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白鹤树
白鹤树是故乡的骄傲。
白鹤树其实是棵皂角树，由于栖息白鹤而得此名。
白鹤树在我们村东北的一条小山沟里，是棵千年古树。据老祖先传说，唐朝初年开国大臣尉迟敬德骑马路过此地，见风景极致，下马坐石歇息观望，顺手将马鞭插在地上，眨眼工夫，鞭杆上长出枝干，接着又暴出叶蕾。正在惊奇，枝叶逐渐伸长，一顿饭工夫遂成一棵碗粗的皂角树。敬德知此地乃神奇之土地，于是跪拜后离此而去。
皂角树迄今1300余年，树干需五人合抱，树高十丈有余，树冠覆盖40多平方米。由于枝繁叶茂，每年开春，数以万计的白鹤就从南方一族一宗、一家一户纷纷飞来，落于树冠之上，逐日增多，直至落满每一个枝枝杈杈。远远望去，似满树银花，如雪落松塔，一片银白的世界。走近，却见千万只白鹤在树权间或上下翻飞，或翩翩起舞，或嘎咕啾鸣，或卿卿我我。
清晨，三五成群的白鹤从树杈间飞出，一字排开，嘎咕呜叫着翔过山沟，越过田野，掠过村庄，四散开去；傍晚，白鹤又接二连三从四面八方徐徐飞回，栖于树冠之上。日复一日，成为我们村一道蔚为壮观的自然景色。
人们传说，白鹤是吉祥之鸟，拥有它，庄稼连年丰收，村民延年益寿。大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开始，白鹤春来冬去，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几十年来，白鹤和栖息白鹤的这棵千年古树，为远远近近的人们所羡慕，成为我们村的骄傲。
为此，公元1983年我写过一篇题为《白鹤树》的报道，发表在当时的《陕西农民报》上。也就是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西安通览》一书将白鹤树作为风物载于书中；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及时地在白鹤树下立牌警戒：“此鸟为国家第二类保护动物，严禁捕杀，违者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时隔不久，县******的同志领着省上大员，前来找我，要我就白鹤树一事撰文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祖国大地上奇妙的风物景观，对台湾广播。这篇文章我确确实实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听说反响很大，那些侨居异乡的千千万万的赤子，听到广播，纷纷勾起眷恋祖国、思念家乡之情，不断有人写信和祖国联系，有人陆续回到大陆。我们村有位早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的旧军人叫许平印，如今已六十多岁，听到广播后，回忆起家乡那棵皂角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终于瞒着妻子儿女，通过香港回到大陆。那时，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人，民政部门从省上到县上，层层接待。这位旧军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回到村子后无人认识，连他的亲侄子也不知他是何人。
稍事休息，许平印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去看一看那飘忽在脑海中的白鹤树。县民政局、镇政府、村委会，还有我这个写文章的普通百姓，一块儿领着他去村子东北那棵白鹤树下。跟着去看热闹的村民们闹闹哄哄，相拥相随，一排排站在他的身后。许平印仰望飞舞于树冠之上的千万只白鹤，思绪万千，顿时热泪盈眶。跪拜、烧香、叩首，都在沉默和肃穆中进行……
从此，这棵千年古树，更显示了它奇妙、雄伟、挺拔、博大的神威。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又撰文惦记它，却是缘于一种愤懑，一种不平！
曾几何时，我和千千万万赤子脑海中的神圣之树——白鹤树，被人残酷地用锯子伐倒了，树股做了水车的轮箍，树干做了死人的棺材……谁人所为？我不说，聪明的读者自会猜出一二。
