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以为这是我的骄气、傲气、文人气所致，其实不然，这和那些方面完全没有牵连，完全是个理想追求问题，是个人生选择问题。我历来以为，人生必须有理想和追求，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人一样。追求就必须有选择。虽然，选择有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慎重的事情。但是，一经选择，就应该坚定不移，应该无怨无悔。成天朝三暮四、好高骛远，患得患失，这样的人最没出息，自然不会有大的希望，更不会成为好的领导，成为对事业、对部下、对老百姓有责任感的人。有人说，理想是一种功利，选择更带有功利色彩。我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观点，尽管这些断言在某种意义上不无一定的道理，反映一定的现实。但这种认识却不无偏颇，甚至带有某种玩世不恭、对生活充满厌倦的心理。其实，关键看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追求，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不能说为功利选择就是一种完全的错误，但人生不应该全部都是功利，理想和追求也不应该全部充满了功利。人各有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追求和选择，每个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不同的，有的人可以终生选择一项事业，有的人则要经过多次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我们并非那种大写的人、中写的人，甚至连小写的人都不是，只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只是古人常说的那种草民类，尽管“民以食为天”今天依然属于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在我们这个已解决温饱、实现小康、逐渐奔向现代化的国度里，起码不应该将追逐名利、选择名利作为我们一生的追求，甚至惟一的追求。也有人说，出版作品就是为了名利，这也并不完全正确。如果说成功的出版中往往会充满功利色彩，作者可以名利双收，那也无可挑剔。但那种不成功的出版难道就没有功利色彩吗？尤其那种又要写作，又要自己出钱，又要自己发行，且发行极为困难的出版，又该怎样解释呢？当然，这样的尴尬对于我并不存在，尤其1993年以后，在我步入了创作的黄金期，写多少就有出版社和书商要多少，就能够出版多少。那时，我的思想也波动过，正赶上心情不畅，工作不顺，一些知心的前辈、当政的朋友，文化界、新闻界的同仁，又诚心提携和扶持，便动了总结一下就起身的念头，便想着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对于我这些所谓的新的选择、新的开始，完全离不开文化、艺术和新闻，与其说是一种新的选择和开始，倒不如说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更高层次、更长远的发展。这些年，我确实出版了一些作品，少说也有十几本，但严格意义上讲，除去文学和艺术作品，其它作品在我内心的统计中，从来是不算数的，我也从未真正统计过。包括那些获奖的作品，只要不是我一人动笔，从来不在我的统计之列，更不会将别人的作品拿来充数。就连《天湖的男人女人》这本由报告文学、少量新闻、主要由散文组成的著作，我也未将其真正列入文学的范畴，列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范畴。更没想到去主动出版一两本或几本新闻的书。这便是我说的那个理想问题、追求问题、选择问题。
不过，人生的问题很复杂，有时虽然理想和追求不可改变，如同我将人生作为一个长卷，虽然不能一画而就，始终按照一个形式画下去，但人生作为一段一段又一段，尽管内容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甚至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有所不同，但只要理想和追求没有改变，意义就完全是一样的。更何况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即使理想和追求很可贵，选择却往往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不仅是个报恩、回报、良心问题，更多的是要服从，是要服从需要。虽然每每此时内心会存有颇多的遗憾，抑或会有一种失落，忧伤的情绪也会不时地困扰自己。但久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遗憾、失落与困扰，就会在岁月沧桑中，慢慢被一种牺牲的境界、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甘于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为所代替了。于是，眼瞅着同期步人创作的朋友们，一个个极大的成功；眼瞅着一批批年轻的新人起来了，眼瞅着他442们的身后是一部部重头的著作；虽然自己每每如日落花黄，如即将燃尽的蜡烛，如秋日里飞舞的落叶，生命疾速地走向衰亡，青春渐渐随雨打风吹去。遗憾吗？确实不无遗憾。想想，如果那时有了另外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美景呢？6年多不搞创作，6年多几乎没有更多的文学作品问世，完全成了一个“万金油”，成了一个成天干着“平庸事”的平庸人。成天和一些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人搅在一起，混在一起，痛苦在一起，牺牲在一起，吵吵闹闹、琐琐屑屑，甚至骂骂咧咧在一起。
