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说你们莫要笑，我不是随便问这些，谁不知道核桃是树上结的，西瓜、洋芋是地里长的，我问它们最先是从哪里来？新疆！知道吗？不过那时候不叫新疆，叫西域。不光这些，还有葡萄呀、胡萝卜呀，都是从新疆传过来的，因此，不要光喊新疆的风呀沙呀，还要想想它的瓜呀花呀……”
郭鹏一席话，引起一阵又一阵笑声…
1949年10月，经过充分准备的第一兵团部和第二、六军，从陆地到空中，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0月10日，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第一兵团战车营，正式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序幕。
战车营共有兵力555人，战车45辆，汽车37辆，是9月初奉命由天津抵达兰州的。9月14日，配属许光达第二兵团进军河西，22日，与第一兵团会师张掖。25日，经16小时强行军占领玉门油矿。10月10日，划归第一兵团指挥并配合第二、六军出师新通。10月15日进人迪化，接管了城市。战车营从天津出发至此，历时82天，行程4391公里。荣获第一兵团授予的“开路先锋”锦旗。
12日，郭鹏、王恩茂率领第二军按预定计划向新疆开进。几十面红色的战旗迎风飞舞，几百辆汽车首尾相连，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唱着昂扬的出征歌：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满山。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歌词的作者是王震，曲作者是日后红遍了整个中国的王洛宾。
这里也有段小插曲。
一兵团解放西宁后，滞留青海十几年的作曲家王洛宾找到部队，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王震爱才，不但亲自批准他参军，还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勉励他努力创作，用笔为新中国服务。部队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进军时，王震特意叫来二军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要他特别关照新参军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马寒冰说让王洛宾坐二军最好的车。王震说不是那样关照，不要让王洛宾坐汽车，配发一匹老实的马让他骑，便于和战士们一块行动，有利于在战斗中体验生活，为他在部队创作提供条件。
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时，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单裤，又遇风雪、冰雹袭击，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艰难，有300多人冻死冻伤在狂风暴雪中。王震爬上山顶，望着顶风冒雪行进的队伍，从不作诗的将军突然有了作诗的冲动，吟出“白雪罩祁连，乌云盖满山”两句，走到张掖，酒泉，又有了后两句。王震把诗拿给马寒冰“求教”，马寒冰看后很冲动，稍作改动后拿着诗来找王洛宾。刚刚参加解放军的王洛宾觉得诗很有气势，一连吟诵了七八遍，曲调已随口而出，在当晚又反复修改了几遍。第二天他和马寒冰就拿着谱好的曲子去王震司令员那里汇报。王震听后，对曲子大加赞赏。马寒冰向王震建议把歌子印出来，发到各部队，以鼓舞士气。王震同意。歌曲一发下去，立即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欢迎……
13日，第四师前卫十二团车行至哈密。15日下午；郭鹏、王恩茂率二军军部进人哈密。
哈密是新疆东部的门户，是进疆后的第一片绿洲。但1949年10月，郭鹏眼前的哈密却是一派惨状：
整整一条大街，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激战似的，变成了一片废墟；黑烟在上面滚着，死尸在下面躺着，有些木料上还有火苗子在冒着、跳着。从火里逃出来的人们也在街头挤着，哭着，叫着……实在让人惨不忍睹。
这就是那些仇视新疆和平解放的家伙给我们摆下的一局乱棋。他们希望我们发怒……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起义部队与我们之间挑拨，而兴风作浪，找到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机会……
郭鹏、王恩茂下车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救火。
哈密专员尧乐博斯是受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民族敗类。解放军进城前，他制造一系列破坏活动，挑动部分起义部队哗变；解放军进城后，他却假装殷勤，张罗宴请、接风之类的无聊事情，背后又在挑拨解放军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为了防止以尧乐博斯为首的反动分子制造最敏感的民族矛盾，部队进城后在广场上露营，不进群众家里打扰。对于穆斯林心目中的神圣所在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各部队早已派兵守护。