白鹤飞走了，一去不复返了！好端端的令人羡慕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我梦幻中那种作为故乡人为之骄傲的乡情，也随之化为乌有。呜呼！我那可爱的白鹤树；呜呼！白鹤树上那千万只春来冬去的白鹤……
原载《秦风周末》1998年10月23日3版
《金秋》1999年第6期转载
故乡的龙头松
龙头松是一处颇负盛名的人文景观。
二十岁那年，我去灞龙山教书，同事们都说，距学校不远处有一棵龙头松，不但蔚为壮观，而且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于是，五六人相约，由家在龙头松旁边的学生邹海带径，沿着灞水堤岸溯源北上。
步行一个多小时，到青岗坪。此处虽系关中东部的秦岭山脉，但本地人多为江楚移民，所以，民风民俗均与陕南、两湖不差上下。典型的陕南山村，两排低矮的瓦屋，一条石板街道从中穿过。
邹海领我们到家中稍事歇息，茶罢，即向龙头松进发。
刚出村口，就看到沿阶而上的石径大路旁兀立着一棵奇特的松树，邹海手一指说：“那就是龙头松！”
生于斯长于斯的邹海，像大人一样扯起老道的腔调：“话说西汉末年，王莽赶刘秀。一日，王莽的大军来到青岗坪，年仅十四岁的刘秀立即从一户人家后门中冲出，爬上了这棵枝叶繁茂的松树，顺势仰面睡在一股歪斜到悬崖上空的枝杈间。王莽的大军来到树下，只朝两岸青山和大路旁边的溪水张望，压根儿不注意松树中间还仰卧着一名‘通缉要犯’……由于松树的遮掩，刘秀躲过了王莽的追赶，后来登基，建立东汉王朝，称光武帝。为纪念此树救命之恩，光武帝特封它为‘龙松’……”
说来也怪，这龙松从整体树貌观察，颇像一具伸往河水中正在吸水的龙头，有虬角，有龙须，连鼻子眼睛也能意会出来。
只要你用“龙”的意念去体味它，就会发现树干披满周身龙鳞，密密麻麻，与图画中的龙身无异；树股更为奇特，无论大小枝股，皆似一条正在飞舞的龙身，有头亦有尾……
我们五六人合抱，也搂它不严。我们搭人梯，上得树杈间，发现每个枝股朝天的一面，均是平直光滑的，似有人睡过一般。
我们寻觅刘秀当年隐身的那棵枝股，果见伸向河溪中的一条主枝上面，约三尺多宽，既平且直，更有人仰卧于上留下的痕迹，有头枕之穴，有背压之坑，有脚蹬之臼。于是我们轮换着在上面仰躺一遭，体味一下刘秀当年躲避王莽之心境……
80年代初，邹海已在市旅游局工作。那时，我曾担任《西安晚报》特约通讯员，写过一篇风物报道，名《龙头松》，刊在晚报二版上。此文被省上一家电视台看到了，他们当时正在筹拍一部描写旅游干部艰苦创业的电视连续剧，编剧正好是我那学生邹海。
于是，受我那篇文章的诱惑，他们把外景选在了灞龙山，好多镜头也有意放在了龙头松底下；拍电视的时候，导演还特意安排我跟着剧组一块儿去了那块风物旖旎的地方……
后来，电视剧播放了，观众们看到灞龙山那秀丽俊美的景色，看到龙头松那壮观婆娑的雄姿，无不唏嘘称赞。
人们都说，这儿要是开辟一个旅游点，无论那温馨雅致的青岗坪民居，无论那一级胜似一级的石板小径，无论那满坡翠绿的松柏，无论那颇具神话的龙头松，都将吸引着广大的游客。
然而，时光流逝，龙头松依然孤独地奓在河溪之上，依然彷徨地站在石板大路边沿的崖畔上，无人问津，无人开发。
惜乎！是无人认识这一道壮丽的自然景观呢，还是它距城市太远交通不便？抑或是资金短缺，无力开发？
谁要是有开拓的眼光，谁要是有重视人文景观的意识，谁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将故乡的龙头松开辟成为一处颇具诱惑力的旅游胜地！我期待着有人开发的那一天！
原载《西安旅游报》1998年12月21日11版
故乡的自来水
提起故乡的自来水，我常常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
故乡虽然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山村，但在我的印象中，人畜饮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绕着村子流过的河水，时有时无，河槽要比村子低十多丈，而且上游多有污染，人畜无法食用；2000多口人的村子，前后八条街道，守着十多口水井，雨水充裕的季节还则罢了，若遇上干旱年景，村里人就只有望水兴叹了！
改革开放初期，镇上办起了奶粉厂，大力发展奶牛事业，我们村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买回60多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奶牛村。村子里那十多口老井，再也不能满足人畜饮水的需要了，从此，人畜饮水就成了村民们最头痛的头号大事。