确实，我一直痛苦了很久，尤其那些生活的艺术时不时在你的眼前晃动；艺术的音符时不时在你的脚下跳跃；文化的感慨、文学的敏锐时不时在你脑海呼之欲出，使你不无激动，不无灵感。而每每此刻却又被诸多琐事、烦恼之事，甚至是一些偷鸡摸狗之事，搞得心烦意乱，有时气急败坏时，心中会不时地升起一股懊悔的情绪。就连这篇后记的写作过程，深夜里、假日里，竟然也成了痛苦的过程。本应一蹴而就，却成了一个连续数次被一些无端的人、无端的事，无情地、毫无道理地打断停下、重来的气愤过程。
或许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不管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只要有了选择，专注和付出就是必须的。其实，我停止写作和出版作品，也并非是一种简单因出版繁琐、市场运作复杂的原因所致，也不完全只是因为时间紧迫、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无有情绪和时间去创作所致，这确实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那种特殊的存在背景下，我对艺术的认识，不能不进行新的理解；在我心灵深处，对担负的工作和艺术，不能不进行新的调整和分工，尤其肩上挑起社长兼总编辑这副重担之后，我的责任告诉我，必须将许多一往情深的追求，一直以生命作为代价、一生作为代价的文学事业暂时停止下来，暂时抛在脑后。必须牺牲这一生中最佳的创作黄金期，去全身心地履行一项新的使命，去开始一项全面地奉献，开始一项春蚕至死、余丝未尽的新的事业。尽管不情愿，也必须如此，且要具备一种永远只争朝夕的精神。
为此，少出几本书，甚至从此不再出书，也就成了一种自然，成了一种必然，甚至成了一种必须。
其实，中国传统美学中早有“淡则雅致方能脱尘俗”之说，真正的艺术并不以存有多少量而论，艺术的高低更不以存有多少浮躁来进行区别，真正的艺术家是甘于寂寞的，是不以外物的实用功利所滞碍审美观照的。山水名家陈玉圃在画论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之所以有烦恼是因为有‘物欲’，‘物欲’越大，烦恼就越深。要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那就要舍弃，或者至少要节制‘物欲’。况且诸法无常，不仅名利，连生命都是无法想象的虚空，追逐名利、物欲又有何意义呢？又有什么意思呢？”陈玉圃先生选择了甘守寂寞之道，使他“画道无为”的艺术找到了凭借，这种“去物”的审美观照方式，使他的画作“不留一物，其神却与万物交融”。应该说，陈玉圃先生的这一艺术观是非常正确的。多年来，我虽然一直忙于管理，奋斗于这个整体的事业，但正是守着这样的原则，甘于寂寞地日复一日地做着利他利人的事情，久之，便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渐渐便没有了那种浮躁，没有了那种热盼，乍一看每天也在“轰轰烈烈”，却没有了那种求荣求利的欲望。只想干点实事，做个普通人。而对文学与艺术的追求，也从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到渐渐走向平和，走向自然，以至完全放弃了那种常人具有的追名逐利观。
当然，人生的事情是很多的，有时很忙乱、繁杂。但我历来以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既能善于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又能善于驾驭这种繁杂和忙乱。如何在这种忙乱与繁杂中，处理好分工，处理好繁杂和创作的关系，从而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一种平和宁静的审美境界，确实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仅仅依靠摆脱物欲的缠绕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我1：劳”的缠绕，也就是说还必须“去我”。这种“我”就如同陈玉圃先生在画论《心画臆说》中所讲“心画”之“心”一样。他说：“所谓心者，本性空明清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作为画家“不应执著外相，要透过色声香味触法诸外境，近窥其原自清寂的本真，而所谓‘心画’之‘心’，本真心而已。本真心寂兮寥兮，不着空有，作为画人，或执著于遣兴之快意，或执著于绘画之形式，从理论上说，却没有发现本真的奥秘！”那么，画家如何能求取“本真心”呢？在他看来一是“无为”，一是“无心”。所谓“无为”是“无求、无住也”；所谓“无心”是“无欲、无想也”。只有“四无”才能摆脱“我”对“画心”的缠绕，才能求得画家的“本真心”。求得了“本真心”，自然作画无欲，故心境澄明，澄明则慧出，慧出则心无滞碍，故能心忘乎手，手忘乎画，使心与画圆融一体。
