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我大学毕业了，原本有个去海南的名额属于我，但我还是受不了留校的诱惑，因此留下来做了下一届新生的班主任。四年过去了，我还是名助教，直到第八年我才正式转成讲师。这期间我结了一次婚，老婆是别人介绍的，在一家银行里工作，婚后我才知道这个叫王岚的女人小时候曾得过抑郁症。王岚解释起因是她父母离婚，她用抑郁症来表示抗议，问题是她父母才不在乎她得不得什么抑郁症，劳燕分飞后，抑郁症便成了她父母送给她的纪念品，后来又转赠给我。王岚平时看上去都挺好，对我也不错，但如果她开始怀疑我在外面搞外遇，她的病就宣告发作了。王岚乱摔家里的东西，花瓶、暖瓶摔得最多，因为它们扔起来最顺手，像手榴弹、炸药弹，不过最后这些东西还得由她买回来填补。等王岚气顺了，我会说，你不要尽扔便宜的，电视机、空调、冰箱，这些你为什么不扔？对了，还有这房子，你最好一起摔到大街上！我想像我们的房子摔碎时在大街上腾起的那朵蘑菇云——这些东西都是王岚买的，王岚有钱，但她手贱，好在她总会清理，总有好转的时候，她发病的概率也不频繁，王岚把自己破坏的部分修补好，再向我道歉，这家也就算完好如初了。现在，王岚发病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花絮、插曲、磨难，因为我肚大能容，这日子也还能将就着过下去。有时候，比如蹲在马桶上，或泡在浴缸里，我脑子里往往会过电一样猛地闪过去一个念头，我会想象当年去海南后的情形，我知道这很可笑，但还是会心甘情愿地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一直想很久，王岚当然不知道我都在厕所里干些什么，所以她叫我茅厕专家，又叫我伦敦（能蹲）先生。
有一天晚上，大概夜里十点钟左右，我们家的房门忽然响了。有人正在敲门，这么晚来的夜客通常都是王岚负责接待，但当时她正在厕所里，所以是我去开的门，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把门一拉开，就呆住了，脑子里轰的一声，像响起了炸雷，因为门外站着一个同我几乎一模一样的人，这简直比遇到鬼还要让我惊心，门边就像被人放了一面镜子。等我稍稍定神，我就发觉那儿不可能有一面镜子，因为门口那人从穿着到发式、姿势都与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还发现来访者的岁数看上去比我要大。但这些都是细节了，关键是他看上去和我那么相像，差不多可以说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惊悚，脸上一副坏笑，是那种你怎么也逃不掉了的表情。
我的惊奇是肯定的，因为我父母亲从来就没告诉我还有个兄弟，看起来我不仅仅有一个兄弟，而且很可能是个双胞胎兄弟，否则我无法解释屋外为什么会站着一个与我如此对称的人。对我们家来说，这可能是个丑闻，我父亲有个他并不知道的儿子，当然错误也可能直接发生在产房，我的一个哥哥或弟弟刚出世时就被某个狠心的陌生人抱走了，三十年后他跑来认祖归宗，电视里常常演一些类似的连续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不光彩的，需要遮掩的事实。所以当时我把他拦在门外，反手把门关上了。这时候王岚在厕所里问，谁啊？我真是糊涂了，连这么一句重要的问话都没有注意到。
我摸出一包烟，手忙脚乱地抽出一支发给对面这个十分像我的人，等他抽了一口，开始辨认香烟牌子时我才小心地问，你是——我需要的答案前面已经有了，我当然不希望他告诉我他是我什么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但他的回答还是吓了我一跳，他说，我就是你啊，显然他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可笑，脑袋都配合地向后仰起来。停了停，他才说，我来是响应召唤——说完他又嘎嘎地开始笑。他的表情真像在开玩笑，不过说实话，这种笑还真让我想起点什么，刚结婚时王岚就说我的笑怎么像一只公鸭子，笑得那么干巴巴的，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它戒掉。我开始有些恐怖了，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事，但我又的确没做梦。来人才不理会我的感受，继续往下说，毕业以后我去了海南，我就是前往海南的那个你——这怎么可能？来人不说话，突然冲我一挽袖，亮出手掌——就这么个动作，让我有种被雷击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手腕上也有这样一道，那是我小时候翻单杠时留下的：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像对表一样比着那两道伤疤，我的意图更明显——就是要把对方否定掉。但让人绝望的是连伤疤也一模一样。