二军政治部主任左齐最忙，刚刚拜访过哈密各族各界名流，又召集各机关公务人员谈话，不大工夫，又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广场上，把一只独臂伸向群众，生动地讲解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一阵寒风卷过，把他右边那只空荡荡的袖子吹得飘舞起来。风虽寒，聚集在广场上听他讲话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
二军各部继续南下，过了一座座西域名城：鄯善、吐鲁番、焉耆……
战士问郭鹏军长：“到地方了吧？”
郭鹏打开地图一看，天啊，新疆真大，坐着汽车轰隆轰隆跑了。
十几天，才刚踏进南疆的边缘。
他对战士们说：“把脚上的血泡穿一穿，继续走吧。”
郭鹏对着地图估算了一下，即使以南疆的中心喀什为终点，也还有千把公里要走，更不要说昆仑山下的于田和帕米尔高原的蒲犁（即今塔什库尔干县）了。算来，进军南疆的任务，才完成了不过—半。
从酒泉出来时，有缴获国民党军的400多辆汽车，什么“雪怫莱”广老羊毛”……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都是老蒋用“剿共”换来的“美援”，抗战初期是好车，跑了十几年，如今已“上了年纪”。配属二军下南疆，一路走一路坏。司机们聚在一起，说起了怪话：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
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到焉耆时，400多辆车中的三分之一已经开不动了，剩下的三分之二，为了接第二梯队，又要减掉一半。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仅剩一百多辆。分到各团，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完全没有可能。
这时，二军党委作出决议：各部立即徒步前进，到达指定位置！
10月26日，第四师由焉耆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徒歩前进970至1195公里，分别进驻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等地。30日，又集中载运辎重汽车运一个团到莎车。12月1日，第二军军部率四师主力进驻喀什，与三区革命民族军一部胜利会师。
二军进疆最苦的部队当数四师骡马大队，从酒泉出发，没有坐过一天汽车，跋涉61天，行程将近3千公里，到达喀什。
翌年3月，由二军精心挑选的部队，冒着狂风暴雪，进驻中印、中巴边界之隘口巴扎大拉和赛图拉，军教导团一部进驻蒲犁至此，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南疆1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
第六军进疆比二军“牛气”，坐飞机。
1949年11月4日，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率领第六军，幵始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6日，军直和第十七师先遣队飞抵哈密、迪化，至1950年1月13日，该师除炮兵外，全部空运至迪化，这次共出动飞机1033架次，运兵1万2千多人。
11月6日，王震率第一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
11月下旬，彭德怀、张治中、贾拓夫从兰州飞抵迪化。
12月17日，第一兵团与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在迪化胜利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
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
同日，中央军委命令，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民族军的前身是伊犁、塔城、阿山地区革命初期形成的各地暴动武装，随着三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1944年11月在伊宁成立了三区临时革命政府。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颁布命令组成民族军，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1万多人统一了编制。民族军的成立，标志着三区革命武装斗争进人了一个新阶段——笔者注）。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苏联籍，1953年经组织批准去苏联治病未归——笔者注），政治委员顿星云。
1950年元旦，各部队加菜会餐。
王震来到一个连队，见每桌都有四个菜，很高兴，他指着一盘菜问战士这菜叫什么？”
“洋葱。”
“不对，是皮芽子。”王震纠正说。
大家笑了——维吾尔族老乡把洋葱叫皮芽子。
这大概是王震将军学会的第一个维吾尔族词汇——也许不足，他至少还应该知道“亚夏松”（维吾尔语“万岁”之意——笔者注），因为近来，他曾无数遍地听到过这个词。
1950年8月1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23周年纪念日。
南疆于阒。
天空一片碧澄，儿片云彩悠悠地飘着，太阳给它们涂上了淡淡的红色。