应该说，陈玉圃先生绘画、教书、解惑、育人，实为楷模，他的这“去———劳”、“我四无”的理论，确实具有较深刻的哲学思考，确实有着很现实的学习和借鉴作用。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还是真的就受了陈玉圃先生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年，我确确实实放下了文学创作，潜心做起了管理者、“报匠”的工作，渐渐便“炼”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万金油”。尽管手里依然压着100多万字未出版的文学作品，却再没有去寻找任何一家出版社、任何一个出版商去出版这些作品，就任凭这些文稿逐渐地变黄、变腐，甚至变烂，一切顺其自然，一切随它去了。确实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这种出版的情绪和出版的冲动了。
难道我真的放弃那些与我血肉之躯共存的艺术了吗？真的放弃对艺术的那种执著追求了吗？心如秋水，吾自入定。其实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从名利人生、自慰人生，到表现世事沧桑，再到觉悟人生，早已是我艺术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乃文学的四步曲。前两步我确信已完成，尽管有着颇多教训和失误，但后两步则刚刚开始不久，又是一条正道，怎么可能停下来呢？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要么别人当你的人梯，要么你心甘情愿地当别人的人梯。何为祧李满天下，虽然这句话用在这里并非恰当，但它自有其间的道理。近几年，每每朋友们来报社做客、办事，看到我们的艺术走廊，称赞有文化、有气氛、有品位；每每业内的同仁们拿起这份报纸，说这是文化人办的报纸；每每诸画家、名家拿起这份报纸，发自内心地说，这份报纸从形式到内容有文化，甚至纷纷给我来信美誉这份报纸的文化特色、艺术品位及办报层次，均因有了几位懂艺术、有文化的总编们。又因总编们培养出了成批有文化、懂艺术的人，这报纸、这支办报的队伍便整个地具有了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便整个地具有了一种蒸蒸日上的文人气，或叫朝气、正气、人气吧。每每此时，我会为自己的这种放弃和选择感到欣慰。尽管大家的赞美不无鼓励之意，尽管我深知其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但其中也充满对我这种新艺术观、大艺术观、大众艺术观的认可。这些年我个人的作品虽然少了，但我身边的同事们、我手下的编辑记者们，他们的作品却多了，也不乏上品、精品，这最使我感到高兴。面对这种丰收的局面，难道这种放弃和牺牲还不值吗？
正基于此，在大家的推动下，我便动了将这部分新闻、理论文稿，及一小部分获奖作品、摄影作品无偿地捐献出来，以使读者能够从中去体察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奋斗史、生存奋斗史和艰难发展史。也希望那些新闻、理论、文化、艺术、创新、改革，对新闻工作者、人口与计生工作者确能起到些许启示、参考、借鉴作用，也就足够了。
从未想过让报社投资，也没想过靠这本书挣钱。即便春节带着两个孩子，怀着沉痛的心情，站在老父亲和妹妹、妹夫的墓碑前祭奠，望着那片依然不够富裕的土地，望着身后那座污染依然严重的城市的轮廓，望着两个还未成年，如今却全部归属我抚养的孩子，虽然心情沉重，也丝毫未动过半点这个心思。原本就是要自己解决。
发自内心地感谢深圳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昝学全总经理、邱德利副总经理。当他们听说我要无偿地捐献这本书时，很快便做出由他们买断，由他们赠送给报社和全国特约记者的决定，他们使我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捐献的愿望。
也非常感谢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的老前辈、老领导邵华泽、范敬宜、刘炳森、王光美、田雪原、邬沧萍、张纯元等名家和专家为我热诚题词，特别是范敬宜老师还为我题写了书名。我的同事们，他们为我做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和我一起搭档、共同奋斗了6年多的泉福兄，还为我写了一个长跋，给了我诸多的肯定与鼓励。出版界的领导和朋友们，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我的这些作品。或许不仅仅是因为昆仑出版社这个全军最知名、最重要、最权威的出版社和我们相邻，运作起来方便，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主要还是出于一种信任、一种向往、一种作为军人多年来一直珍藏的情感，便有了这样的选择。
几十万字，并不算多，权当是我对人口新闻事业献上的一份赤诚，是对培养、造就我成长的报社献上的一份深深的爱。
2002年3月6日
