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涯，忙得我几乎忘却了我那位干娘，只知道她后来孤苦伶仃，被生产队五保了，当上了五保户。
改革开放后，使我重见天日。当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一些资本的时候，我想起了干娘。掐指算来，她至少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打发老婆去山区接她，让她老人家进城享一享清福。然而三天后，老婆从山区回来说，干娘已经过世了，前两天刚过完头周年，去年这个时候，脑溢血夺去了她的生命。死后就埋在女儿灵芝的墓坟旁边。
一个悲愤的消息，使我三天三夜没说一句话，沉默在无言的痛苦中。
2001年9月5日
山儿
说来挺有意思，十九岁那年，我在山里边认了一个干儿子。
那时，我正在高中读书。寒假里，父亲带我去洛南县两岔河，准备买两担木勺担到山外卖掉，给我凑第二年的学费。入夜后，我和父亲扛着扁担进山了。
走了整整一夜，天放亮的时候，我们赶到了一个叫青岗坪的小山村，父亲因为要小解，我就一个人前行了。
忽然，一个中年人抱着孩子从石头背后走出来，说：“喔，可算等到你了！”我正在纳闷，那中年人又说，“你，就是孩子的干爸，给，快把你干儿子抱一抱！”
我惶惶然不知所措，父亲走上来向我解释：“这是山里边的风俗——给娃碰干大（干爸）。碰见谁是谁，不管年龄大小。”
就这样，我这个还没有结婚的高中学生，就有了干儿子。
不容分说，我和父亲被中年人拉到了他的家里。家中烟雾腾腾，挤满了操着湖广口音的客家人。屋子中央摆了四张方桌，像要待客的样子。
我立即被几个留着长胡子的长者簇拥到“天地君亲师”牌位前边，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了。众人也都“轰”的一声围过来。父亲附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们要举行拜干爸仪式了。
中年人和他的媳妇抱着孩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我两口代表孩子给干爸磕头了。”说着就趴到地上一连磕了三个响头。
磕完头，四五个男女又将我从太师椅拉到了堂屋第一张桌子上，让我坐了上首。一声吆喝，七碟碟八碗碗撒满了一桌子。满屋子的人都入席了，大人小孩嚷嚷闹闹的，把个拜干爸仪式搅得轰轰烈烈。
吃完筵席，父亲给我一块钱，要我作为见面礼，用一条线拴在孩子的脖子上。我照办了。孩子的爹、娘，一再地道谢。此后，我就离开了干儿子的家。
第二年秋季，我去了距干儿子三十多里的山区教书。虽然在山区呆了好多年，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去他家，我几乎忘了商洛山中还有一个干儿子。
教了四年书，一场下放运动，把我又卷回了农村。
十八年后，正是我国从南到北乱砍滥伐的年代。为了糊口，我不得不去商洛山中割竹子。这竹子是当年生的嫩笋条，可做编笼编筐的原材料。风餐露宿，苦熬三天，终于割了六十多斤竹子，一根扁担挑了，颤悠悠地走出深山老林。偷砍木头的人，必须是夜深人静时从护林站门口经过，而且像个偷渡客似的蹑手蹑脚，颤颤兢兢。我呢？胆就大多了，大白天无拘无束地经过。
可是，当我“忽闪”着担子经过护林站门口时，一声严厉的吆喝，让我嘎然停住了脚步。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板着脸，把我带进了护林站。
在办公室里，那小伙子十分严肃地说：“你以为割竹子就不犯法？犯！照样犯！”我不由恐惧起来。那小伙又说：“下午，我派人把你捆到县上去！”
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下，接着，就瘫坐在办公室那湿漉漉的地面上。
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看见我坐在地上，就问：“你是哪里人？”我照实说了。他愣了一下，接着问：“你们村有个叫孙喜智的人，你认识吗？”我抬起头望了他一眼，说：“我就是孙喜智。”
那人瞅一眼小伙子，再问我：“你在山里边有个干儿子，还记得吗？”
我顿了大约两三秒钟，说：“是有个干儿子，青岗坪的。二十年前我去洛南县时认下的。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来往，我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那人证实了我的确是小伙子的干爸后，转过脸向着小伙子说：“狗旦，快过来，给干爸磕头。”
我被他扶到椅子上坐了，那叫作“狗旦”的小伙子，把一脸严肃换成了诚惶诚恐，真的趴到地下给我磕了一个头。
“我是狗旦的父亲，你还认识我吗？咱俩是在村外的大石头旁碰面的，我给孩子在那里碰了你这个干爸……”
我很惭愧，虽然认了狗旦作干儿子，却没有尽干爸的义务——给孩子送灯，给孩子戴“长命百岁”的银锁锁……
“狗旦如今是护林站的站长，手下还领导着四个兵哩！”狗旦的父亲说，“为了不和政策对抗，让狗旦避过众人的眼目，晚上帮你把竹子担到山外去。”
那个年代，我根本顾不了政策不政策，60多斤竹子可以换回40多斤玉米呀，够全家人吃半个月哩！我巴不得干儿子真能送我一程！
晚上，护林站的几个“兵”都去巡逻了，干儿子担起我的竹子，踏着月光，把我送到了山外我的家里。路上，我们说了许多话。
以后，每年正月初二，干儿子总要从商洛山中给我来拜年；改革开放后，我进城做生意，顾不上家里的责任田，干儿子就和他的儿子一起，帮我种，帮我收，直到把粮食拣净晒干，全部藏进库房里。