接受这个现实我只用了几秒钟，我想起我曾经在抽水马桶上干的好事，如果那也叫“召唤”的话，我只是没料到会招致恶果，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来犹豫了，王岚已经提着裤子冲了出来。她拉开门，脸上是我熟悉的那种不可饶恕的愤怒和沉痛，接着她绕过我，提着那条并不急着往上拉的睡裤，就这么开始在我前面的走道上四下打量起来，她甚至走到楼梯口朝楼梯上下张望，回来时差点就冲到那个来访者的身上。我盯着那个家伙，而那个人呢，他刚刚还自称是我，这时用一种很男人的眼光看着王岚，很下流，王岚的鼻尖就要递到他的胸脯上了，他还是一动不动。就这么一下，我发觉王岚其实并没有看到他，这个人是王岚所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在王岚眼里，走道上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王岚终于收起她敏感的鼻子，狐疑地看着我，说，你疯了，三更半夜在外面鬼叫什么？有鬼勾着你？走道上的灯是声控的，王岚一说话它就立即打开。我看了一眼那个我，他甚至连位置都没换一下，他大概很想知道我如何处理这个难题。我松了口气，只要王岚什么也看不见就好办了，有条狗在我们门口拉屎！我这么说话时眼睛却瞟着来访者，在王岚眼里我一定在望着虚空说这番话的。准是七楼的，他们家的狗就爱这样！王岚说，她可能不放心，又停了下来，那家女的我劝你不要去惹，那可不是好东西！王岚气呼呼地走进去，走道上的那个人忽然笑起来，有些幸灾乐祸，又好像见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当然没有把他丢在门外，既然王岚看不见——说句实话，这时候我心里面复杂得要命，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自己丢在走道上吧？这话听起来挺别扭，但实情就是这样：我不能把我丢在外面！王岚站在客厅里冲着电视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七楼那个让她生厌的女人，说她对男人有奇效的狗眼睛，她对敌人的态度是从不宽恕的。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跟在我后面进来的那个家伙突然间说了一句话，本来我已经打了个手势让他不要说话，可他连这个忙也不肯帮我。他说，这儿还真不错。他指的是地板，装修用的都是最高级的石料，名字叫玫瑰红。我本来找了双拖鞋给他让他换鞋子，可他站在那儿只顾说话了。王岚听到了回过头，你还不进来，站在门口晃什么？——咦，你怎么又穿上西装了，又想去干什么，这么晚了，你想去干什么？她眼睛看着门口，天啦，她终于看到了，门边应该站着她的两个一模一样的丈夫，他是——我绷着脸想编故事，可一时没想清楚让他做我的哥哥还是远房表弟。王岚的眼睛立即又跑到我脸上，咦，你没穿外衣嘛——这么一说，她就痛苦地捂着脸，摇起头来，她揉了揉眼睛，然后说，我明明看见你刚才换了衣服的，你总是这样骗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支吾了一下。只好发誓，我从没有换过衣服，整晚上我都和你在一起，你又不是没看见。这是真的，所以说的时候我痛心极了，也委屈极了。我没有说假话，所以我用脚拼命地跺地板。我猜想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说话，我们中间谁只要一说话，王岚就能看见。王岚相信了，她把这归结到她的眼睛，她的脑子出了问题，她说，完了完了，我的头晕得要命，我又忘记吃药了，完了完了——王岚说话的时候，整个身体也跟着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幅度越来越大。我把王岚送回她的房间，发病时王岚有一间单独的诊疗室，喂她吃了药，药效发作前王岚就平静下来，但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她求我，不要再穿那套肮脏的西服了，那样做并不好！我点着头答应她。
客厅里只剩下我了，当然并不是只有我。尽管我希望这只是个幻觉，一时紧张或情急之下发生的幻觉，等我出来后客厅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个自称是我的人还在，他早已经走进来，脱了鞋，横躺在沙发上，那家伙正在看电视，茶几上王岚吃的零食已经被他吃了多半。他看着我，问：搞定了？我真不喜欢他的普通话。我说，你还真随便！我看到他连我给他准备的拖鞋都没换。那当然，和自己还客气什么——你对你自己还不了解吗？那倒是。我只好自己解决了，去卫生间取来拖布把那肮脏的鞋印拖干净，把果核、果皮扔进垃圾桶。那个家伙这时候又囫囵地爬起来，告诉我他还没怎么吃过饭，这样我只好去厨房给他弄吃的。十分钟后，我煮的一大碗鸡蛋烫饭已经被这家伙干光了，他又开始提出新要求，我要冲个凉，他说。因为在海南，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冲凉的。