十多天后，我从城南一次就运回来三头花花奶牛。这一下，人吃牛饮，每天至少要挑二十五六担水，全是我这个男子汉用一双肩膀从300多米外那口水井中挑回来的。天长日久，我的肩膀上压出了拳头大两个肉瘤子。
男人不在家，挑水的担子自然就压在了婆娘女子娃身上。记得有一次，我从菜地里送粪回来，见老婆趴在门槛里边，满身满脸都是泥水，两只水桶一只滚在门内，一只滚在门槛外边，我忙扶起她。她缓缓地坐起来，疲惫地叹了一口气，把蓬乱的头发朝后捋了捋，破口就骂：“这鬼地方，吃一口水难死了！”
第二年夏天大旱，村子里十多口井里全没水了。人们只好张着大口，喘着粗气，去河道里挑水，还不过三天，河道里也干涸了。
幸好，我们村北边的龙头岭上有泉水！
一条黄土岭龙舞似的从北山里蜿蜒南下，到我们村北边，突然“扎”住了。这突然“扎”住的岭头，酷似龙头。几堆嵯峨参差的石包，酷似龙眼与虬角。龙口处嵌牛大青石板一面，石板下卧一口清泉。村里人把它叫龙泉。
龙泉旁边常年四季绿草丛生，水气氤氲。泉有笸篮大，清澈见底。泉中央桶粗般一堆水眼，有如莲花状爆出朵朵水花，冲起无数白色的沙粒，在水花中跳跃。这水花，千百年来，涌流不息。
龙泉下边，浇灌着一台台藕塘。夏天，满塘荷叶墨绿，星星点点闪出粉红色的荷花，煞是好看。小时候，我们常常光着屁股钻进池塘，偷人家的荸荠吃，用脚踩出像婴儿大腿样的藕，在龙泉中洗一洗就“咔嚓咔嚓”吃起来，发出脆生生的响声。
我们村出产的是九眼莲，白得跟雪一样。老人们传说，当年慈禧太后西安避难时，这九眼莲还曾经进过贡呢！
说来也怪，用龙泉的水做糊汤——关中农村用玉米糁熬成的稀饭，又稠又粘；用龙泉的水做豆腐，足足比井水一座要多出20多斤，而且又白又嫩。我们村卖豆腐的那个刘老五，常常是把豆腐块挂在秤钩搭上，向买主夸耀的。
井里没水，河里干涸，人们只好赶到龙头岭上去挑水。
要上龙头岭，必须绕着“之”字形石板小径，踏上一台台荷塘的堤坝，如同站立云头，亦似寻觅天庭。上上下下，挑一担水至少需半个小时。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那力不能及的妇女们，一个小时也别想回来……
吃水难啊！
这种艰难的吃水环境，大约从上古时期有了我们这个小山村开始，就这么一代一代遗传下来。没有人能改变它。
后来，我离开了我那小山村，进城做了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也就不再去操心有水没水的事了……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又一场大旱。我因母亲有病，回了一趟老家。刚走进巷口，就听见锣鼓家伙在不远处“咚咚锵，咚咚锵”地敲个不停。邻家老嫂子扑过来说：“嗬呀，你儿子可是功高盖世啊！他给咱们两条巷子安上了自来水，从今往后啊……”
原来，今天龙头要放水了。
大人、小孩，都拥到街道上，欢呼着，跳跃着，等着龙头喷水的那一瞬间。
邻人们见我回来了，就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我的大儿子收拾了在城里的企业，自己出资一万元，走东家串西家，商量把龙泉水引到各家各户来。人心所向，大伙儿很快扭成一股绳，几个年轻人立即从县城拉回两车弯弯曲曲的地下水管，婆娘女子娃一齐上阵，把那龙泉挖下30多米深，井底铺厚厚一层沙粒，又用青砖箍了井壁，水泥封了顶盖，水管子从地下送到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有的还送到了锅台上……
锣鼓家伙敲得正猛，人们“哗”地一下离我而去……原来总闸放水了！
我立即赶进家门，院子里被邻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隔壁王三爷站在我家院子中央的水龙头下，双手接着喷出来的清水，一掬掬送进嘴里，咂着唇舌……他放声笑了，笑皱了一脸核桃皮。笑着笑着，那笑声却变成了哭声，而且两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望着这清湛湛的自来水，我也抑制不住情感的阀门，想起代代相传的吃水难，我不禁热泪盈溢啊，亲爱的故乡，您从此告别了挑水吃的历史；自来水，这个神奇的梦幻，将世世代代滋润着这方温馨的土地！
原载《太原晚报》1998年10月30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