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本兴办学13年，究竟挣了多少工资？冀联医学院财务处董处长给我算了一笔账：学院创办前几年，院领导根本就没有领工资这个概念，每月60元收入只能称为岗位补助。从1993年起，才设立了160元的工资，加上岗位津贴和奖金，每月顶多也就200多元。到了1997年，学院发展规模大了，有了一些家底，邹本兴等院领导才拿800余元的工资。照此推算，13年来，邹本兴的工资加奖金共从学校领走了7万余元。
然而，这7万元，邹本兴是怎么开支的呢？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一笔笔开支中，他就花去了2至3万元：救助贫困学生；支援灾区；捐献希望工程。平时出差杂用，有许多开支也从他的工资里报销了。
邹本兴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穿衣服也很凑合，可以说没什么乱花钱的地方，所以，他身上不习惯带多少钱。他说，钱不是个好东西，没事尽量少跟钱打交道。跟钱太亲近了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不利：一是容易受到它的腐蚀，二是它容易让人产生浮躁，三是它容易让人变得自私。
邹本兴这样看待钱，我很钦佩。
跟邹本兴一起办学的几个老同志，谁也没看重钱。如果有一个人惟利是图，“冀联”的班子早就散伙了；如果几个老同志把资产瓜分，他们都成“千万富翁”了
邹本兴没看重钱，凡是到“冀联”跟老邹干的，都没看重钱。如果大家都往钱眼儿里钻，“冀联”发展不到今天；如果老同志们中间有谁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冀联”的领导班子早散伙了。
有人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搭”。邹本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也是颇费脑筋的，有些人，很懂经营之道，也很有经济头脑，但他不敢用，他怕这些人因为特别看重钱而成为合作的障碍。办学虽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毕竟有赢利行为，而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大把大把的钱会在手里周转，面对它，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有不少人在一起搭伙计，形成这样一个周期，即搭伙、红火、散伙，周期很短，节奏很快。搭伙的时候，像拜把兄弟一样，海誓山盟，赴汤蹈火；散伙的时候，有的不欢而散，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其起因，大都是为钱，说是“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而在实际操作当中，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天长日久，钱就成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邹本兴在老战友们中间选择合作伙伴，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曾在战场上经过战火和生死的考验，有过比金钱更重要的生命体验，生生死死，在一起搭档了大半辈子，后半辈子再联手合作，虽然成功与否没有绝对把握，但起码不会因为钱而撕破脸，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初，邹本兴分别找到程新喜、孙宝太、孙树和、陈丕海，和他们商量办学的事，大家最大的压力是能不能把学办起来，能不能把学生招来，一直到各自从家里拿出5000元现金，没有一个人提出将来怎么分红，甚至没有人提出，假如学校办不起来，学生招不来，这风险该怎么担。在80年代，靠工薪收入的老干部，腰里并没有多少钱，可是掏钱的时候，谁也没有含糊。钱拿出来，甚至连个手续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形的“君子协定”。“冀联”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红火，学校有了积累，没有人提出是否分红，是否抽回本金，学校要买地征地盖校舍，扩大规模，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知道，民办学校的固定资产不属投资者所有，将来一律归国家。大家也都看得见，有些民办学校，不管有多少生源，也不盖自己的校舍，完全像打游击一样东租西赁，哪一天学校办不下去了，把积累资金一分，人走房空，自己什么损失也没有。
老同志们并不富有，老同志们不吝惜钱。当年盖校舍，遇到物价飞涨，预算出现缺口，需要每个人加大投入的时候，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含糊，没有人动摇。到最后，按当年集资时定的利息标准，十几年了，由利变成本，每个人的集资数额已高达40万元，至今没取分文利息。为什么？因为学校里资金短缺，因为该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因为院长邹本兴没主动往回拿一分钱。
副院长杨树青上任的第一个月到财务处去领工资，他发现自己的月薪竟是200元。到家不好意思跟老伴说，但他从老同志们身上看到了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冀联”现任副院长杨树青在职时是河北省爱卫会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厅级干部，并有高级职称。1996年退休后，有一家单位聘请他去当顾问，月薪2000元，人还没去，名片就给他印好了，但他没去。正在这个时候，邹本兴找到他，问他愿不愿到“冀联”来，他没任何犹豫地答应了。自“冀联”创办以来，不管是作为省爱卫会办公室的主任，还是作为《健康报》驻河北省记者站的站长，杨树青一直关注着“冀联”的发展，他先后采写了上百篇关于“冀联”的报道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冀联”的专职报道员呢。在职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河北省内不管是国办还是民办的医学院，他都跑过多次，但对“冀联”印象最深，他对邹本兴等几位老同志的敬业精神及教学管理之道尤为敬佩，同时也看出了“冀联”的发展潜力。所以，邹本兴找他一谈，他没做任何犹豫，甚至没问给他个什么官衔，每月给多少报酬。
杨树青上任的第一个月，财务处通知他去领工资，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月薪竟是200元。尽管他到“冀联”来看重的不是钱，尽管他预料到这些老同志们报酬不会很高，尽管自己做好了无私奉献的思想准备，但面对那两张百元人民币，他脸上还是火辣辣的，他感觉自己是不是太掉价了，太贬值了。回到家，老伴问他：“月底了，发薪水了吧，领了多少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随口说：“七八百吧。”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但他很快调整过来了，因为他从老同志们身上看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们那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他们那种把事业看做生命的高尚情操，他们那种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当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今天，还有这么一些不受金钱诱惑，不为名利所累，不遗余力甘心情愿为社会做贡献的同志，难道你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是幸福的，是高尚的吗？
在职的时候，杨树青到下面的医学院、医院检查工作，享受着厅级干部待遇，好吃好喝，住大套间，走到哪都有人陪着，到了“冀联”之后，这种待遇没有了，但他很快适应了。他到老家献县招生，人家知道他是副院长，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就给他安排在了枣城宾馆的大套间住。等主人一走，他偷偷退了房，住到了小旅馆的普通间，第二天一早，在小摊上吃碗面条，就去办事了。都说由俭变奢易，由奢入俭难，杨树青用自身实践修正了这一说法。
孙宝太带的3000元公款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无独有偶，程新喜的2500元买书的公款也遭扒窃，他们谁也没跟学校反映
自办学以来，老同志们不仅与钱无缘，而且还承受过一些意外的损失。
一次，孙宝太带着3000元公款坐公共汽车去市里办事，下车的时候，往口袋里一摸，钱全部被小偷偷走了，急得他大喊大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孙宝太哭了。一个70岁的老人是不轻易哭的，但孙宝太已经顾不上自己是否失态，因为那3000元，对于他不是个小数目。在几个老同志当中，孙宝太在职时职务最低，他是在副团职的位置上离休的，房子小，儿女多，工资少，花销大，集资办学的钱，大部分是借的，小部分是自己省出来的。在院长们中间，孙宝太的经济条件最差，但他是爱面子的人，从来不说穷，什么事都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后来，邹本兴知道了孙宝太丢了公款的事，想在支委会上提出来给他把钱补回来，孙宝太坚决不同意。
无独有偶，一次，程新喜在北京给学校买书的时候，也被小偷偷走2500元钱。程新喜虽然没哭，但心里也觉得挺别扭，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儿子知道了，宽慰他说：“不就两千多块钱嘛，我给你补上。”老伴也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这事，程新喜一直也没跟学校说，他只是不住地埋怨自己倒霉。
“冀联”15座大楼盖起来了，固定资产也有了6000多万，如果以赢利目的办学的话，以邹本兴为代表的五位老同志，每个人都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可谁都知道，这6000多万固定资产与五位老同志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