卫生间里响起哗哗的水声，我翻着一张过期报纸，脑子里想的却是当年为了留校还是去海南所受的煎熬，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在学校网球场边的那副双杠上坐着，玩一会双杠，再抽一会烟，既害怕这个又担心那样。如果前面发生事情都成立，那么这也是那个“我”经历过的。我去海南就会变成这样子？这就是那天最后决定诞生的怪胎？蛮横、霸道、自以为是，还有他刚才狼吞虎咽的吃相，真不像个发了财的人，而当时去海南谁不是想去发财？这么一想，我真该为当年的选择庆幸了，但这时候我连一点庆幸的心思也没有。那个家伙出来了，光着身子，仅仅在小肚子上松松地围了块浴巾，我注意看着他，实话说，他的体形倒保养得真好，不像我，早在几年前小肚子就出来了。这家伙知道我对这些感兴趣，慢条斯理，有滋有味地做给我看，问我有没有啤酒，让我给他倒杯茶，又点上支烟，然后才躺在沙发上开始讲他在海南的经历。原来他真的没有发财，而且在海南不到两年就把工作丢掉了。
那家夜总会全是这种女人，富婆，有钱女人有的是，有那么两个可真是迷恋我——说到这儿他又嘎嘎地笑，原来在海南他就是干这个。有什么不好？有钱赚，还有人玩——你不知道那两个碰到一块有多可笑，都想让我晚上去陪她们，隔着吧柜就打起来，你朝我扔一杯酒，我朝你丢一杯咖啡，后来她们就开始比钱，谁钱少谁滚蛋——我最后还是选了那个年轻点的，年轻的弹性也要好点——
我小腹那儿有些发热了，这些难道就是我在海南干的事情？这些记在我名下又不曾经历的事，让我又惊又妒，就像一个女人忽然跑来要我为昨天的风流负责任，但当时我却喝醉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我渐渐有了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被人赚了便宜还只能吃哑巴亏。这时候我注意到“我们”已经开始用“我”来谈论对方。我说“我”不是变化太大了，毕业的时候，怎么说我也是很理想化的人。他又一次嘎嘎地笑，“我”现在不是不理想化了，有个有钱的老婆，即使脑子有问题。他停下来，再次嘎嘎地笑，以此显示他的优越，他的意思我明白，不要对“我”太苛刻了，这家伙总结说，以前是多么幼稚——当年“我”还去练体操，想当世界冠军，真可笑，其实好好做个人都不容易，对不对？看这儿，他的手忽然间一举，露出腋窝下的一处伤疤，好像是块刀疤，从后背一直划到前胸，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是被人砍的，不容易啊，对不对？还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好，平稳悠闲……
那处伤疤是我没有的，没有却发生的事情让我有些糊涂了。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地想，这家伙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看到沙发上已经空了，“我”光着身子正坐在客厅里吃早餐，他给自己煎了两只荷包蛋，就着一杯果茶啃面包。王岚已经去上班了，她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找了，那套西装已经被我烧掉了！你怎么变成这样，请你以后不要把这种东西带回来！纸条那个家伙当然已经看到了，我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但他却笑起来，并咂着嘴说，有意思，有意思。这样我只好找了一套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这天上午虽然没我的课，但我必须去系里看一下，本来我想把他留在家里，可忽然间我多了个心眼，我猜他要是以我的名义去抢银行怎么办，或者跑到幼儿园强奸幼女？这样一来事情可全落在我的名下，虽然我一向对自己的道德有把握，但对经历海南的“我”却不敢打包票。所以我决定把他带到学校去，而他因为可以故地重游而显得跃跃欲试，我只得告诫来访者，和他约法三章：第一不准出声，第二不准打女学生主意，第三要听我命令，一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没想到的是系主任那天会来找我谈话，系办公室秘书来通知我时我心里就突地一跳，这种时候找我的确很难有什么好事情。两个星期前我班里的学生出了一桩事，两个学生恋爱，因为女方突然怀孕两个人便跑到一个公园里服毒自杀，虽然他们都被抢救回来了，但给学校还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结果男的开除，女的留校察看。系里虽然已经开过会，班里也专门开过会，但从办公室秘书的表情来看，系里并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过去。
