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十几万的文字，我感到从没有过的疲惫，就这个活儿的重量本身，不至于让我叫苦连天，何况自己每天捣鼓的就是文字，但这种从内心里渗透出的疲惫是从没有过的。
从1月份接受任务，与北京记者团一同到“冀联”采访，到十月底完成初稿，10个月的时间写了十几万字，可见我的文字效率之低（尽管这期间还完成了两个中篇小说的创作）。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感到很累。在这之前，虽然也写过一些所谓的报告文学，但都是些万儿八千字的，采访一两次，再找些参考资料，东西也就拼凑出来了，写完如释重负地叹口气，再也不顾及它了。但这次，面对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和要采访的对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必须把我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这里，必须不厌其烦地去刨根问底，弄清一切事由的来龙去脉，哪怕是一个细节的真实，同时，我还要翻一些医学、教育学、老年理论学等方面的资料，急用先学也好，立竿见影也罢，总之，要往书里塞些装门面的东西，不然，这本单薄的书会更加“单薄”。我之所以急功近利地这样做，主要是我面对的采访对象及他的事业包容并覆盖了这些层面，我在操作中，哪怕是丁点儿的投机取巧和不经意间的偷工减料，都会给我的心里造成长久的不踏实。
尽管我如此的谨小慎微，但不论是在采访过程中，还是在初稿完成后的审阅时，我与邹本兴之间，还是经过了几个“回合”的磨合。
10月底，我怀揣着初稿，第六次抵达石家庄，接受邹本兴的审查。这次邹本兴在学校里不算忙，但又赶上家里修房子，白天几乎没时间看稿子。我把稿子给了他．不好问他什么时间能看完，只是婉转地告诉他，书今年要印出来。邹本兴答应说，一个礼拜后跟我交换意见，我说我就在石家庄等了。
一个礼拜的时间不算长，但对我来说，却不大好熬。从北京带来的两本小说都看完了，我又上街随便买了一本，平时，不敢出门，怕邹本兴打来电话，或到招待所来找我，但又不敢催，因为我给他的时间本身不算富余。但我赖在石家庄不走，不催也是催，而我心里有底的是，邹本兴是个急脾气，更是个守信用的人。
果然，在第七天头儿上，邹本兴主动来找我，坐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本书能不能两年以后再出，两年之后，我还会有很多的素材告诉你。”我问他：“为什么要等两年以后再出？”他笑了笑说：“我认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冀联’已经宣传得差不多了，该告一段落了，现在需要等一等，看看‘冀联’是否能经受得住考验。另外，我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实现，比如‘一二三四工程’，比如附属医院和两个研究所的正常运转等等……”最后，他又一语道破天机，说有好多典型先是宣传得很火，后来慢慢就垮下来了，比如，全国十大优秀企业家，有几个经受得住考验的？
，尽管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还是让邹本兴给弄懵了，我是让他来审查稿子的，而不是来确定选题的，现在不是能不能写，而是写得怎么样的问题。
我在多次采访中，已经发现邹本兴是个相当谨慎的人，他的思维无定势可言。有的只是急剧的变化，有时让你无从捕捉，他很谦虚，有时显得有些过分。我在几次采访中，他都流露出诸多的顾虑。比如，不写或少些与干休所个别老同志之间发生的矛盾或者误会，比如，创办“冀联”的功劳要与几个老同志平分秋色，比如，家里的矛盾等等。总之，在我动笔之前，就设了很多“禁区”，这些意见我在写作过程中都注意到了。我觉得我还是个明智之人，写这本书虽然不是给邹本兴个人树碑立传，但也犯不上为了某种需要，而对主人公和所涉及到的人造成伤害，或者不好的影响，那就不仅违背了写这本书的初衷，同时，也划不来。
我低头思考了一阵，对邹本兴说：“邹院长，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再讨论了。”我说的很坚决，不容置疑。
邹本兴见我是这样的态度，笑了笑，把稿子拿了出来，说：“既然非要出，必须把里边的有关章节删去。”
我把稿子拿过来，见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他修改过的痕迹，甚至连错别字也校出来了，由此可见，他看得相当认真。我仔细看过，他要求删去的两章，是关于写他的家庭和个人情感方面的，这是我最珍惜的两章。说实话，在这十几万的文字中，也只有这两章，才能赚取读者一些眼泪，也只有写这两章时，对我的情感神经才是一次全方位的调动。我想跟邹本兴讨讨价，让他放我一马，但他很坚决，几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好大一阵子没有说话，也只好妥协。最后，邹本兴在稿子上签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北京军区首长、机关的同志们及李西岳同志对冀联医学院和我的鼓励与鞭策，文章内容情况属实。如果出版发行，请删去第十一、十二章。谢谢。
邹本兴2000年11月6日
面对邹本兴赐予我的“尚方宝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我还是对邹本兴充满了理解。
从石家庄回到北京以后，我顾不上喘口气，赶紧按照邹本兴的“指示”在电脑上操作，因为，这本捣鼓了将近一年的“小册子”再也不能耽误了。
与邹本兴的最后一个“回合”，使我更加认识了他。在过去的采访中，我只知道他办学确实不为利，但现在又进一步证明，他更是不为名，真正的不为名利所累，不受名利所趋动。过去我也采访过一些典型人物，大都是怕你写的不透，怕书太薄，怕没拔到应有的高度，而邹本兴却截然相反，由此，我再也不敢问他究竟为什么办学了。
我不得不承认，在写邹本兴的同时，我也应该向他学习，他身上许多闪光的东西，我都不具备，而且也学不来，但我会努力。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这本“小册子”虽然薄了点，但在采访、写作和出版当中也麻烦了不少人。比如，某集团军宣传处的同志，石家庄红军路干休所的部分老同志，军区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的领导和同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