去年夏天，干儿子领着他的儿子突然找到城里来，说他那儿山洪暴发，一夜之间把小山村夷为平地，他的老婆和心爱的女儿被洪水冲走了，惟有他和儿子逃了出来。他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我给他的儿子安排个临时工干干。我能说什么呢？只好答应下来。
临回家时，我拿出五千元送他，他说：“这倒不必了！政府对我们安置的很好。全县各乡镇都把粮食送来了，还帮我们盖居民点哩。这两天正忙着生产自救，我得赶快回山里去……”
送走干儿子，我心里沉沉的。
2001年9月6日
山女
山女是我在商洛山中认的一个干女儿。
七八年前，我要给家里雇一个保姆，家在商洛的朋友老张，答应为我物色一个。
不及一月，老张的电话来了，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商洛山中。这儿是一个山区小镇，风景可谓美矣！四面环山，一条公路从镇子中间穿过。镇北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一座独木桥架通了南北两岸。小保姆就住在北岸的桃花村。
老张领我走进一户房屋低矮的人家，接待我们的是四十左右的夫妻俩。男的木木的，口里衔着烟锅“叭嗒叭嗒”地傻笑；女的倒也精干，只是人瘦了一些，而且瘦得让人感到她常年四季缺吃少穿。老张介绍说，这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叫“敏”，民办教师，在另一架沟里教初小。敏说，她教的那个初小距家里要翻两架沟，每天要往返跑两趟，学校只有11名学生，一二三四年级都有。她每月只能领到40元工资，就这，还不能按时发下来。她说，家庭经济十分拮据，大女儿已经上高二了，小女儿刚刚考上高中，男人又没有任何本领，因而，要供给两名高中学生，她实在无能为力。
这就是她要女儿去城里当保姆的原因。
老张把正在责任田中忙活的小女儿找了回来。她一见我就说：“我叫张美娟。”然后咧嘴笑了一下，垂着手站在一边了。看上去，张美娟至多十五岁，个儿不大，同样是瘦瘦的身材。我问她，既然考上高中了，为什么不去上学？她说：“我家里穷，父母亲拿不出两个人的学费来。我姐已经念了一年高中，而且在班里是学习尖子。家里缺钱花，我就想着进城打工，挣了钱，供我姐上完高中。”
我的心里一酸，不由得流下苦涩的眼泪。
屋子里一阵沉默。
我在心里盘算着，这样聪敏而又懂事的小女孩，我怎忍心让她当保姆，却要荒废她的前程呢？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拉了老张一下，说：“咱们走吧！”
张美娟一愣说：“怎么，您不要我？看不上我？”
我摇摇头说：“不是。不过……我觉得你年龄太小，又有天分，应该继续读书。”
当我们踏出张美娟家门槛时，她双手捂着脸面大声地哭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到西安，将商洛山中遇到的情况告诉了老婆，她也同时被沉重纠缠。半天后，她“咳嘘”一声说：“能不能赞助一点钱，让这孩子上完高中？”我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只是害怕你不同意。”她说：“我没有意见。你快给那边打个电话，让孩子作好上学的准备，咱们随后把钱寄过去。”
当天下午，我先寄走1000元，再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说明我们愿资助张美娟上完高中。老张在电话里千谢万谢，对我这种义举说了许多恭维的话。张美娟终于上学了。
寒假，张美娟和妈妈一同来到城里，说是专程感谢我们的。敏说：“我们来城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把美娟认给你们作干女儿，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我老婆忙说：“愿意，愿意，我们能有这么聪明的干女儿，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哩。”
于是，商洛山中就有了我的一个干女儿。
以后，每个学期我们都寄去1000元，直到张美娟高中毕业。
也就是四年前的秋季吧，张美娟忽然来到西安，说她考上了北京的某所大学，现在要去学校报到了。我和老婆自然高兴了一阵子。我们为资助了一个贫困生上完高中，如今又考上了全国一所名牌大学而感到自豪。老婆再张罗着给干女儿准备学费的时候，干女儿说：“我再也不麻烦二位老人了，商洛地区有个大企业，愿意出钱供我上完大学。他们的条件是，大学毕业后，我必须回到他们的企业去上班。”听了这话，我在心里说：“我们这个美丽的社会，是一个人情味极浓的大家庭。一方有难，四方支援。我的干女儿之所以能从辍学的危难线上挣扎到如今的大学生，完全是各方援助的结果。”
四年大学生活，四年艰苦的攀登。今年夏天，干女儿终于捧着大学文凭回来见我。我和老婆少不了一番祝贺的话语。当干女儿离开我们，要回商洛那家企业上班的时候，却突然泪水涌了出来，抽抽噎噎地说：“爸，妈，没有你们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定要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苦干，用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报答你们……还有那些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扶持过我的人……”
我为有这么个干女儿感到自豪！
2001年9月8日于陋室
原载《陕西高速》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