我跟在罗秘书的身后，跟着他像那名被开除的男学生一样朝系主任办公室走着，这时候我当然不好说话，我用眼角向那个来自海南的公鸭示意，让他不要再跟着我，但那家伙浑不在意，还很可气用手指比了个“三”。办公室越来越近了，我虽然气急败坏，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系主任正在读一本厚厚的英文版的工具书，早年他曾留学苏联，但为了表示他还精通英文，所以在公共场所我们的领导总会抱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看得认真，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我猜他更可能是不想理睬我，理由之一就是系主任在我进门的时候忽然间把书上的英文念出了声。我站了会儿，看他还没有理我的意思，就直接在墙角的沙发上坐下来，同我一起坐下的当然还有那只海南公鸭，我看出他多少有点想上去和故人相认的意思，赶紧朝他竖起了食指。
系主任有多大了？我毕业的时候他就差不多快六十岁，现在他大概有七十了吧，还这么勤奋好学。有那么一会儿我只好靠猜测他的年龄来打发时间，研究他为什么眉毛都白了胡子却还是黑的。系主任终于尽了兴，到一个段落后老头停下来，小心地用笔在刚看过的地方做记号，然后长吁了一口气，才抬头打量我。来了。系主任取下鼻梁上的眼镜，边揉眼睛边说。学英文啊，主任？我选了一个他喜欢的话题。是啊，系主任把合拢的书重新打开快速地翻着，最近我在研究心理学，还是原版书比较好，翻译的总会有损失，意思不大，我们做学问的人还是要精益求精，对不对？他等我点过头才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要研究心理学吗？来了，从他的口气中我听得出来，和我有关系的正题开始了。我在沙发上坐正，做出一副聆听的样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是我旁边那个家伙，我眼角的余光还能瞥见他，除了我，别人都看不见，所以他可以放肆地在沙发上靠着。
“你认为你班里的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不太明白，所以尽量睁大眼睛等着他说下去。
“你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你的学生，是否可取？我知道你在家里过得并不好，不舒心，家庭暴力引发灰色情绪——可你也不应该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啊！”他大概说的是昨天的主题班会，当时我是说了些什么，比如，你爱对方，就要为对方考虑，所以要节制，要学会忍耐，实在忍耐不下去，学校里不是都装了安全套的机子，只要一元钱，一块钢币，就是在外面买也很便宜——但我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所以我说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来保护自己。系主任这时候从抽屉里拿出一台录音机，按下一只键后，我的声音，那种变得极沙哑潮湿的声音就流了出来。尤其那一句，我说为什么要自杀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拜托你们啦，还可以上医院嘛——听到这儿我就脸红起来，的确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关键是没什么可以值得一提的。有了这一手，的确我连还手的气力都没啦。
我旁边那个家伙终于忍不住笑了，他一笑我就知道老头看见他了。“怎么，你也觉得可笑？”我只好把话接过来，我说我只是教他们怎么不伤害别人，怎么保护自己。
“有这样不讲原则地保护吗？这样的学生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吗？我们能放心让这样的学生成为栋梁？”主任用了几个反问紧追不舍，见我没继续吭声，他才感叹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好的同志，否则当初我怎么会坚持让你留校呢？”他开始擦眼镜，用这个动作表现他的失望。
