，也让这个家庭的内部关系增加了复杂性。宋锺称自己的家是“联合政府”，经常为家务事动脑筋、伤脑筋。后来，宋锺在西小街小学当老师的妹妹宋树，把小侄女婵婵接了去。尽管这样，宋锺在家里还是忍气吞声。宋家的门窗隔着一条路道和周家的窗户相对，一来二往，宋锺等三铸回来聊天，成了一大乐趣。每天下午，宋锺一听见有锁架子车的链条声，就很快来到周家，在周三铸洗脸、喝茶的时候，就开始和他寒暄，询问一些外边的见闻。随之，俩人再山南海北议论一阵。待他开始吃晚饭时，宋锺就感叹着什么，自言自语地离开，这已经成了习惯和规程。
这天傍晚周三铸从外边回来，把架子车停放在厕所旁边，拿着车锁喊叫妻子柳枝：“哎，伊波他妈！去把车上那块城墙砖搬下来，压风箱！”
柳枝晃动着矮小瘦弱的身影出门，按丈夫的要求把风箱上一块不平整的青石换下，又把洗脸盆端到丈夫脚边。
宋锺从窗子里听见链条声和周三铸的喊叫，就出门走到老槐树下，拉了小板凳坐下。三铸一见宋先生，就先停下来擦洗，满腔愤怒地对宋锺说，“一解放，就把‘中正门’拆了，现在豁口还在扩大。说城墙妨碍交通，妨碍谁的交通了？都是老先人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拆起来多快呀！说不定哪一天整个城墙都拆完了。根本不知道心疼，败家子！人都疯了一样，使劲往下拆，大车小车往家拉。我搬了一块压风箱，留个念想。”
柳枝觉得丈夫是旧社会过来的“死脑筋”，不开窍，没等宋锺接话，就插话轻声劝道：“‘中正门’改叫‘解放门’已经多年了，你咋老不改口？办事处的人来咱巷子开会讲，‘解放前城门上留着老蒋的歪名，古城一解放，老蒋的人跑光了，还能再留下他的记号？’你说咋不该拆？”
柳枝说罢，周三铸没有言语，宋锺也没有吭声，她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就接着发挥：“城砖让老百姓拉回去盖房子，垒个墙垛，还有点用场。你没有听人说‘时来运砖’，现在，到了好时代，就要运砖，才能去掉霉气，过好日子。政府都是为老百姓好，尚仁路改叫解放路，中正门改叫‘解放门’，新名比老名顺当，好记。”
周三铸已经不耐烦了，鄙夷地回应妻子：“哎，你懂个啥！哪还有门？以后连豁都没有啦！”受到丈夫的奚落，柳枝悻悻离开，去给他准备晚饭。周三铸继续对宋锺发牢骚：“宋先生，你说，他老蒋凭啥在城门上留下歪名，借着祖宗的基业来风光自己？可是去掉了老蒋的歪名，为啥非得换上‘解放’？还要把城门拆掉？这不是剜老祖宗身上的肉吗？”
宋锺听周三铸说罢，即从小凳上站起来，然后又坐下，拍着腿叨咕：“你说，这叫干吗？我听婵婵她姑姑说，她们西小街小学有几个老师意见更大，还去‘办事处’反映过意见。‘办事处’的人解释说，他们不做主，但是他们认为‘城墙上有封建脚印；城墙洞藏污纳垢，为反动派服务过。拆了旧城墙，才能为新社会盖高楼大厦。’老周，你听这是啥话？唉，真是败家子！不说了，说了没用，你也别生气。”宋锺急促地说完，慢腾腾地从小凳上站起，弯着已经直不起来的腰杆回家了。
正是槐花飘香的季节，老槐树上层层叠叠的白花和簇簇串串的花骨朵掩盖住了绿叶，满树一片花白。这个季节，屋里屋外经常飘着缕缕清香，也冲淡了横挡在门前不远处的公共厕所散发的臭气。白天，门前门后的年轻人爬到树上折断小树枝，然后，再在树下把槐花采摘到竹篮里或大筛子上。虽然这树不是周家种的，可他们总觉得摘槐花骚扰了周家，得给点回报。末了，他们都要给周家留一点。柳枝把蒸好的槐花和淡面汤摆上小方桌，催丈夫吃饭：
“吃吧，俺们都吃过了！”
“人到哪儿了？”三铸是指儿子和俩女儿。
“宋先生刚才没有对你说？小婵婵从她姑那儿回来，领伊燕、伊鹃到她家院子玩去了。刚才，我让伊波去接，大概也在那儿玩上了。”
“他说头疼，给他放松点儿，他就玩野了！”周三铸这次数落儿子的口气比平时和缓很多，柳枝能清楚地感觉出来。
周三铸最神圣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从心底里尊重有文化、读过书的人，愿意和宋锺这样的人交往。他自己虽然在乡间教过书，可是只读过几年私塾和一年初中。他一直把自己的不幸与“书没有读好”联系在一起，希望儿子长大后有出息，能过上体面生活，也许还有光宗耀祖的意味，却是从没有一点跟着儿子享福的念头。伊波刚记事，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五岁时，就认会了一二百个“字块”。他不敢奢望儿子将来能读大学，但好歹也得是个中学毕业吧。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到了古城后，他不时琢磨着家乡私塾先生和先父对自己的教育方式，相信“棒子下边出孝子”的老观念，认同“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的新信条。老观念和新信条催化着他与生俱来的暴烈脾性。虽然这种脾性在他当小学老师的几年中得到一些涵养和改变，有了一些儒雅的外皮，在后来当兵的年代里还融进去了一些理性。但这只是他在舆论和外力制约下，在方式上、力度上选择性地有所改变。当他烦愁和对儿子不满的时候，他会把坏情绪全部发泄在儿子身上，借着竹条和他的鞋底，在伊波的屁股上留下血淋淋的印记，因为鞋子和孩子都是他自己的。这时，他从嘴到手表现出的粗鲁与平时和邻里相处时表现出的斯文判若两人。平时，三铸不仅给伊波设定了活动的圈子，而且也限定了他交友和接触人的范围，伊波又像是一条不远离家门的小狗，经常呆呆地坐着，两眼失神。上了四年级，伊波经常借故在学校里磨蹭拖延，或在放学后到同学家里做功课，尽量减少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一回家见到爸爸，他就又像是小鼠见了老猫，头皮发紧。刚上五年级，他就一天到晚喊叫“头疼”，一看书就想吐，每个星期都要请一两天假，在家里休息。
这天，宋锺听说伊波患头疼病，忙从家里拿钱来，对三铸说，“孩子头疼可是大事儿，得赶快看，先到广仁医院挂个号查查，”他把第四人民医院仍称广仁医院，“有病抓紧治。我这儿有钱，大儿子按月给，二儿子的部队过年节还经常寄来慰问金，我也有退休金。你先用，不要急着还。
经第四人民医院的医生检查，伊波既有“神经衰弱”，也有“眼屈光不正”，完全应了中学闫校医的判断。医生给伊波开了几瓶“艾罗补脑汁”和巴甫洛夫合剂，还让他注意劳逸结合和用眼卫生。
三铸终于退让了，改变了。从此他不再对伊波动手，而且还说，伊波放学后把作业做完就行了，有时间学学吹笛子、学学拉胡琴，星期天跟他去拉坡。实在不行，就休一年学，等身体好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