一支由7个民族136名官兵和400多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举着“向西藏进军”的战旗，高呼着“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口号，在各族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出了于阗县普鲁村，向冰天雩地的喀喇昆仑和冈底斯山迤逦而去。
他们将穿过漫长的无人区，把五星红旗插上斯芬克司般的阿里高原。
狞野的喀喇昆仑山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支敢于接近它的队伍。它带着诡秘的微笑等待着他们的结局。
在喀喇昆仑山的苍老记忆黾，曾经有过不多的几个汉代的中国人试图靠近它。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遣副使到于阗，攀登昆仑，探察于阒河源。可惜两千多年前的那次探察活动的洋情，没有留下任何文宇记录——也许，那些勇敢的闯人者在走向喀喇昆仑的时候就已走向了死亡。文字的空白绝不会是修史者的忽略。
那时起，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由雄伟的雪山、巨大的冰川以及狭窄的峡谷组成了一片广袤得可怕的神秘地带。悠悠两千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再没有关于它的只字片言的记述。喀拉昆仑和M底斯山的阻隔仿怫无法超越，法显、玄奘这些世界最早的大探险家西行南亚，也远远地避开了它，而选择了虽然高峻却相对平坦的葱岭（即帕米尔髙原）。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从意大利经丝绸之路到中国，走的也是葱岭。马可？波罗在中国一待就是17年，归国时，又沿老路经葱岭回到了威尼斯。冋到意大利的马町，波罗命运多舛，在城市之间的战争中成了俘虏，受尽牢狱之苦。在无聊而凄冷的监狱里追忆中国之旅，成了排遣痛苦的惟一途径，他在黑洞洞的深夜里睁大眼睛回忆，丝绸之路上的一景一物都历历在目。白天，他再用鹅管笔把它们记下来。这种创作方式，有点类似于受宫刑之耻的司马迁写《史记马可？波罗还没出狱，一部关于中国的《游记》却使这个囚犯名声大振。
马可波罗的《游记》一时在欧洲洛阳纸贵上流社会的聚会中，谈论《游记》中的中国成了时髦。
至此，关于喀喇昆仑和阿里髙原的认知，外界仍是一片空白。
又是600多年过去。终于，在19世纪后半叶所谓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中，有人把脚踏上了这块鲜为人知的七地。
那是些敢于冒险的外国人。
不排除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对于新疆都是虎视眈眈，沙俄得地利之先，而英国则视新疆西南部为其势力范围。在那些进人新疆的探险家中，当然不乏纯粹以探险、考察、解谜为目的的科学家，但列强图谋的痕迹亦随处可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俄国探险家中，职业军人就不下四五十人，从军士到将军。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翻越喀喇昆仑山到阿里再到西藏首府拉萨，或者翻越喀喇昆仑山到印度，都是艰难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冒险。而在科学探索上，他们又几乎都偏执得可爱。因此日后对他们的评价，成了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喀喇昆仑和阿里髙原来。
当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为了顺利进人那片山地，在喀什和道台黄大人以及各地按办握手言欢，觥筹交错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正在中国广大地区蓬勃掀起，这使斯坦因胆战心惊，但闭塞的南疆地区竟未发生任何反响，这使他的探险能从从容容地进行。
斯坦因不是最先走向喀喇昆仑山的。
最早进入喀喇昆仑山的是英国植物学家亨利？斯特雷奇，史书对他的记载不多。他于1847年探察了喀喇昆仑山，沿途搜集了很有价值的植物标本，皇家地理学会因此授予他汤普森金质奖章。他是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位登上喀喇昆仑山的人。
10年之后，乐于冒险的普鲁士人阿道夫、赫尔曼、罗伯特三兄弟受沙皇俄国派遣，从拉达克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到阿克赛钦，又沿喀拉喇什河到喀拉格托克山口，然后三兄弟又取道吉利雅和哈尔噶里克赴叶尔羌（即莎车）、喀什噶尔（即喀什），阿道夫被叛乱的倭里罕处死。他的兄弟绘制了喜玛拉雅山和天山的详图，并带回1400种土壤样品和植物标本。沙皇授予他们“萨昆仑斯基”的头衔（意为“攀登过昆仑山的人”）。
之后的几十年中，从塔克拉玛干北缘绿洲走向喀喇昆仑山和藏北髙原的外国人渐渐多了起来。当然，并非全是成功者，英国人査理的尸体埋葬在藏北高原的一个木匣子里，他的父亲也死在这里。法国探险家莱因斯受了致命的重伤后，被扔进了河里……当然，受雇于外国探险家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藏族向导和役工，死在那条路上的，更是难以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