说实话我心里也难过极了，的确让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失望，没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我没料到这屋里还有一个人比我更难过，更痛苦，就是那只海南公鸭，他忽然间开口说起话来，是啊，他说，当年也多亏了主任的争取，怎么能这样呢——他的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一反手我就打了那只公鸭一记耳光。啪的耳光声音清脆嘹亮，我不知道系主任看见打耳光的，还是挨耳光的，反正他一下子就火了，手里的眼镜往桌上一摔，谢挺同志，你能不能不要在那儿跳来跳去，为什么你总是两面三刀？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气鼓鼓的，把那个冒牌货甩在我身后老远，但我无论怎么用力他还是能跟上来，他一直解释说他只是想帮我，我不说话，只是冷笑。后来我也被他的絮絮叨叨说烦了，我朝他吼起来，帮我？帮得我连班主任都干不下去？那不很好，反正“我”也不想干。那是另一回事儿！去食堂打饭的学生都看着我，大概他们也奇怪我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路上大喊大叫。
我们路过那个网球场，旁边那副双杠还在。海南公鸭看到它高兴得不行，抢先一步跳上去，他先坐在杠上，我们都记得这个动作，因为就是这个动作，才决定了谁去海南。这时候他来了个前空翻抓杠。怎么样，他在双杠上边来回荡着边问我，我的水平有以前高吗？就在他做前滚翻抓杠再接分腿跳时，我眩晕的脑子里忽然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中午显得很漫长，因为热又不能多说话。那个家伙倒是学乖了，遵守第一条遵守得很好，但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否则真不知会招来他什么样的反应，进而引发不可知的恶果。这两天可真是累极了。吃过中饭后本来王岚都会有一个午觉的，但就在这时房门却响起来，王岚跑去开门，她回来后说，真怪，明明听到有人敲门的，打开来门口又没人。我说可能是你听错了，但房门又一次响起来，那个从海南回来的家伙就坐在旁边，我们交换了个眼色。这一次是我去的，门口果然又站着一个“我”。但我回过头对王岚说，没有人啊，是你听错了。我打开门让她看，王岚尽管心里狐疑得要命，还是回房休息去了。
这一回来的就是那个练体操的，十二岁那年进了体工队，比起海南来的那个“我”，这家伙显得更老，衣服上布满了油腻和灰尘，还跛了一条腿，进门时他的动静太大了，一摇一晃，险些把衣架都撞倒。“我已经走了三天三夜了，一口饭都没吃，快给我盛碗饭，没菜也行。”他气喘吁吁地在客厅里坐下，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这么说。我只好把厨房里的剩菜剩饭都给他端出来。我不知道的是这时候王岚其实并没有睡午觉，她一直趴在门缝那儿，把外面发生的事都看在眼睛里。
吃饭时我大概把他的情况弄清楚了，他进了体工队后，因为训练刻苦还差点进国家队。就在攻转身三周跳时，他的一条腿摔断了，只得退役，然后进了一家工厂，现在，他下岗了。海南那个家伙边抽烟，边劝他多吃点菜，还不停地说，这个好，那个有营养。但根本不用劝，剩菜剩饭差不多都被这家伙一口气搞光了，我怀疑就是再煮五个人的饭他都吃得下去。
和海南来客一样，这个家伙吃了饭也开始关心“我”的环境，他站起来，拍了拍那些用红木做的家具，不错，不错，比我那儿强多了，说着，他又跛着一条腿，在房间里来回地晃着，忽然间，他就生气了，他说，知道吗，我现在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斤肉。我看着他的样子忽然间想笑，不行，我这儿也不太好，我老婆还有病。那算什么，我老婆——你看到就知道了，她没有工作，每天在街上捡破烂，还是个暴牙！就在这时，里屋却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显然是王岚发出的，我站起来，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就在这时“我们”就看见王岚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她边跑边喊：“救命啊，救命啊——”王岚从我争边经过时，我一把没抓住，只能看着她拉开大门，从楼梯上消失。王岚大概摔了一跤，滚了几个跟斗，发出一连串砰砰的撞击声。我以为她完了，但王岚很坚强地爬起来，她休息了会儿，才飞快地朝地面跑下去。
本来我准备追出去，但我一想，追出去又能怎么样，如果是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把王岚追回来也没有用。所以我重新坐下，同时打定主意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这两个家伙都打发走。
这个老婆不错。跛腿这么说时，海南公鸭忍不住笑起来。
我不理他们，我说，你们也看到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也完了。
我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
他们都这么说就好办了。我说，我这儿这么小，怎么能一直接待下去呢？再说我的条件这么差——
他们俩敌意地不吭声，好像我说的不是实情。说实话，我还没有哪个时候会希望自己过得糟糕，我从来就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可这时候我这么希望了。
他们终于开口。一个说，我们中间只能留下一个。另一个说，其他的必须死，非死不可！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我没杀过人，也不想杀。但又能怎么办？这时候我看见跛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影集翻看，我灵机一动，想起一件差不多已经被我遗忘的事。我说，“如果选择能产生歧路，那么在美国还有一个家伙，因为你们都是真的——”果然，跛腿把头抬起来——“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前几年，我认识一个女的，我们好了，差一点就结了婚，她的父母亲都在美国，当时我也是奔着美国去的——”
你们睡觉啦？这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杂种，但我发现另一个，也就是那只海南公鸭的兴趣也上来了。我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都是真的，对不对？那么在美国还应该有一个，如果不是王岚跟我闹得死去活来的，我很可能去了，很可能现在他正在加州开着自己的车，很可是奔驰——
这句话还真有些效果，跛腿问，真的？真的，不骗你，杂种骗你！跛腿已经把冰箱打开了，他把里面的火腿肠，牛肉干统统拿出来，他说去美国可得走很远的路。然后他就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轻松了许多，因为房间里就一个海南公鸭需要打发了。我问他，你呢，你不去？他笑起来，说，我已经过惯了资本主义，现在我想过社会主义。
你就不怕王岚吗，还有你也看到了，领导总是给我小鞋穿——
那都不是问题。而且以我在海南的经验，我应付王岚会比你更好，她也会觉得更幸福。
我们不再说话了，只是相对而坐，默默地抽着烟。我们都迟迟没有动手，忽然间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同我一样都没想清楚，该拿对方怎么办，我甚至怀疑他还没有想出一个解决我的办法。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没说错，没准“我”会让王岚幸福，而对付领导和对付王岚的手段差不多，除了不上床，因此没准他应当更适合“我”—一这个想法让我又妒又怕。天色也就在这时候渐渐地暗下来，我不知道时间，这种情形下时间当然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不停地抽烟，桌上的几盒烟都已经空了，海南公鸭抓到了最后一支香烟，他为此得意。就在这个准备替代我的家伙用火点烟的时候电话铃忽然间响了，就在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的平柜上，他的左边，我的右边，所以他尽管和我一样都伸手去抓话筒，我还是抢先一步，我拿到了。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他问：“你是谢挺吗？”
“我是啊，我是谢挺。”就这么一句话，我对面那么大的一只海南公鸭，真像一个影子，像一团烟雾一样消失了，而且从此后永远地消失了，事后我找遍了我们家大大小小的各个角落，我都没有再见到，“我”就像一缕水汽一样从房间里蒸发了，从此再没有出现。
电话是安宁医院的陈医师打来的，他问我王岚是不是我的老婆，因为就在下午王岚在大街上大喊大叫，企图指挥交通，还打了正在值勤的警察，最后她被强制送往安宁医院。王岚在医院也极不老实，还是大吵大闹，她说家里有三个丈夫，有一个还是跛腿，他们跳来跳去，地板还有两双拖鞋自己在走……
可怜的王岚，她跟着我真是倒霉透了。我忍着笑问陈医师王岚要住在医院住多久？陈医师说，至少要半年吧。那么——
我现在就不能接她回来吗？我怀疑这句话会不会问得晚了，但陈医师还是满足了我，回答是不行，现在还不行。
记不清过了多久我才放下话筒，电话里早已经是一片忙音了，我还是不敢放下。我一直对着话筒说，我是谢挺，我是谢挺，我是谢挺——我也一直不敢离开那张桌子，即使我夹了一泡尿，涨得小腹隐隐作痛，我还是不敢离开。我害怕我一离开——哪怕只是几秒钟，我的位置就很可能会被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占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